八国联军侵华是近代列强侵华和平的继续，《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开始扶植中国各路封建势力作为其侵华代理人。帝国主义躲在各自的代理人背后，通过操纵他们来实现本人的侵华意图，这大大添加了中国人民认清全部敌人的困难。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只要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才能最终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这两大历史任务。

一，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

近代以来，一部分西方传教士以传教名义，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干涉中国司法，形成了很多教民与当地百姓的矛盾。

184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人在上海青浦县与漕船水手争论被打，英国竟派军舰封锁吴淞口，最初把中国漕船水手分别处以充军、判刑、枷号，并赔偿白银200两，甚至还把青浦县令和上海道等官员予以解职，这是惊动一时的青浦教案。此后六七十年代，还发生了影响严重的贵阳、南昌、衡州、重庆、第一二次酉阳、扬州、凤山、安庆、建德教案等。

1870年，天津一带发生瘟疫，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大批婴孩死亡，民间谣言有说是“有谓用迷药拐幼孩者......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在天津抓捕到的拐犯中，有讯问出牵涉教堂等情况。民众激愤，与教士发生口角、争斗，法国驻天津领事竟然气势汹汹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问罪，并开枪。民众忍无可忍，打死法、俄神甫、修女等19人、焚毁英美教堂数所。在列强压力下，曾国藩判处20人死刑（后16人死刑，4人缓刑），25人流放（包括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赔偿英法白银49万两，崇厚赴法国道歉等。此后教案不断，中国人民对洋教的仇恨不断积累。

19世纪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将山东侵占为势力范围，外国教会势力遍及山东。1897年山东巨野两名德国传教士遭乡民袭击被杀，德国借此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租胶州湾，并设立中立区 ，德军在此可以自在举动。1898年，黄河决口，1899年，山东大旱。人们相信是因为教会和洋人不拜中国神仙祖宗，惹怒上天所致。各地纷纷衰亡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口号，发起于山东冠县，后向直隶转移，打破清军封锁进入北京。清政府看到内乱难以平复，外患一直不绝，遂决定利用义和团抵抗外来侵略。列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明令反抗义和团，否则将直接出兵干涉、“代为剿平”。清政府虽然惴惴不安，但又“错误预判”，认为列强还不至于到发动侵华和平的地步。

1900年5月，列强决定出兵侵华。6月初，英、美、德、日、俄、法、意、奥等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发。义和团和清军在廊坊、杨村等地阻击敌人，阻止了其进犯北京的步伐。6月21日，慈禧太后因为听说洋人要让她归政光绪皇帝，大怒，向11个国家发布“宣战”诏书。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此前慈禧太后带领皇帝大臣等逃往西安。列强军队进入北京，滥杀无辜、公开抢劫，最初对北京实行了分区占领。

慈禧太后在押亡中发布对义和团“痛加铲除”明令，企图以此消减洋人的怒气、减轻本人的罪责，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最终失败。

二，写在事件之后

在对待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清政府、慈禧太后再一次暴露其反动本质。而由于对西方事务的认识局限，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一些盲目排外和可叹可悲的行为，但义和团运动不能因而被嘲笑，而是值得敬佩。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们长期遭到封建社会“愚民政策”的制约，当时他们没无机会，也没有能力，去了解西方、认识世界。但是当国家日益沦丧，洋人横行，他们的利益遭到侵犯而官府却“不在场”时，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凭着朴素的爱国主义感情，自发地组织起来，以血肉之躯对抗洋人的钢铁枪炮，慷慨悲壮，牺牲巨大！

比起那些尸位素餐、不谋其政，不惜卖国以保私利的统治者；以及那些崇洋媚外、卑躬屈膝乃至背叛民族、助纣为虐的卖国贼，不知要高尚几千万倍！

三，《辛丑条约》

1901年7月25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北京与英、美、法、德、俄、日、意、奥、西、荷、比11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内容包括：1．赔款。清政府赔款各国白银4.5亿两（中国人每人1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约9.82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2．划定使馆区，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3．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列强可在铁路等重要地区驻军。4．清政府承诺反抗反帝斗争。5．对德、日“谢罪”。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石牌坊，即“克林德碑”。6．惩治附合过义和团的官员。7．设立外务部。

慈禧太后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言语和反抗爱国官民等行为，清楚地表明了清政府已经完全沦为了“洋人的朝廷”，完全沦为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四，列强侵华特征的变化

资本主义衰亡之后，其发展历程伴随着血淋淋的对外侵略、掠夺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但由于其所处的时代不同，受本身力量限制，其对外侵略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工业革命前的几百年里，西方国家生产力水平无限，军事力量相对薄弱，侵略者就选择比他们愈加落后的非洲、美洲等地进行侵略：以国家对部落，以军队对村民，还是具有一定优势。而对于中国这样的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以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对中国封建家庭手工业，经济上不占优势，军事上不占优势、文化上不占优势。他们只能在中国边缘寻机侵略，这体现在对澳门、台湾等地的侵略上。

19世纪40—60 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逐渐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机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产品的积压和原料的匮乏使列强急需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商品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体现出以“商品输出”和掠夺原料为主的特征，不平等条约中的“开口通商和协定关税”等内容就是这一侵略要求的具体体现。与之构成鲜明对照的是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俄国，它对中国的侵略就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特征：以割占土地为次要侵略方式。

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由自在阶段进入了垄断阶段。几十年的资本积累和对利润的无休止的追求，使帝国主义列强急需把大量的资本投往海外。在这种情况下，列强的对外侵略特征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资本输出为辅，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出为辅。其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修路办厂、开设银行、争做债主”等内容就是这一特征的直接表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对世界的瓜分日益激烈，它们之间的矛盾争斗也日趋尖锐，列强很难再像以往那样联起手来共同侵略中国，因而纷纷寻找其在华的代理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教训了侵略者，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国人民“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此外中国之腐朽政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急需得到列强的支持而甘心成为列强侵华的工具。故而此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即在原来经济侵略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为以政治上全面控制中国的反动政府为次要手段，即扶植代理人。

帝国主义躲在各自的代理人背后，通过操纵他们来实现本人的侵华意图，这大大添加了中国人民认清全部敌人的困难。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只要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才能最终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这两大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