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追求次序，同样也在制造无序。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杜伦大学人类学终身教授罗伯特·莱顿在《次序、失序与和平：社会顺应与社会信任》（[英]罗伯特·莱顿著，魏澜、纳日碧力戈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2）中指出，理性举动是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而不是启蒙运动后的欧洲所独有。近年来关于暴力之进化价值的主张，误解了人类策略的复杂性，以及实施这些策略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
人们出于本身利益而建立关系
为什么社会变革有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而另一些时候社会却陷入混乱和内战？托马斯·霍布斯和拿破仑·夏侬提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人类天生就有暴力倾向，只要当国家或其他仲裁者确保每个人都能履行其社会义务时，人类才会放弃和平。如果国家式微，则会导致无政府形态。约翰·洛克和亚当·弗格森提倡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人们不断能够通过认识到社会次序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来建立合作与互惠关系。但是，随着互信程度的变化，或通过共同举动增进幸福的程度的变化，社会关系的范围也会发生变化。社会变革会破坏信任并剥夺人们所需的资源。信任是一种脆弱的资源。在搭便车能带来高报答的地方（如约翰内斯堡的淘金热），人们可能会做出放弃共同义务的决定。在资源固定、不信任他人的情况下，个人可能断绝广泛的社会联系，只承认与同村、亲族或族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些村寨、亲族或族群常常对稀缺资源的优先权加以维护。
人们出于本身利益而建立关系并构成了市民社会。我不怀疑人们可能会有无私的利他主义行为，但从“底线”开始会更具说服力——如果要维持社会关系，就必须满足个人利益。竞争与利用在人类社会中跟合作与互助同等重要。市民社会能否被视为“好事”，既取决于社会次序的特征，又取决于评价者的立场。那些认为社会应该由个体企业家组成的人，与那些认为互助是人类福祉的关键要素的人，所倡导的市民社会是不同的。在存在国家压迫的地方，市民社会发挥促进人权的重要作用。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经历经济困难的时候，市民社会中的派系之争能毁掉许多公民的生活。
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了可变性和偶然性，即种群内部行为的可变性和环境中的偶然性。即便侵略和和平为亚诺玛米男性带来了好处，但这也不能证明，和平在任何普遍意义上是好的选择。并非所有的亚诺玛米人都是“杀手”，那些寻求这种声誉的人会利用亚诺玛米联盟特殊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是难以维持村庄之间的信任形成的。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对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社会策略的相对结果的普遍理解，要比一种假定的人格类型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成功（如对涂尔干在其他杀研究中所认为的那样）愈加重要。
当社会关系网遭到破坏就会发生和平
认为黑猩猩群际侵犯与人类和平之间有直接进化联系是简单化的论点。人类与黑猩猩在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上有所不同，人类个体的社会关系超出了当地范围。人类已经发展出了更强的学习能力，以及更强的保持多种社会关系的能力。从亲属关系的文化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技能不能使人类摆脱自然选择的束缚，但可以使我们对社会生活的挑战做出更灵活、更创新的反应。毫无疑问，我们保持互惠关系形态的能力来自遗传性。人类大脑的进化可以与灵长类动物（即猿和猴）中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相婚配，但是这种情况所顺应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系由社会建构。媾和技艺随灵长类动物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同步构成。
当社会关系网遭到破坏时，就会发生人类和平。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系统，易受混乱时期的干扰。系统的形态越不稳定，一个偶然的小事件沿着新的历史轨迹偏移的可能性就越大。正是在这样的时辰，无私的领导人或不道德的大众媒体（像在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才有最大的机会改变历史进程。在不确定的时期，人们情愿接受提供迅捷方案的任何人做领导者，却不顾其方案后来被证明如何不可行。一旦人们可以在广大社会中预见到彼此的依赖即将终结，他们就可能放弃相互间的义务，并寻求在一个较排外的群体中重新建立关系。致命武器的供应可以加剧和平，有时甚至超出当地和解程序所能处理的范围。领导人的操纵行为对挑起和平起到部分作用，无论他们是小规模、非集权社会中的本地大人物，还是民族国家的领导人。但是，领导者只限于操纵由社群构建、维持或否定并且在这个社群中运转的社会关系。（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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