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但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处理，可谓是功败垂成。这让很多人开始思考民族危亡的更深层次的缘由，加之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在国内大造言论，掀起尊孔复古逆流。而帝制能够复辟，也说明在一些人头脑中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而民众也有待觉醒。

一，新文化运动发起

1915年，“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的陈独秀回国，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衰亡。《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突出一个“新”字，意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塑造新青年。

1917年，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往北京，北京大学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6年，留学日本的李大钊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次要倡导者之一。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号召青年要做“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时代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青春》一文，号召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深入人心。

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点思想是“民主”与“科学”，即英语Democracy和Science，因其读音，大家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宣扬的还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

然而历史的实践——无论是温和的变法还是暴力的革命——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存在本身时又没有可供中国自创的救国方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只能继续对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进行探索，同时也在等待一个新的救国方案的出现！

二，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次要包括三个方面：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民主与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既然新文化要走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文学作为宣传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言语方式也要便于大众接受才行。而动辄“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虽然存在言语精炼、文辞优美等优点，但也存在脱离民众、不利于推广等缺点。乃至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身份意味，成了一种优越感。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反响剧烈。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文学革命主张。此后，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吴宓等人，写白话诗（《尝试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白话散文等，文学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0年，教育部正式颁布命令，从该年秋季学期开始，所有小学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使用白话文。

三，刘半农与“她”

五四运动以前，汉字中的“他”无男女之分，鲁迅等人经常用“伊、彼、其”等字指代女她。虽然大家开始讨论创造一个“她”字问题，但不断影响无限。1920年，在英国留学的刘半农写了一首诗：《教我如何不想她》，使用了“她”指代女性。1926年赵元任将此诗谱曲，并广为流传。

当时也有不少女权主义者激烈反对使用“她”字，认为这是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有的人说“他”是人字旁，“她”用女字旁代替“人”字旁，分明把女性不当人等等。

然而大家觉得方便，“她”已经出现就谁也阻挠不住了——《康熙字典》有“她”字，读音、含义都与女性第三人称“她”不同）。后来“她”字收入字典，被大家广泛接受。

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写过一本书，叫《杂记赵家》，说到了刘半农和《教我如何不想他》（原文中用的“他”）。说她在北平女子大学上课，班里有一个学生整天爱唱《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有一天刘半农来了女大，大学生们本以为是个很风雅的文人，不料却是个穿棉布衫的土老头。学生的笑谈被刘半农晓得了，他就又写了一首词：“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是不是有点儿今天“网恋奔现”的意思？看来风趣的灵魂，还是比不上好看得皮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