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的价值何在？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发达，向来以史籍完备著称。俗语有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二十四史”即是对二十四部野史的总称。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点校本二十五史，比二十四史多出一部《清史稿》。而开明书店在民国时出版过一套《二十五史》，除二十四史外，还收入了一部《新元史》。10月11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元史》整理本在沪首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元史专家姚大力评价，《新元史》是元史研究中未能充分利用、吸收的成果之最，整理本的出版无望让这座待开发的宝藏得到更多研究和利用。
《元史》成书仓促，多有不足。因而，不断有学者补订、考证元史。柯劭忞的《新元史》可谓总其大成。柯劭忞（1850-1933），字凤荪，又字凤笙，别号蓼园，山东胶州人。清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宣统二年选为资政院议员，出任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民国三年，选为参政院参野史。章太炎评价说：“柯书繁富，视旧史为优，列入野史可无愧色。”
柯劭忞一生治学，身兼小学、经学、史学、词章四段。张尔田称他于“天文、历算、舆地、声韵、训诂，靡不综贯”。于经学，柯氏治《穀梁》，有《春秋穀梁传注》行世。而在诗词上，王国维更是称许道：“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四十岁前，他专力于校注《文献通考》，可惜由于捻军战事影响，稿本全失，遂改治元史。
《新元史》共二百五十七卷。柯氏为撰写此书，曾翻检过多达八千卷的《永乐大典》，并广泛参考西方史料和清代钱大昕以来各家研究《元史》的成果。总体而言，《新元史》体例较为严谨，采择文献丰富，无愧为野史之一。
在《新元史》整理本的出版过程中，对其编纂刊刻流传情况的整理考证成为重点。《新元史》特约编辑，学者、出版人李伟国引见，《新元史》刊行过程较为奇特，先有铅印本（1917年），再有刻印本，即“退耕堂开雕”初刻本（1920年），柯劭忞晚年时又进行了一番修订，是为庚午重订本（1930年）。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二十五史》，将《新元史》收入，特意向柯劭忞的家属购买了版权，这也使得《新元史》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新出版物。
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次出版的整理本，以庚午重订本为底本，“退耕堂开雕”初刻本为校本，参校以《元史》、《续文献通考》、元人碑传、文集等，遇有异同之处，凡可判定为《新元史》明显讹误者，适当改字出校，否则以异同校列之，或不出校勘记，以尽量保持《新元史》原著面貌。李伟国引见，由于庚午重订本是在“退耕堂开雕”初刻本基础上增补、修订的，除改动字数较多之处，不少修订之处是在刻板上直接涂抹重雕，因而技术性的错讹之处时有发生，虽然庚午重订本总体上优于初刻本，但仍须与初刻本反复对照，以保精确。也正是因为元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新元史》刊行过程的奇特，使得《新元史》的整理出版难度颇高。《新元史》总校、出版人黄曙辉感慨，上海古籍出版社专家型编辑团队和审稿专家的助力，是书稿得以出版的一大功臣。
“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转型之际出现了三部旧式史书。其中，《清史稿》应时局所需，为前代修史的传统，另有两位史学巨人以一己之力遵照传统记传体重写了旧史书体裁的绝响之作。有意思的是，这二人重写的都是元史，除了柯劭忞的《新元史》，还有屠寄的《蒙兀儿史记》。而柯劭忞担任清史馆总纂，代理馆长，纂修《清史稿》，可以说，三部旧式史书中，他一人就占了一部半。“姚大力说。
《新元史》纂成以后，在学者中就不乏批评的声音，批评者大致不能认同《新元史》仍为传统史学之旧体，而非现代学者著作之新体。对此，姚大力认为，三部旧式史书的问世一方面体现了史学家本人不愿随时代前行，负隅顽抗的姿势，这是个人之选择，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时代洪流毕竟滚滚向前，不可阻挠。”对于《新元史》最精到的评价当属王国维所说‘《新元史》无索引，检查不易’。正因其检查不易，既不能作为元史史料来使用，又难以在茫茫记载中发现柯劭忞的个人所见，使得其作为个人研究心得所用。此次《新元史》整理本的问世是一个契机，将让后来者重新认识柯劭忞的学术成就和不足，让这个宝贵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求得对于元史新的理解。”
《新元史》
柯劭忞 撰
张京华 黄曙辉 总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文转载自上观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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