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峥嵘志 | 深恋•深爱•深知
峥
嵘
志
Beijing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峥嵘志”栏目设立于2021年北京自然博物馆建馆70周年之际。留念北京自然博物馆值得尊崇和怀念的老一辈学者、专家，引见各专业领域才气不凡的前辈，记录平凡但品格高贵的博物馆人。在自然科学研究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征途中，他们是熠熠闪光的铺路砾石，是后辈们必得仰视的高峻山峰，是北京自然博物馆倍加珍爱的宝贵财富。
中国原鸡标本（左♀右♂）北京自然博物馆供图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一书是达尔文代表作之一。其中这样写道：“鸡是西方的动物，是在公元前1400年的一个王朝时代引到东方中国的。”西方指的是印度。这一观点出自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著作之中，所以不断没有人敢怀疑过。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个中国人对此不以为然，并前往云南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和研究。从《本草纲目》到《中国百科全书》，再到《三才图会》，并进一步从中国史前文化遗址遗物研究下去，考证说明中国的家鸡并非从印度引进，而是由中国人民自行驯化的，中国家鸡的祖先是中国的原鸡，而不是印度的原鸡。敢于纠正达尔文的不正确之处，这就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这个人，就是我国著名鸟类学家、动物分类学家、科普作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作新先生，他还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地方自然博物馆筹委会委员之一，后曾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
郑作新在研究室（1979）
图片来源：《鸟类学家郑作新》/中国林业出版社
深恋：故乡故乡故国情
郑作新先生出生于1906年福建省福州市鼓山脚下的一个院落。其父郑森藩早年肄业于福州英华书院，属于早年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后任某县城盐务局长，因职务需要常年奔波于福建各县城及国内其他省市地方，母亲去世的郑作新和妹妹于是由祖母抚养。在祖母的悉心教育下，郑作新从小就喜爱大自然，喜欢小动物和植物标本，也喜好看书和古诗文。从小打下的古文基础对他以后的科研工作有很大协助，阅读古书查找古文材料对他而言并不困难。
1922年，聪明刻苦的郑作新提前完成中学学业，仅仅16岁的他被福建协和大学破格录取，成为大学重生。在一节生物课上，老师提问“什么果实含维生素最多？”郑作新恰好之前看了教科书里的内容于是正确回答了“tomato（西红柿）”，老师不只表扬了他，还鼓励他继续努力。这件事促进郑作新在大二选择专业的时候，选择了生物学，并成了他终生的事业。大学时期的郑作新对学习得心应手，往往在学完某门课程后申请提前考试，并取得优良成绩。仅花3年半时间就学完了4年的课程，1926年春顺利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
福建协和大学晚期全景
图片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校报
1926年，19岁的郑作新进入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生物系，专攻动物学，主修尖端科目胚胎学（现称生物发育学），同时还选学动物分类学、古动物学、动物地理学与遗传学等。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后，郑作新完成《林蛙生殖细胞发育史：I生殖细胞的起源与生殖腺的构成；II性别的分化与发育》论文，被誉为当时胚胎研究方面的一篇杰作。1930年6月，23岁的郑作新成为密歇根大学最年轻的博士生，并获得了美国大学研究院的荣誉奖——金钥匙奖。
然而，在一次参观密歇根大学博物馆的过程中，一件来自祖国的红腹锦鸡标本却让郑作新陷入了沉思，并因而毅然放弃了本人原先的胚胎学专业，转而选择了鸟类学作为本人毕生投入的事业。红腹锦鸡产自中国，但早在1758被瑞典生物学家发现并命名 Chrysolophus pictus Linnaeus。为什么中国的生物标本被外国人早早采集并研究，而本国却很少有科研成果和记载？自此郑作新横下一条心，决定填补空白，复兴中华民族鸟类科学的研究事业！
红腹锦鸡标本 北京自然博物馆供图
1930年9月他回国担任母校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学、胚胎学等。当时使用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版本的国外教材，郑作新认为应该让更多国人能阅读并了解相关知识。1933年，他撰写的《生物学实践指点》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中文版生物学的大学用书；以后他又陆续用中文编写了《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分类学纲要》等书。这些教科书被当时的大学生物系采用为教材。至20世纪70年代，《普通生物学》一书在台湾省已出版了第七版，影响深远可见一斑。
郑作新在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实验室（1928）
图片来源：《鸟类学家郑作新》/中国林业出版社
1938年因日军轰炸福州，协和大学迁往邵武。虽然山区环境艰苦，但是学校的教学工作仍然逐渐步入正轨并办得有声有色。李约瑟教授《战时中国之科学》一书中对协和大学的办学成效颇为赞扬，“与远在西部的四所大学(指北大、清华、南开、浙大)相较，殊无逊色。”在此期间，郑作新对福建鸟类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调查工作。1939年暑假，郑作新率旅行团一行5人对山镇挂墩动植物资源和自然景观进行了调查，1941年在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上发表《挂墩之行》一文。1941年，完成《三年来（1938-1941年）邵武野外鸟类观察报告》一文，这是国内第一篇有关鸟类品种及其生态（包括数量）实地调查的报道，其中列举了野鸟的品种以及居留期间和频数。
福建协和大学教学楼（1939年邵武）
图片来源：http://www.china81.com.cn
《民国期间福建协和大学老照片集 福建农林大学的前身》
1944年，中美两国文化司互派教授进行学术交流，郑作新先生与严济慈、梅贻琦等5位教授入选。1945年6月，郑作新先生抵美，次要在美国东海岸的十几所大学博物馆进行学术交流，在大学作学术报告或引见中国教育情况，同时也到各博物馆查看中国鸟类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和有关的研究文献。1946年9月，他谢绝了美方条件优渥的挽留，回到福建协和大学复职。
深爱：中国的鸟类学事业
虽然在中国的古书中对鸟类由不少记述，但是历史上记载中国全部鸟类的专著都还未出现过。也就是说，我国到底有多少种鸟，直到明朝也不断没弄清楚。鸦片和平后，西方国家在我国各地调查中国鸟类，英法等国均有相关中国鸟类目录等书籍出版，但是品种和数量记录并不可靠。郑作新立志查清中国鸟类资源并公之于世。他利用了本人全部业余时间，调查福建省的鸟类，分析从美国看到的标本材料，对照核对。1947年，发表《中国鸟类名录》专题论文，列出中国鸟类有1087种912亚种，总计有1999种和亚种，比西方人的名录试编添加237亚种，同时还对学名做了大幅度的更正。这是中国学者初次系统地研究中国鸟类家底的专著。
《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第2版/科学出版社
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新中国诞生后，郑作新先生于1950年派往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工作。这个时候开始，郑作新先生几乎每年都参加或掌管国内各地鸟类资源的调查工作。他先后在河北昌黎、山东微山湖、云南、湖南、海南岛等地调查，参加了食蝗鸟类调查、亚热带生物资源调查、南水北调勘测工程鸟类调查、青藏高原综合调查队动物组以及江南一带及东北地区水禽为主的鸟类调查。成年累月的野外调查采集了成千上万件珍贵的鸟类标本，如今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鸟类标本达6万多号，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鸟类标本库。1955年和1958年，郑作新先生的巨著《中国鸟类分布名录》（上下卷）先后问世。著作初步综合了全国鸟类的学名和同物异名，并搞清种和亚种分布，遭到学术界高度注重与赞誉。1963年，组织编写《中国经济动物志.鸟类》一书。1978年重版《中国鸟类分布名录》。1987年出版英文《中国鸟类区系纲要》，与《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相比添加20个种44个亚种，使至今对中国鸟类最完整的记录，为世界鸟类学提供了有关中国鸟类的完整记录。
郑作新在河北昌黎果园调查（1953）
图片来源：《鸟类学家郑作新》/中国林业出版社
郑作新先生还将鸟类研究与服务农林生产相结合，注重生物多样性问题、保护鸟类、保护生态平衡的问题，引领了鸟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1957年，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采集和研究，郑作新与其助手在《动物学报》发表《麻雀食物分析的初步报告》，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撰写文章，认为对当时“四害”之一麻雀的益害问题要具体看待不能一概而论。从而对麻雀这一物种起到了保护作用，使它免去一场灭种之灾。
1960年，郑作新先生经过细心查看和比对标本，最终发现了白鹇新亚种峨眉白鹇（ Lophura nycthemera omeiensis ），并进而在研究中发现在白鹇亚种分布中，比较低级亚种不在这一种的分布中心或起源地，而是被排挤到此种分布范围的边缘，并残留于此。这是郑作新先生独特的见解。“排挤观点”与达尔文学说“优胜劣汰”的核心理论相吻合，成为支持进化论的又一个科学论据。同时也是对进化论的一种具有理论意义的补充论证。
白鹇峨眉亚种标本 Lophura nycthemera omeiensis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
白鹇标本（采集地云南，未鉴定到具体亚种）
北京自然博物馆供图
1959年，郑作新先生与张荣祖合写了《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一书，科学论证应以秦岭作为古北界和东洋界两个动物界的划分依据。又根据实地调查，进一步把全国两个动物界划分为4个亚界、7个一级区及19个二级区。这种动物区划分在国际上是首创的，因而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因而郑作新先生又被认为是中国动物地理学的开辟者。郑作新先生一生培养几十名鸟类学专业学生，还留意培养鸟类业余爱好者，从其中选择具有一定基础知识和技术水平的业余爱好者进行退职培养，扩大鸟类学工作者的队伍。郑作新先生从事鸟类研究工作同时一贯注重科普工作。他的目标是：要使爱鸟、护鸟逐渐成为我国社会一种时髦；使爱鸟、护鸟成为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爱鸟的国家。
郑作新院士与夫人陈嘉坚1935年携手，从此不离不弃伉俪情深
图片来源： 《鸟类学家郑作新》/中国林业出版社
郑作新先生一生专著20余部，专业书籍30多种，论文超过百篇，科普著作多达200余篇。曾获全国科学大会严重科学成就奖，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8年获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学会自然保护特殊成就奖，1993年获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保护野生动物终身荣誉奖等诸多殊荣。
深知：自然博物馆的发展事业
地方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合影，前排左二为郑作新
图片提供：王琼
对于北京自然博物馆而言更重要的是，郑作新不只是鸟类学的导师和带路人，他还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曾多次到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作研究和访问学者，深知一个国家首都的自然博物馆的性质和定位。郑作新馆长多次说：“北京自然博物馆必须办成国家级的博物馆、研究性的博物馆，立于中外科学界之林。”
虽然当时他的手头有着繁重的研究任务，但是为了培养年轻人，他开办英语班，学习和翻译国际著名鸟类学家麦尔博士的《动物分类学的方法和原理》。还曾力主推荐北京自然博物馆年轻的专业人员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担任相关职务，奖掖后生，不遗余力。
郑作新先生与其研究生李湘涛的合影，后者为北京自然博物馆鸟类学研究员
图片来源：《鸟类学家郑作新》/中国林业出版社
郑作新馆长非常注重自然博物馆以及鸟类学研究的国际往来与交流。他曾积极邀请国际鹤类基金会前主席阿基博博士多次访华，洽谈鹤类研究项目，推动了我国的鹤类保护事业，并且在美国培训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的中青年人员，这一邀请打开了中美鸟类学界交流的历史坚冰。
2004年5月，北京自然博物馆举办郑作新塑像揭幕典礼，右四为其夫人陈嘉坚女士。
图片来源：《鸟类学家郑作新》/中国林业出版社
郑作新馆长对于自然博物馆就分类学研究重要意义与作用不断秉持清醒的认识，他多次说过：“我国家底不清，人员又分散。自然博物馆是自然历史的博物馆，要有珍藏任务，因而，搞分类是正业。未来的分类中心应该是在博物馆。”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经得住历史检验的预言。
END
文章编写：郑钰
内容审校：李湘涛
封面人物绘画：橡树先生
责任编辑：郑钰
排版编辑：吴亦凡
本文部分内容及部分图片来自《鸟类学家郑作新》一书，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与本公众号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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