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读内容】
20·01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导读学者】
刘悦迪：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研究員
邹 峻：國家開放大學 副教授
曾凡朝：齐鲁师范学院 教授
干春松：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 教授
【共读笔记】 （来源：論語滙）
刘蕊方:
孔曆 二千五百六十七年 夏曆 丙申年六月二十四 2016年7月27日星期三
干春松:
我正在看钱穆先生对于这章的质疑
的确比较奇怪，如此总结三代之治的一些经验
可以对照孔子对于文献不足徵那章
孔子通过对杞宋之礼的讨论说明对于夏商之之礼的了解的困难。由此我们可以思考孔子能否是述而不作还是本人总结前代提出本人的管理之道
我们结合文本
尧曰舜，舜命禹，然后是周代
我们亦可以看到管理晓得的承继性和变化
但谨权量、审法度部分
则比较具有荀子一派的倾向
然而最初兴灭继绝到公天下，则又是孔子思想的精神本质所在，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或说孔子告问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备者，故记此以继帝王之治，此说可发明以本章承尧曰章后而合为一篇之意。则殆是孔子专以帝王为治之道授之子张一人矣，故复有人分出两子张问而使之独立为篇。如此说之，则《尧曰》篇信为出于子张氏之儒之手矣。
又按：本章子张问政，孔子约数以示，俟子张请目，然后详晰言之，与问仁章文势划一，显出一人之手，而两章皆称孔子曰，与《论语》他章体例不同，故疑在《论语》全书中，此为最初编人者。或曰：当是编《论语》者于书成后续得此两章，更待编集，而未有所得，故《子张》篇只两章，为孔壁之旧，而齐鲁学者并之入《尧曰》篇。然考皇侃《义疏》叙古论篇次，以《乡党》为第二，《雍也》为第三，内倒错不可具说。则古论虽出孔壁，亦非可据之定本。此等皆难考定，姑识所疑可也。
这是钱穆先生的讨论，可供有兴味的参考
崔茂新:
尧曰篇回到中国圣道管理的传统上去，借以理解孔子政治思想的历史渊源，理解孔子在中华民族道统传承中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也突出体现了孔子在创造性传承和保留中华文化之精神瑰宝的杰出贡献。
孫福萬:
在《论语新解》里，钱穆对此章也有一些推测，也贴一下，供大家参考~
天下之大端，而又以孔子之言继之，自谨权量审法度以下，汉儒即以为是孔子之言，陈后王之法，因说此篇乃《论语》之后序，犹《孟子》之书亦以历叙尧、舜、汤、文、孔子之相承作全书之后序也。然此章全不著子曰字，能否政，孔子随而答之，其语散见于《论语》者亦已甚富，安见此章谨权量审法度以下乃为孔子陈后王之法，若其他各篇所记，反是零碎偶尔之辞，而此章所云始是孔子毕生抱负所在，而综括最举其纲要，此亦未必然。且孔子自云：“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舍吾其谁。”又曰：“吾久已不复梦见周公。”是孔子以文王、周公之道统自任，确已情见乎辞矣。若此章远溯上古，历叙尧、舜、禹、汤、武王而承以孔子自陈后王之法，则若孔子之意，乃以王者自任，此恐自战国晚年荀卿之徒，始有此等想像。孟子已言王天下，然尚不以孔子当王者。《论语》只言“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证孔此章下接子张问于孔子曰，体例甚不类。《汉书·艺文志》，《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两《子张》篇，当是古《论语》即以此下子张问一章为另一《子张》篇，则《尧曰》篇实即以此章为一篇。体例正与《乡党》篇相同，亦只以一章为一篇。如是则上下论最初一篇均不分章，下论《尧曰》篇乃仿上论《乡党》篇之例而为之。
其中说：“故疑此章乃战国末年人意见，上承荀子尊孔子为后王而来，又慕效《孟子》书末章而以己意附此于论语之末。”这和干老师怀疑“谨权量、审法度”部分有荀子一派的倾向，也是一致的。
崔茂新:
这一章的来路的确有待于考证。
孫福萬:
@崔茂新 翁中和的观点：这是子贡故意为之，目的是掩盖本人是作者的现实，或者是为了“让善”。这有“阴谋论”的味道。
崔茂新:
@孙福万 我觉得他的这一观点有些牵强，因为论语不能说子贡编撰之初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孫福萬:
@崔茂新 是的，《论语》的编撰，肯定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刘国庆:
这一章共八段，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四段，分别是是历代尧、舜、禹汤、周的“王道心法”，按照时间先后为序，突出帝王"一人"的责任。第二部分是后四段，可以认为是作者（也许是儒门某位后学）认为政治的权力范围、政治主体的成立，执政目标，执政理念。这两部分合起来，可以算是儒家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集中表述。
孫福萬:
杨伯峻认为，《论语》的最初编订者是曾子的学生。关于编写年代，他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我不同。但结论却基本一致。”
刘国庆：
毫无疑问，”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是对政治功能的思考和界定，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不是对政府权力的界定，不是一个“负面清单”，而是一个正面清单。所以，后续又有“所重：民、食、丧、祭。”这种政教合一、政经合一的思想在里边。不过两者合起来，基本也就是汉文化中的政府在两千年中所具备的功能了。
其次，政治权力究竟是“在予一人”，还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与其他各国、卿大夫、贤士分享政权？如何处理一人与众国、卿大夫、贤士之间的关系？这段话也没有说明，这个问题仍然是开放的。
尤其是，周的分封制，实际上是王与诸侯、卿大夫之间的权力分享，周礼就是权利分享的规范，周实际上是习惯法（周礼）下的共和制（分封制），所以才有周的人才辈出，绵延八百年。即便是平王东迁，王室衰微，仍有五霸的会盟，齐桓公九会诸侯，一匡天下，维护了国与国之间的基本次序，甚至还匡合理时的社会习俗。
崔茂新：
@刘国庆 鉴于对周初的政治伦理、政治制度及管理模式对中国乃至人类政治文明的意义，认同国庆兄的分析。[抱拳][抱拳]
刘国庆：
我们看看葵丘之会的内容：
1、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2、尊贤育才，以彰有德；
3、尊老慈幼，无忘宾旅；
4、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德，无专杀大夫；
5、无典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有兴味的同学可以把这个盟誓和大宪章对比下看看。可见当时的贵族共和制的法律系统已经在演进过程中了。但确实由于诸侯本身不具备在其封地以外维护次序的力量，独立的司法系统没有能进一步的发展，春秋的诸侯会盟次序只能被战国的武力所打破。
我常想，如果儒家的关注点，不是入仕，而是定位于士师，发展士师的独立性，中国历史会不会有大不同？
崔圣：
定义为共和，值得思考。
看来对周礼需要从分享、共和的角度去重新审视。
崔茂新：
分治和共治模式。
刘国庆：
我个人认为周礼是一套习惯法，与英伦的习惯法系统对刊非常有意思，英美自在的真正守护者，就是这套习惯法系统。
@崔茂新 我觉得儒门本质上是共和精神在里边，不过需要充分发掘出来。如果坚守君子“各言尔志”，和而不同，肯定能把儒门的自在精神开辟出来的。
@崔茂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好事多磨啊。
崔茂新：
所以我说周初政治文化创造，对于整个人类是一个巨大的贡献，遗憾的是战国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走上与此完全相反的道路，导致了中国政治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倒退和溃败，尽管有儒学传统在延续着，也把原初孔学的基本精神丧失或扭曲了很多很多。
崔圣：
现在从分享、共和的角度去审视，宗法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有条件自治，似乎在“共享成果、共坐江山”。
刘国庆：
@崔圣 我觉得，宗法是自治的一种方式，不过后来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应该从宗法自治演变成地域自治的时候，没有成功。今天这个演变还在继续进行。
崔圣：
也许，后汉及晋人，也窥视到了这一点，在九品中正制下共享江山。
宗法制度在东迁以后，政治上逐步衰微，权力分散；经济结构上大幅度改变，世家崛起与民中地主的崛起，工商业的发展，都使得原先宗法制度下的结构发生变化。如果说有演化成地域自治，还不如说是权力、实力自治。最初的结局显然是这样。
邹峻：
区别孔子本有与后儒衍生的内容，好像不断没人讲的透彻。理论上要留出多种可能性的冗余，才可能更有利于今天的思考
我们多数都乐意以今释古，为今析古，古今合一，大而划之，呵呵[表情] 我大学读论语，就是这个样子。阶级分析方法是简化人类文明知识体系的大筛子，呵呵，上学下达，威武啊
真正的思想哲学之源，人性深处的道理，则难以认识清楚。此或谓“天之历数”本意乎人类固有私心，直以“天禄”为宗，演绎一切人间悲欢，尧舜禹圣王之治，也无出新意，只好执“罪在朕躬”相劝后人。谨守“民食丧祭”之道，人间诸事太平，政治成功耳。此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之根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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