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锦绣山河，同庆盛世华诞！

今天，是新中国诞辰73周年。1949年的今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正式成为新中国的国号，响彻世界。

然而，在筹备开国大典之前，新中国的国名最后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国名的确立也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关于“新中国”的构想，更是一部磅礴跌宕的革命史。

那么，你晓得“新中国”构想的由来吗？晓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的由来吗？

作为中国人，如果连祖国国名的来由都不清楚，会不会太窘了点？

一、黑暗中的摸索，是迎接光明的预备

1840年，鸦片和平迸发后，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西方列强敲开了清政府腐朽的大门，开始了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中国就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西方列强侵略步伐的加速，中国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和平、中法和平、中日甲午和平、八国联军侵华等和平的蹂躏，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上千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再加上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使中国到了瓜分豆剖、渐露机牙的存亡关头。

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浩劫，坚毅不屈的中国人民开始奋起反抗，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策，于是迸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以农民为主导的抗争。

然而，他们没有看清国内与国际情势，没无意识到腐朽落后的封建民主统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早已无法顺应新世界的生存。他们企图通过封建王朝的更迭、依靠腐朽清政府的觉醒，来挽救民族危亡的美梦注定破灭。

在农民运动失败后，地主阶级又有了“新发现”。

“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他们发现，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上长驱直入、横行霸道，次要是因为西方国家拥有先进的工艺技巧、船坚炮利，较之清王朝的长剑短刃，军事力量几乎是云泥之别。

于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末重臣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构想，由此展开风风火火的洋务运动。

兴洋学、修铁路、办工厂、强军事，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无意识到的是，“器技”并非西方国家的命脉所在，仅仅只是“形而下之粗迹”罢了。

所以，洋务运动这场持续30多年，声势浩大，渴望“器技”救国的美梦，最终在中日甲午和平中，以北洋水师的覆灭而宣告破产。

农民运动、实业救国的构想破灭了，但不屈不挠，渴望国家解放、民族独立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因而灰心丧气，反而越挫越勇，继续探索新的救国方案。

在救亡图存思潮的推动下，建立“新中国”成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们思考出来的首要出路，也是中国人民的迫切需求。

最早提出“新中国”概念的人是康无为。面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环伺的危机，1888年，康无为提出：“既审中国之亡，救之不得，坐视不忍，大发浮海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运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

他们认为，形成中国与西方巨大差异的根本缘由是政治制度的不同，因而效仿西方政治制度，进行政治变革成了当时社会最急切地需求。于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诞生了。

以康无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企图通过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

而以孙中山、章太炎、黄兴、邹容、蔡元培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改良太过柔和，不足以改变中国当时腐朽落后的封建民主制度，于是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渴望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封建王朝，实现国家复兴的愿望。

但不论是倡导改良的维新派，还是发动革命的革命派，他们都没有抓住中国当时的根本问题，当时中国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政治体制问题，其最内在的根源是文化问题。

此外，他们的改良和革命都没有切实结合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无论多么努力，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最初都只能陷入绝境。

虽然康无为及其后的革命者，都没能成功地建立能够实现国家复兴、民族独立的“新中国”，但他们所做努力之伟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明提供了重要的预备。

二、“新中国”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列强肆虐，国家岌岌可危，百姓水深火热，中国与中国人民急需新思想的引领，来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产党自诞生之日，就在竭尽全力构想并实践“新中国”的伟大梦想！

辛亥革命之后，军阀割据混战，名为共和国家，但实际上，政权仍旧掌握在军阀手里，而执政的军阀往往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致使民主政治未能成功。为此，党的二大提出“用自在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主主义，没有精确剖析判断出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所以这一构想不幸早夭了。

和平宣言》明确提出：“统一中国，形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中国。”

这是“新中国”三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此时，党对“新中国”的构想则是移植模仿苏联的模式，其性质工农民主共和国，即工人、农民民主专政。

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扩大了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但它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最终免不了流产。

在对我国国情进行深入分析后，1936年，为顺应广大人民民主的要求，团结全国一切力量积极抗日，保障我国领土完整，预防中国人民蒙受亡国灭种之惨祸，我党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

但直到此时，新旧民主依然没有明确的区分与界定，使得民主共和遭到诸多挑战。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前提下，1940年，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问世，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建国方略，带领中国向“新”而行。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内战。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共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新中国”的问题。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和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机点。

由此，毛主席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阵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提出建立一个“独立、自在、富强和统一”的“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关于“新中国”的构想，在经历了磅礴而跌宕的演进后终于实现了，它的演变历程可谓是一部热血又曲折的革命史，它的由来一直与人民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数万万中国人民的选择！

三、国名确定引争论，清华教授提议被采纳

“新中国”的成立，自然少不了一个符合国家性质的国名。国名是一个国家的意味，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更是一个国家灵魂与精神的所在。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讨论建国的有关事宜，由毛泽东主席致辞，最初，他高呼了一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与会的不少代表认为，这个国名太长了。

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张志让率先发表了不同意见，提议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则可改称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大多数代表都赞同此提议，认为前两个名称简约，后一个名称在理。

但会议进行到最初一天时，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却提出了新的看法：“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随后，张奚若给出解释，他认为有“人民”二字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岂有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况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与“人民”同意。“人民”两字就已经表达了“为共和而非民主，是民主而非君主”的意思，所以去掉“民主”两字更为妥帖。

毛主席听后，十分赞同。但国家名称关乎国体，兹事体大，马虎不得，必须要反复推敲，并考量各方面因素。

关于国名的问题，以董必武为首的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就国家名称、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准绳等多方面问题逐一展开细致、严谨的讨论。

8月17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初步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

其实，当时对国名争议最大的是简称问题。

在提交审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文件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后面，还跟着“中华民国”这一简称。这四个字立刻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一部分代表认为要将“中华民国”的简称写入《共同纲领》，一方面，这个名称可以照顾到统一阵线中的各个组织；另一方面，老百姓受教育程度低，在感情上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华民国”这个名称。

而另一部分代表则反对将这一简称写入《共同纲领》，“中华民国”代表的是旧中国的统治，代表的是旧民主主义，表面民主，实则官僚，与人民的利益丝毫没有关联。而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真正的以人民的利益为首，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所以要与过去区分开来。

9月26日，周恩来总理邀请20多位70岁左右的政协代表，在六国饭店商讨“中华民国”这一简称的去留问题。

当天共有18位代表发言，其中16人皆主张不用简称。

1949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不使用“中华民国”这一简称。自此，新中国的国名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着中国的迅猛崛起，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中国的名字响彻世界的每个角落，不只如此，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也快速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今天，是新中国诞辰73周年，同庆盛世中华，共鉴时代新章。

中国必将继续带领人民勇往直前，开创幸福生活，也将引领世界走向“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自在、和谐的“世界大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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