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子湖畔一枝梅 -

郭沫若与浙江姑娘徐亦定在杭州邂逅的一段诗情爱意

　　月影儿快要圆时，

　　春风吹来了一番花信。

　　我便踱往那西子湖边，

　　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

　　我攀折了你这枝梅花，

　　虔诚地在瓶中供养，

我做了个巡礼的蜂儿，

　　吮吸着你的清香。

　　啊，人如要说我痴迷，

　　我也有我的针刺。

　　试问人是谁不爱花，

　　他虽是学花无语。

　　我爱兰也爱蔷薇，

　　我爱诗也爱图画，

　　我如今又爱了梅花，

　　我于心有何惧怕？

　　梅花呀，我谢你幽情，

　　你带回了我的青春。

我久已干涸了的心泉，

　　又从我化石的胸中飞迸。

　　我这个小小的瓶中，

　　每日有清泉灌注，

　　梅花哟，我深深祝你长存，

　　永远的春风和煦。

　　这是时为着名青年诗人的郭沫若1925年3月9日写的《献诗》（组诗《瓶》的外一首）。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用优美的诗句向“梅花”献上了本人的满腔爱意，并隐约诉说了一段恋爱故事。

郭沫若诗中的“梅花”是谁？

他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写成组诗《瓶》和同题散文《孤山的梅花》的呢？

这不断是中国诗坛乃至整个文坛关注的一个悬案。

虽然此前也有几位作者写过有关这一方面的文章，但各种说法莫衷一是，有的说《瓶》中的“梅花”确有其人，《孤山的梅花》一文则是虚构的；

甚至有专家说《孤山的梅花》内容是写实的，而《瓶》是虚构的，直到至今仍有诸多悬疑之处。

在采访《星河》诗刊总编、着名诗歌评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骆寒超教授时，他也向笔者聊起了这一诗坛悬案，但我查证了郭沫若1936年4月据诗人蒲风在日本拜访郭沫若时，特意问他：

“《瓶》的组诗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郭沫若回答说：

“全是写实，并无多少想象成分。”

笔者认为这是现实。另据上海文史馆沈飞德先生曾采访过郁达夫先生夫人王映霞时，当时健在的王女士向他引见郭沫若诗中的“梅花”就是与笔者同乡同宗的徐亦定。笔者因而对此悬案产生了浓厚兴味，并采访了浙江省江山市的多位文化艺术界人士，查阅了许多书刊及相关材料，对此悬案作了一番新的探究。

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安娜

郭沫若应邀赴杭州

1924年冬天，32岁的郭沫若带着日本妻子安娜（佐藤富子）和3个子女从东京回国，住在上海环龙路44号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在此前的1921年6月8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赴日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多次在上海和日本协商，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的郁达夫寓所中，利用上海泰东图书局的一些条件，成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晚期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秋天，他们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后收入丛书中的有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还有郭沫若翻译的德国着名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

随着事业发展，1922年5月起，创造社在上海编辑出版了《创造》季刊；1923年5月起，又编辑出版了《创造周报》；同年7月，他们还在《中华新报》上开辟文学副刊《创造日》。1926年3月15日，他们在上海四川北路1811弄麦拿里41号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

郭沫若是最后提议创造社者，所以同仁中有人称：“沫若为创造社之骨，仿吾为韧带，资平为肉，达夫为皮。”郭沫若思想活跃，创作勤奋，他在创造社编辑出版的书报刊中发表了许多诗歌等文学作品，以全新的文艺思想、创作倾向和较高的文学水准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关注，极大提高了这位青年诗人在中国诗坛的知名度，他因而被誉为“中国新诗第一人”,还常有读者写信给他。

1925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四），郭沫若收到一位杭州友人寄来的一封信，邀请他到杭州西湖赏月观梅。2月中旬，郭沫若先向妻子安娜说明了杭州友人邀请他游西湖的事，安娜并没有阻拦，他本想带孩子同去杭州玩，但因当时军阀混战路上怕有危险，后来还是本人一个人乘上从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

宝石山上的邂逅

　　千百年来，杭州西湖就有“白娘子与许仙断桥相会”、“梁山伯与祝英台万松书院同窗求学”、“苏小小助穷书生鲍仁赴京考功名”等爱情的传说。没想到郭沫若这次游西湖，也留下一段新的爱情传奇。

到达杭州后，郭沫若先在旅馆住了一夜。2月15日上午，他在徐葆炎等友人的陪同下来到西湖之滨北山路边的一条上山路子开始攀爬宝石山。宝石山位于西湖的西北面，山高78米，山体属火成岩中的流纹岩和凝灰岩，含氧化铁，呈赭红色，在日光映照下，如流霞绚丽，熠熠闪光，似翡翠玛瑙一般，因而取名宝石山。秀丽挺拔的保俶塔就挺拔在宝石山东巅，它是西湖风景线上一个突出亮丽的标志。保俶塔又名应天塔、宝石塔、宝所塔，系五代吴越国宰相吴延爽为佑国王钱弘俶召赴京（开封）平安归来而建，富有历史文化神韵。因而，宝石山是人们游西湖的爱爬之山。

为了添加旅游的欢乐气氛，徐葆炎还把在杭州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读书的堂妹徐亦定一起叫去陪郭沫若等人游西湖。徐亦定原名徐逸庭，1907年出生。至于她的家址，上世纪90年代初骆寒超教授曾委托时任浙江省江山市政协副主席何蔚萍去查过，是在江山市城关镇市心街经堂右巷2号一个书香之家。另据江山史书记载：徐亦定的祖上曾出过一位叫徐霈的大人物，徐霈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期曾拜着名理学家王阳明为师，为王阳明之得意门生，深得“致良知”哲学之要旨。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之后入仕途，历任两湖监察御史、朝廷监察御史。嘉靖二十七年（15奸臣徐霈又被朝廷起用，历任河南学政、广东左布政使。隆庆初年（约1567）借徐霈病辞官回乡，于江山县城北郊的大樟树底一带创办“东溪书院”,他亲身主讲王阳明理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因其德行学识名噪一时，被人尊称为东溪先生。徐霈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以当时极稀有的90岁高龄辞世，其生前还着有《世德乘》《道器真妄诸说》《东溪文集》传世。

徐亦定少女时期就读于江山县西河女校，这所学校是“五。四”运动后，江山县在北京“求是学社”任次要成员的毛咸决心把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传播到全江山，所以就与江山毛氏宗祠协商并提供200元大洋创办而成，学校由王政敏任校长，在江山首开先河招收了100多名女生，并坚持用白话文教学。先后培养出比较优秀的学生有曾加入鲁迅领导的右翼作家联盟的王亦民，与后来成为前国民政府内阁总理熊希龄夫人的毛彦文等一批女生。其中徐亦定与毛西居的成绩为全校最优秀，因而徐亦定从西河女校毕业后，就被保送到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念书。后来，她还利用假期回到西河女校当过义务教师，以报学校教育之恩。

徐亦定升学的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就是现杭州第十四中学的前身，地址在杭州凤起路最西端，与西湖邻近。学校创办于1904年，戊戌变法之后，浙江一批留日归国学生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积极筹划女子学堂事宜。经由杭州教育会发起号召，邵章、陈叔、郑在常等人请当时的浙江巡抚聂缉椝立案开办女校，5月2日“杭州女学堂”在积善坊巷正式成立。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女子学校，也是杭州妇女真正获得上学读书权利的开始，学校的出现比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要早3年。在建校初，杭州女学堂聘顾文郁为校长，招募5名女教员，招生45名，分编3级，皆为寻常小学程度。1907年，学校更名杭州女子师范学堂，使杭州第一次有了女子师范教育、幼儿师范教育和幼儿教育的系列教育女校。1912年，学校改为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易名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其中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当年就是徐亦定的同班同学，还有着名教育家吴贻芳、红军独一女将领张琴秋、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胡逾之夫人沈兹九等，都在此校学习过。

时年18岁的徐亦定长得清纯靓丽，就像一朵怒放的梅花，她陪郭沫若一行去爬宝石山，自然得到大家的喜欢。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镇上的郭沫若很会爬山，他一个人最先爬到了宝石山顶东侧的保俶塔边。虽然宝石山不高，但山路峻峭，身为大家小姐的徐亦定爬到半山腰就一时气喘吁吁，停住了脚步。而站在山顶欣赏风光的郭沫若发现山腰间掉队的徐亦定后，就自动跑下来拉她上山。郭沫若悄悄拉着徐亦定的手，觉得她的手暖洋洋软绵绵的就像被电流悄悄触了一下，他这才无意识地打量起身旁的女孩：只见她梳着两条长长的发辫，发辫上插有一枚琥珀的别针，刘海下的双眸又大又亮但总是含羞不正眼看人；她匀称的身材外穿着蜀锦上衣、青罗短裙，肩上还披着一条深蓝色的绒线巾，碧绿的绒线鞋儿里分明有一双代表妇女解放的大脚（追求现代时髦的郭沫若内心对“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有一种排斥心理），因而他一下被眼前这位既现代又美丽的“女神”吸引住了。他便紧紧抓住徐亦定的手，用力拉着她向山顶攀爬，可一点也不觉得累，心情还非常愉快。到山顶后，郭沫若又拉着徐亦定绕着保俶塔走了数圈，并问她学校和学习情况等问题，徐亦定也用知识女性的话语作了回答，更让郭沫若感到很有好感，觉得颇有共同言语。徐亦定曾读过郭沫若的《女神》诗集等文学作品，所以最后她对身边这个大诗人是有敬慕甚至有紧张的感觉，后来他看到郭沫若自动下来拉她上山，还亲切与她交谈，感到他既有学识又平易近人，心情也就显得轻松多了。

在宝石山中部有个黄色的建筑群叫抱朴道院， 抱朴道院在葛岭半山腰，亦称葛仙庵抱朴庐，相传为晋代着名炼丹家葛洪设炉炼丹修炼之所，为西湖周边三大道院之一。郭沫若在徐亦定等陪同下，观看了院内的“文曲星”等塑像，并喝了龙井茶，又向西进发了。

游了宝石山，郭沫若在徐亦定、徐葆炎等友人陪同下，又往前去灵峰观梅。灵峰位于杭州西湖的西部山峦中（现在杭州植物园内），后晋开运年间建有灵峰寺。古有翠薇阁、眠云堂、妙高台、洗钵池等。明万历初年，山寺败落僧飘散，仅存殿宇。清嘉庆年间，浙江都卫莲溪重修灵峰寺，四周植梅花100多株。宣统元年周梦坡又植梅300株，犹如梅海花界，此地遂成为赏梅佳地，又名“灵峰探梅”.他们到灵峰后，不巧梅花还没有开，这让郭沫若心里有点惋惜。除了灵峰，杭州西湖孤山的放鹤亭畔也是赏梅胜地，放鹤亭传说是宋代诗人林和靖种梅养鹤的地方，放鹤亭至西泠桥之东园地内，遍栽各色梅花，又有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千古名句，孤山梅花也因而名扬天下。从灵峰上下来，郭沫若和徐亦定等又带着试试看的心情，又前往孤山一带赏梅，结果发现梅花仍没有开放。他们在放鹤亭内站了好久，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去，但当郭沫若看到眼前的徐亦定时，只见她白里透红的脸上像开着两朵花儿一样，心想“这不就是两朵怒放的梅花吗？”他的心情又高兴了起来，觉得不虚此行。

　　白云庵月老像前求签

玩耍还没有结束，郭沫若、徐亦定等从孤山出来后，便在平湖秋月上船，游了西湖阮公墩、湖心亭、三潭印月等风景区。已近黄昏时分，郭沫若特意和徐亦定等在汪庄（今西子国宾馆）附近的湖边下船，上岸后就走进了白云庵。

白云庵月老祠在夕照山下雷峰塔遗址西侧，据传是南宋御园“翠芳园”旧址，明朝末“白云上人”建庵，故称“白云庵”.满清时期，时有兴废，光绪年间曾作新修。这次新修，还将原在孤山的“月下老人祠”移至白云庵，并增塑了“月下老人”像。《月下老人的故事》，在杭州流传的历史很是悠久，其南宋《梦粱录》的“婚嫁”一节，就有都城民间婚嫁礼仪的详细记载，宋代的新郎和新娘在举行婚礼时就要用同心结相牵，谓之“牵巾”.据清人《楹联丛话》引见，杭州月老祠还有副金书妙联，是集古代剧本《琵琶记》《西厢记》的句子而成：“愿天下无情的都成了眷属，是前身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这副对联，妙处自由不言中，已经引得古代无数男女如痴如醉，也是西湖的一大佳话。于是杭城青年男女，纷纷前去烧香求签。

郭沫若与徐亦定等进入白云庵后，在月下老人像前求了签。对这段游程，郭沫若后来在《瓶》的第一首诗中是这样描写的：“我们又已经在那日的黄昏时分，渡往白云庵里去，叩问月下老人，她得的是：‘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我得的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他们在月下老人像前求签的过程，对一般的男女来说是一条界限，只要恋人才可以这样做，即便是友人见他俩如此亲密有意甚至是带开玩笑成分的这“撮合”,加之后来郭沫若写的组诗，足以说明他俩（次要是郭沫若）已从相识到相恋方向发展了。

郭沫若一行从白云庵出来后，就在西湖边的一个饭店里用了晚餐，品尝了“西湖醋鱼”、“东坡肉”等。在饭店里，郭沫若看到桌子两头的花瓶里放着一枝纸制梅花，他的眼睛有时望着那枝梅花，有时望着坐在身边的徐亦定。此情此景，诗人郭沫若好像诗兴已在腹中风起云涌，只是没有纸笔，他暂时没有在现场将诗写出来。

因这天是星期天，徐亦定是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的住宿生，按规定一定要在晚自修以前回到学校，所以吃完晚饭后，她就告别大家回学校去了，郭沫若坚持把她送了一段路，最初目送着她远去了的背影还久久未能回过头来。

可以说，郭沫若与徐亦定的面对面接触和这次西湖都到此结束了。但笔者看到有多篇文章称郁达夫先生夫人、也是徐亦定3年同窗同座的王映霞女士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引见说：“就在那年（1925）暑期，她（徐亦定）接受郭沫若的邀请，到烟霞洞与他同住了一个暑期。”这一说法可以说为这段恋爱增添了一团“烟霞”.

笔者经反复考证后觉得对此值得商榷，我甚至认为这个说法是有出入的：其一，估计是王映霞女士年事已高，也许把郭沫若与徐亦定在白云庵月下老人像前求签与当年胡适先生与曹诚英女士在烟霞洞住了一个暑期的事搞混了。烟霞洞坐落于杭州南高峰翁家岭南部山腰，是一个天然溶蚀而成的石灰岩溶洞，与石屋洞、水乐洞等并称“烟霞三洞”.烟霞洞可鸟瞰西湖全景，天晴时可望见江湖。湖上的风景，以此为最美。这里地僻景秀，是恋人幽会的佳境，在此停留过很多文人名士。它似乎成为他们心灵或者肉体受创、抑或逃避社会的疗伤之地。1923年春，胡适以养病为由从北京来到杭州。在6月8日至10月中旬，与在杭州女校读书的曹诚英曾在烟霞洞清修寺斋房中居住3个多月，这3个月也成为两人一生难忘的记忆，是胡适一生中爱情最充实和温馨的“神仙生活”,他还写《烟霞洞》一诗：“我来正值黄梅雨，日日楼头看山雾。才看遮尽玉皇山，回头又失楼前树。”在这段时间内，徐志摩、高梦旦、陶行知、任叔永、陈衡哲、朱经农、汪精卫、马君武等友人都曾看望过胡适。同样，郁达夫的名作《迟桂花》，也在此洞中写成。而笔者在郭沫若的游杭州的组诗《瓶》中，并没有看到他们游烟霞洞的一丝痕迹。其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徐亦定在给王映霞的一封复信中写道：“你来信问我烟霞洞度假是哪一年？我真像堕入五里雾中，十分诧异！不知你什么时候怎样得来这个信息的？我多年在乡下，真是孤陋寡闻，外面的事情一点也不晓得。以后还希望你多和我谈谈，为我开阔眼界。”徐亦定接着还在信中说：“郭老已作古，他已不能为本人辩解，我作为一个当事人如果把没有的事情强加于他使他蒙不白之冤，那是要受良心谴责的。”由此可见，她本人能否定这件事的。其三，郭沫若在《瓶》的组诗中，最初一首诗是写于1925年的3月30日晨，从诗中也可以看出，他俩的这段短暂恋爱至此已经结束了，无论是主客观条件，他俩都不可能在烟霞洞住一个暑期，所以笔者倾向于郭沫若与徐亦定没游过烟霞洞，更没有住过烟霞洞的结论。

《瓶》的横空出世

再说郭沫若回到上海后，心中情感的波涛久久难以平静，夜不能寐，诗兴大发，便于2月18日晚上写出了组诗《瓶》的第一首诗，从中就可以隐约看出他和徐亦定见面时的印象和玩耍的情况。

　　静静地，静静地，闭上我的眼睛，

　　把她的容貌儿慢慢地，慢慢地记省--

　　她的发辫上有一个琥珀的别针，

　　几颗璀璨的钻珠儿在那针上反映。

　　她的额沿上蓄着有刘海几分，

　　总爱俯视的眼睛不肯十分看人。

她的脸色呀，是的，是白净而丰润，

　　可她那容貌儿呀，我总记不分明。

　　我们同立过放鹤亭畔的梅荫，

　　我们又同饮过抱朴庐内的芳茗。

　　宝叔山上的崖石过于嶙峋，

　　我还牵持过她那凝脂的手颈。

　　她披的是深蓝色的绒线披巾，

有好几次被牵挂着不易进行，

　　我还幻想过，是那些痴情的荒荆，

　　扭着她，想和她常常亲近。

　　……

郭沫若将诗写好后，又写了一封附信，在信的开头他亲切地称徐亦定为“妹妹”.因为他要说的话都在诗中说了，所以信并不长，除了问候还简单写了那天游湖的事，信末的落款用了“沫若”两字，然后于当天从上海寄出。可求决心切的郭沫若竟等了两天还没有收到徐亦定的回信，心里就有点焦急了，便于2月20日晚上，又写了第二首诗：

　　姑娘哟，你远隔河山的姑娘！

我今朝扣问了三次的信箱，

　　一空，二空，三空，

　　几次都没有你寄我的邮筒（指信封--作者注）。

　　姑娘哟，你远隔河山的姑娘！

　　我今朝过度了三载的辰光，

　　一冬，二冬，三冬，

　　我想向墓地里呀哭诉悲风。

在2月21日夜，诗人又写了两首诗，其中在第三首诗中，他把本人的感情，用咏梅的方式作了更深的表达：

　　梅花，放鹤亭畔的梅花呀！

　　我虽然不是专有你的林和靖，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爱你呢？

　　梅花，放鹤亭畔的梅花呀！

　　我虽然不能移植你在庭园中，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爱你呢？

　　梅花，放鹤亭畔的梅花呀！

　　我虽然明知你是不能爱我的，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爱你呢？

在还没有收到徐亦定复信的情况下，诗人在2月22日夜就像发疯似地写了6首诗，（第五首至第十首），其中在第五首诗中甚至出现了质问的诗句：

　　你是雕像吗？

　　你又怎能行步？

　　你不是雕像吗？

　　你怎样又凝默无语？

　　啊啊，你个有生命的，

　　泥塑的女只！

　　郭沫若在第七首诗中，甚至对徐亦定没有回信，设想出4方面的缘由：

　　你是生了病吗？

　　你那丰满的柔荑

怎样会病到了不能写字？

　　你是功课忙吗？

　　只消你写出一行两行，

　　也花不上一二分的辰光。

　　你是害着羞吗？

　　你若肯写个信筒，

　　我也要当着圣经般供奉。

　　你是鄙夷我吗？

　　嗳，我果是受你轻鄙，

　　望你回个信来骂我瘟厮！

经过这一番的强烈进攻，在收到郭沫若的第十首诗及相关信后，徐亦定终于给他写了封回信，表示问候和感激，并告诉他因校中功课忙，要到星期天才有空余时间，请先生原谅。平时常读先生文章，先生学问很好，请以后常常赐教，并欢迎先生无机会再到杭州长住。郭沫若兴奋之际，在2月27日夜，便写出了第十一首诗：

　　哦，她的信儿来了！

　　我的心儿

　　好像有人拍着的

　　皮球般腾跃。

　　我在未开信前

　　匆匆地

　　先把她邮筒儿

　　亲了半天。

　　啊，你邮筒口上的信胶！

　　她的芳唇

　　是已经

把你吻了！

　　……

　　在有过一番满足和兴奋之后，诗人感情饥饿又开始了。3月1日夜，他在第十三首诗中就这样写道：

　　啊，明珠暗投！

　　罢休，

　　我是不是在她的心头！

　　我求她立地回音，

　　她却是不肯恪守，

　　空空又等了一周！

　　……

对这份感情热情似火的诗人甚至在3月2日晚上写的第十四首诗中，还把徐亦定的冷静与不及时回信行为，比喻成“北冰洋”:

　　北冰洋，北冰洋，

　　有多少冒险的灵魂

　　死在了你的身上！

3月2日，诗人终于收到了徐亦定的第二封回信，因最后这封信夹在报纸中他没有看到，所以他竟失常地写道：“啊，我骂你这无赖的邮差，为啥只送些不打紧的信来？”后来当他找到夹在报纸中的徐亦定回信后，他还是对邮差发作出了警告：“啊，我骂你个聪明的败种，你以后要好晚上写了一首诗，寄给徐亦定。其中他3月3日晚上写的第十六首诗，分为《春莺曲》《莺之歌》和《尾声》三部分，共有72行，是《瓶》中最长的一首诗，其中前两段是这样写的：

　　姑娘呀，啊，姑娘，

　　你真是慧心的姑娘！

　　你赠我的这枝梅花

　　这样的晕红呀，清香！

　　这清香怕不是梅花所有？

这清香怕吐自你的心头？

　　这清香敌赛过百壶春酒。

　　这清香战颤了我的诗喉。

　　……

　　甚至在3月9日半夜，郭沫若在写第二十一首诗中，对徐亦定回信中对他的称呼也作了推敲：

　　我看她的来信呀，

　　有一个天大的转徙：

　　前回是声声“先生”,

这回是声声“你”

　　啊，“你”!啊，“你”!啊，“你”!

　　这其中委婉着多么的亲意！

　　只这点已经让人心疼，

　　更何况还赠了梅花一枝！

　　……

特别是在3月9日夜，郭沫若还写了一首本文开头所引用的《献诗》。至此，这段恋情在诗人心中已到

　　我又提心地等了半天，

　　时或在楼头孤睡，

　　时或在室中盘旋。

她写信是惯在星期，

　　今天是该信到时，

　　我的希望呀已经半死！

　　邮差已送了三封信来，

　　但她的却是不在，

　　这个哑谜儿真费寻猜！

　　……

徐亦定的信又来了，3月15日晚上，郭沫若在写第二十五首诗时，他还使用了“新鲜的葡萄酒浆变成了一瓶苦汁”这样的诗句，但在当天收到徐亦定的信后，诗人在夜间就写出第二十六首诗：

　　啊，是我本人呀把她误解，

　　她是忙着试验呀才没有信来。

　　她的来信这回分外葱翠，

　　她的热情轻轻像春风闪动。

　　她说是诗人最真，

要像我才算是一个诗人。

　　她说我年纪虽然大些，

　　但还是一个孩子。

　　她说说中是望我做她哥哥，

　　她真的要做我的妹妹……

　　在3月20日这一天，郭沫若一连写了好几首诗。可在第三十一首诗中，他又表现出内心一种焦躁的情绪：

我已成疯狂的海洋，

　　她却是冷静的月光！

　　她明明在我的心中，

　　却高高挂在天上，

　　我不息地伸手抓拿，

　　却只生出些悲哀的空响。

　　在第三十三首诗中，诗人不只流露着对爱的期待，同时也产生了某种担忧：

　　月缺还能复圆，

　　花谢还能复开，

已往的欢娱，

　　永不再来。

　　她的手，我的手，

　　已经接触久，

　　她的口，我的口，

　　几时才能够？

郭沫若作为创造社的次要创始人之一，又是着名的浪漫诗人，这些坦率表白心中爱慕的诗和信，不能不让年轻美貌的徐亦定有点动心，但她也了解到：郭沫若四川乐山家中已有父母作主的原配妻子张琼华，只是1912年他在婚礼上看到张琼华的“三寸金莲”与“猩猩鼻”后，加上她还会抽水烟的缘由，便放弃了这场婚姻。1914年，郭沫若随兄赴日留学。1916年8月，在日本东京圣路加病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当时，郭沫若在冈山高等学校攻读医科，她是医院护士，他们通过取送一张友人的X光片结识后便常有书来信往，佐藤富子被才华横溢的郭沫若写的爱情诗所沉醉。郭沫若在给佐藤富子在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了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不久，佐藤富子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郭沫若还为她取了中国名字“郭安娜”.如果说张琼华是父母之命难违，而安娜是他俩自在恋爱后结婚的，并已生下了3个子女。显然徐亦定面对的是一道当时无法跨越的鸿沟和巨大的社会压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徐亦定觉得如继续发展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她只能激流勇退，便挥笔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3月24日，估计是郭沫若收到了徐亦定的信后，也在一天里写了4首诗，在诗中他还引用了徐亦定信中的内容。如在第三十五首诗中引用了徐亦定的两段原话，表明她只愿做他的妹妹，而不是妻子：

　　“哥哥哟，我写信时，

　　便这样叫你，

　　以后见你面时，

　　也要这样叫你，

　　你说好不好呢？”

……

　　“我很欢喜，

　　真的做了你的妹妹，

　　我也希望你

　　永远地

　　把我看作妹妹。

　　”

　　接着在第三十六首诗中，诗人又反映了另一个徐亦定婉拒这段爱情的细节：

　　我请求她的照片，

　　她不肯应我的请求，

　　她教我等到将来，

　　她说她现在没有。

……

　　一般在谈恋爱时，女方如不愿提供照片，说明时机沿不成熟甚至就是不同意继续谈下去了。在第三十七封信中，诗人又披露了一个更重要的内容，就是徐亦定已把郭沫若写给她的函件，转示她哥哥徐葆炎还给郭沫若了：

她把我写给她的函件，

　　转示了她的哥哥。

　　可笑的她的哥哥，

　　却反转说我幸福。

　　……

　　啊，你真是好个哥哥，

　　但怎奈她不爱我？

　　……

郭沫若在收到徐亦定这封委婉的“绝交信”后，虽然心中感到非常苦闷，但最后并没有放弃，而是于3月24日晚又写了第三十八首诗，向徐亦定继续求爱：

　　啊，姑娘哟，我是爱你，

　　比爱我肉身的妹妹还要强烈，

　　你想来是早已晓得，

　　你不会是不晓得的。

　　……

徐亦定虽然也是个追求妇女解放的现代女性，但传统的观念和道德伦理，还是让她没有像当今有些年轻女性那样会有勇气去接受这份爱，所以她最终没有给郭沫若复信，郭沫若在3月27日写的第三十九首诗中还将年龄和容颜与徐亦定作了对比，出现了自怨甚至是自大的诗句：

　　我羡你青年脸上的红霞，

我羡你沉醉春风的桃花，

　　我怨你怪不容情的明镜呀，

　　我见你便只好徒伤老大。

　　啊，我这眼畔的皱纹！

　　啊，我这脸上的灰青！

　　我昨天还好象是个少年，

　　却怎样便到了这样的颓龄，

　　啊，我假如再迟生几时，

　　她或许会生她的爱意，

我与其听她叫我哥哥，

　　我宁肯听她叫我弟弟。

　　不可再来的青春哟，啊，

　　你已被吹到荒郊去了。

　　不肯容情的明镜哟，啊，

　　你何苦定要向我冷嘲！

经过了多天的反思，郭沫若终于从一种爱情的梦幻中走出来。他于3月30日晚上在失望中写了第42首也是《瓶》的最初一首诗：

　　昨夜里临到了黎明时分，

　　我看见她最初的一封信来。

　　那信里夹着许多的空行，

　　我读后感觉着异常惊怪。

　　她说道：“哥哥哟，你在……

　　啊，其实呀，我也是在……

　　我所以总不肯说出口来，

是因为我深怕使你悲哀。

　　到如今你既是那么烦恼，

　　哥哥哟，我不妨直率地对你相告：

　　我今后是已经矢志独身，

　　这是我对你的独一的酬报……”

　　啊，可惜我还不曾把信看完，

　　不测的欢娱惊启了我的梦眼：

　　我醒来向我的四周看时，

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

这首诗也就像这段感情的一种“回光返照”现象，其实就像诗人写的结尾两句诗一样，当他清醒过来向四周观看时，那插在瓶中的梅花早已枯黄，恋爱已经破灭，只要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这只花瓶也许是这段短暂恋爱的一个不牢固的外壳，也许是诗人因而破碎了的内心。

最终的归宿

1926年4月16日，也就是在这段45天加43首诗的特殊恋爱结束一年后，在好朋友郁达夫先生的说服下，郭沫若终于将组诗《瓶》拿出来，首先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公开发表。郁达夫先生还于3月10日为这组诗发表写了几百字的《附记》，他在《附记》中说：“我们看过他的《文艺论集》序文的人，大概都该晓得，沫若近来的思想大变了。这抒情诗四十二首（外加一首《献诗》共43首--笔者注），还是去年的作品。他本来不情愿发表，是我硬把它们拿来发表的。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显露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和你悲啼喜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优美圣洁的女性的爱……”

1927年4月1日，郭沫若的诗集《瓶》又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它的封面很别致，主体部分是一只古瓶插着一枝怒放的梅花，笔墨不多的写意画，但显得古朴严肃，神韵十足。《献诗》则作为诗集的开篇，接着按写作时间的顺序陈列着42首诗，可以说在此前爱情诗中是稀有的。书的后面是郁达夫先生写的《附记》。这本诗集发行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惊动。因而，《瓶》还多次再版，也成为郭沫若继《女神》之后问世的又一部重要诗集，成为后来文学评论界研究他的作品之一，有评论家甚至称其为：“在当时文坛上属于空前的抒情长诗，它是诗人在获得世界艺术的现代意识，萌发和锻冶了艺术更新的野性力量后技巧最高的一本诗集。”

1926年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和平通缉，他被迫流亡日本，并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着有《中国古代研究》《甲骨文研究》等重要学术着作。1937年抗日和平迸发后，他悄然离开安娜与子女回国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安娜携4子1女再回中国，长期定居在大连，她还担任过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他与先后担任抗日救亡演出二队的演员和《救亡日报》编辑的于立群同居，1939年夏跟于立群正式结婚并补办了婚礼。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中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8年6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徐亦定在浙江省立女子中学就读期间，曾和堂哥徐葆炎创办过《火山月刊》。1927年1月被收并进创造社。徐葆炎于1922年冬进入校长蒲伯英，教务长陈大悲，鲁迅、周作人、梁启超、汪优游等为校董的北平人艺戏剧专门学校进修编剧业务，并与万籁天、芳信、吴瑞燕、徐公美、王泊生等被称为该校培养的突出戏剧人才。后经郁达夫引见进入创造社出版部，次要从事编校工作和文学、戏剧方面的创作和翻译，曾与成绍宗、叶灵凤、周毓英、柯仲平、黄药眠一些年轻同事被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领导称为“小伙计”.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由光华书局等出版过短篇小说集《月光》，还创作过以《受戒及其他》为书名的《妲妃》等5个独幕剧，并翻译过英国着名作家王尔德的独幕剧《莎尔美》，此书被称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100种译作”.在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鲁迅时，鲁迅也提到的徐葆炎翻译的剧本。徐葆炎与郁达夫、王映霞系朋友关系，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与王映霞把家从上海搬到杭州，其所住的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的房子就是徐葆炎代租的。在郁达夫先生《日记九种》一书中，也曾有写到徐葆炎的内容：“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星期六（三月初八），阴晴。午前一早就起来了，晚上就在家积极整理创造社出版部的事情。十点前去银行邮局取钱，付了许多印刷所的帐。午饭后去设法保释几位政治部被拘的朋友，又不行。上太平洋印刷所去付钱。更去城隍庙买书，顺便去访之音，在她那里吃点心，发了一封给映霞的快信。回来在北四川路上又遇见了徐葆炎兄妹，为他写两封引见信后（据查证是引见徐葆炎到杭州一中或杭州女子中学当教员，后来徐葆炎果然到杭州一中当教员--作者注），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托徐葆炎的妹妹亲身带往杭州……”

经徐葆炎引见，徐亦定认识了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的成仿吾侄子成绍宗。成绍宗是湖北新化人，他不只当过创造社出版部的会计，无论是写作、翻译、编校能力，还是组织、活动能力，均颇出色。当年他曾在创造社与鲁迅的笔战中，被鲁迅称为“流氓加才子”第一人，可见就不一般了。据当时同为创造社“小伙计”的黄药眠在《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一书中引见了成绍宗翻译的法国作家圣彼埃尔的《波儿与薇姑》一书；1930年还在春秋书店出版过他翻译的法国着名作家特罗斯基《我的生活》一书；1933年，翻译并由光明书局出版了他翻译的《墨索里尼战时日记》一书；1935年，还在大光书局出版过译作《磨坊文扎》一书。抗日和平迸发后，徐亦定和成绍宗只好离开上海到江西上饶师范教书，并于1952年上半年至1954年8月，成绍宗担任上饶师范学校代校长和校长，1954年9月，成绍宗调到江西南昌师范学校任校领导。徐亦定也随夫调往江西南昌第七中学任教，教学业绩优秀，深受学生欢迎。1970年，成绍宗在南昌病故。徐亦定已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退休，她没有生育过子女，便回江山老家照顾年迈的老母。母亲去世后，她虽然孤寡一人，年岁又大了，但还是坚持生活自理，低调做人，从不想借郭沫若之名让本人出名，所以邻居们并不晓得她与郭沫若之间还有这么一件情事，她大约在1996年前后去世，也是90岁左一块花砖作留念。

徐亦定人生的最初归宿，也正如她本人在1992年1月31日回复老同学王映霞信中非常谦和低调所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恐怕比恒河沙数还要多得多……”可见她的心胸还是很豁达的，精神上不只有着梅花般的高洁，同时也融合了江山人朴实的风格。

原创徐忠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