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检察官在交流探讨案情。（北京市检察院网站/图）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何挺：各地案件起诉、批捕决定权大部分已经下放，但将一般案件的不起诉、不批捕决定权下放，具有前瞻性。
2017年10月9日，北京市检察院发布消息：在全国率先将一般案件的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权，下放给检察官。
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司法责任制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检察官权限清单也同步修订，愈加突出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何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司法责任制已进行了两年多，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最高检下发了推进意见，各地案件起诉、批捕决定权大部分已经下放，但将一般案件的不起诉、不批捕决定权下放，北京市的做法还是具有前瞻性的。
检察官与领导重新分工
在将上述三种权力下放给检察官的同时，《意见》还明确：不批捕、不起诉案件这两类复议案件，由部门担任人或主管检察长办理。
根据刑诉法，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严重案件还该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具体办案中，则是三级审批制，即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担任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这样的办案程序，不只损害诉讼效率，也容易形成权责不明确。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杰辉认为，将一般案件的不批捕、不起诉决定权下放到检察官，是检察机关办案司法化的体现，体现了“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担任”的精神。
北京市检察院的上述做法，应合了司法改革的要求。
从2017年10月1日起，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运转新的司法办案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检察官司法办案权力清单(2017年版)》，划分了10类具体检察业务，并明确哪些由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决定或提出意见，哪些由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决定，哪些需要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
加强检察官的“亲历性”
亲历性是司法的基本属性之一。司法人员办案，好像医生看病，只要亲身把脉，才能查明病因，对症下药。
北京市检察院还制定了一份《检察官在司法办案和检察监督中需亲身办理事项规定（试行）》，通俗地说，这是一份检察官的“亲历清单”。
在实行员额制之后，检察官都配备了辅助人员，以让他们可以愈加专心地从事核心业务。而“亲历清单”则明确，哪些事情必须由检察官本人做。
比如，拍板定案、组织指挥管理办案组织等5个决定管理事项，为检察官专属，检察辅助人员不得替代办理。
再如，全面审查卷宗、证据、进行重要的讯问、询问等9个事项，则属于该当由检察官亲身办理、检察辅助人员可以协助办理的具体办案事项。
扩大公开与强化监督
权力下放，如何保证正确行使？《意见》规定，对存在较大争议、有较大社会影响、可能存在影响司法公正因素的拟不批捕、不起诉案件及其申述案件，要积极推进公开审查。
此外，还要完善案件定期公布和评查核查机制，加快建立全市统一平台，定期公开检察官依授权决定不捕、不诉案件情况。进一步完善检察管理监督平台，统筹各监督管理主体加强个案评查、重点评查和专项评查工作；按照高检院要求积极建立司法责任核查机制。
而对于“亲历性”，如果检察官怠于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亲历职责，形成严重后果的，还要依照相关规定追查司法责任。
何挺还认为，权力下放的同时，对检察官个人的能力和责任心要求更高，除建立必要的监督机制之外，还需要推动相应的保障制度建设，保障检察官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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