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谈经典
——读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
四川省古蔺县教师进修学校 罗怀海
2020年暑期接到一个任务，为亲近母语研究院开发的中文分级阅读丛书八年级12本书撰写导读助读材料。于是，我把朱自清《经典常谈》认真研读并作了批注。
可以说，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晓得朱自清的。朱自清的《背影》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心灵。在小学、初中、高中的教材上，有他的《匆匆》、《绿》、《背影》、《荷塘月色》，有的读本还选有他的《冬天》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先生次要是以散文家的身份名世。其实，朱自清除了是散文家，还是大学教授、学者、诗人。
壹
《经典常谈》的内容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是朱自清1938-1942年为中等文化以上读者（学生）所写的一本
引见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典籍的普及性读本，是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指南和“国学”入门书。《经典常谈》全书共有十三篇：从先秦文学到清末，分别是《说文解字》、《易经》、《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篇，涉及了传统经史子集和“十三经”的大部分内容。前面十篇
次要是对文字经史子的
引见当时，这个看法应该是恰当的。但如果放在今天来说，朱自清的文章还显得不够全面深入和有遗珠之憾。第一篇是《说文解字》，作者由仓颉造字谈起，认为识字是教育的初步。接着
引见了秦始皇统一汉字，商代的甲骨文，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步研究文字的字典（研究汉字的音形义，传统称为“小学”），
引见了造字和用字的六个条例（即六书）。六书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如果给学生
引见的话，还可将汉字的发展历史补充
引见，有利于学生通过对比把握。第二篇是《易经》，从八卦
引见起。“易”是改变，“经”是经典。《易经》是“六经”之首，但阴阳八卦与五行结合，演变出后来的医卜星相等迷信和花样。民众的《易经》是巫术，儒家的《易经》是哲学。《易经》从趋吉避凶的
天性角度，教导人们多接触好的人和事物，多做好事，积累善行，构建“天下为公”的理想。这篇难度较大，在
指点学生阅读时，可以删繁就简，通过一些
风趣的故事将《易经》的深奥和精深，引发学生
兴味；可以补充十二属相和星座的知识，让
晓得其来历，不玄化神化，不崇拜迷信；还可补充《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积极内容。第三篇《尚书》，上古之书，可以略讲。第四篇《诗经》，
引见了诗的源头是歌谣，
引见了诗言志以及《诗经》的内容和“六义”：风雅颂赋比兴。此篇内容过略，由于时代
缘由，对《诗经》“六义”的解释并不甚恰当，写得并不精彩，可以补充
引见几首《诗经》里有代表性的诗歌。第五篇《三礼》，从家庭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说起，天地代表生命的本源，亲代表祖先，是家族的本源，君师是政教的本源。对初中生而言，三礼及大小戴礼记似可不讲，重点
引见《大学之道》一段即可。第六篇《春秋三传》，《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起于隐公元年，终于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相传是孔子讲学的提纲（相当于简案），“春秋三传”是指《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三家的
正文。“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征实与否倒在其次。《左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记述有微言大义，一字即寓褒贬。《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记述辞令和描写
和平上。第七篇《四书》。“四书”是《大学》、《君子人格；《孟子》讲浩然之气。第八篇《战国策》。
引见了秦国的崛起和合纵连横，重点
引见苏秦连横合纵。对《战国策》的代表作品没有涉及。第九篇《史记汉书》。
引见了司马迁写《史记》和班固写《汉书》。《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重点
引见了司马迁因李陵事件
蒙受宫刑发愤著书。对《史记》和《汉书》名篇少有涉及。第十篇《诸子》，
引见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和杂家。第十一篇《辞赋》，
引见屈原宋玉的赋，以及班固、张衡、左思、欧阳修、苏轼等的赋。第十二篇《诗》，
引见了汉乐府诗歌和《古诗十九首》。唐代重点
引见杜甫和小李杜，宋代重点
引见欧阳修、苏轼和江西诗派。第十三篇《文》，重点
引见《论语》《吕氏春秋》《左传》《史记》，唐宋韩愈、柳宗元、苏轼，以及明代归有光和清代桐城派，
不断到曾国藩、梁启超和新文化的白话文运动。
贰
《经典常谈》的特点《经典常谈》是大学者为中学生写的文化普及读本，该书有三大特点：一是删繁就简，突出大要。一本六万字的小书，不可能对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面面俱到，作者分十三章，每章
引见一部经典或一类文章的内容和特点，删繁就简，眉目清晰，易于把握。二是阐述清楚，善于
自创。作者在阐述各部经典，不囿于个人见解，引用当时的专家的论述与见解，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让本书的
引见及时反映当时的最新学术成果，博采各家众长，学术含金量很高。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了解梁启超、顾颉刚、游国恩、雷海宗、郑鹤年、陈梦家、冯友兰等的学术观点。三是序言精彩，见解独到。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的序里，有很多高明独到的见解，如《序》的首句“在中学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这句话说得很到位，
不断到今天仍是读者喜爱的名言。作者希望“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通过《经典常谈》，亲近经典，热爱经典，阅读经典，阅读原著。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一是在于对古代经典的整理与梳理。其二在于朱自清特有的文笔，用散文的笔法
引见经典。在《春秋三传第六》中，引用杜预的《春秋序》，
引见《左传》的特点是“其文缓，其旨远”，作者写道：
“缓”委婉，“远”是委婉。这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所以《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辞令和描写和平上，春秋列国，盟会颇繁，使臣会说话不会说话，不但关系荣辱，并且关系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极重辞令。《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的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所谓恰到好处。这固然是当时风气如此，但不经《左传》著者的润饰工夫，也决不会那样在纸上活跃的。和平是个复杂的程序，叙得头头是道，已经不易，叙得有声有色，更难；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闲，透着优游不不迫神儿才成。这却正是《左传》著者所擅长的。这种散文化的写法，把《左传》的艺术特点写得鞭辟入里、饶
无情趣。朱自清先生有很强的读者意识，这是写给中等文化程度的中学生读的书，故弃学术之理性严谨而用生动活泼的
言语写作，这也是朱自清写《经典常谈》的最大特色。在《诸子第十》开篇，作者这样写道：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会上的阶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等自在。构成了一个大解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情势，有种种的看法，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有些倾向于守旧的，便起来反对旧文化，旧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反对的理由，给个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本人的见解各说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在《战国策第八》开篇，作者这样写道：
春秋末年，列国大臣的势力渐渐膨胀起来。这些大臣都是世袭的，他们一代一代聚财养众，明争暗夺了君主的权力，建立起本人的特殊地位。等到机会成熟，便跳起来打倒君主本人干。那时候各国差不多都起了内乱。晋国让韩、魏、赵三家分了，姓姜的齐国也让姓田的大夫占了。这些，周天子只得承认了。这是封建制度崩坏的开始。那时候周室也经过了内乱，土地大半让邻国抢去，剩下的又分为东、西周；东、西周各有君王，彼此还争争持吵的。这两位君王早已得到春秋时代"共主"的地位，而和列国诸侯相等了。后来列国纷纷称王，周室更不算回事；他们至少能和宋、鲁等小国君主等量齐观罢了。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作者不是平铺直叙地
引见，而是用生动的笔触
展现当时的时代背景，生动简明。朱自清在《四书第七》中，写朱熹编注“四书”，有这样一段文字：
他那一套“四书”注实在用尽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在改定《大学·诚意章》的注。注以外又作了《四书或问》，发扬注义，并论述对于旧说或取或舍的理由。他在“四书”上这样下工夫，一面固然为了诱导初学者，一面还有一个意图，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统。他在《中庸章句序》里论到诸圣道统的传承，末尾自谦说，“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其实他是隐隐在以传道统自欺呢。《中庸》教授心法，正是道统的根本。将它加在《大学》、《论》、《孟》之后而成“四书”，朱子本人虽然说是给初学者打基础，但一大半恐怕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不过他本人不好说出罢了。他注“四书”在宋孝宗淳熙年间（西元1174--1189）。他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朱自清对朱熹编注《四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实，这何尝不是朱自清先生的夫子自道。
叁
《经典常谈》的意义这本书最为难得的是其写作背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旧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糟粕，
遭到批判和否定。连鲁迅先生也写出《十四年的读经》等讨伐性文章。在新文化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候，朱自清在骨子里有对传统文化的清醒认识。朱自清没有写文章争辩，而是不四处树敌，不参与辩论，静下心来写《经典常谈》这样一本普及性读本。这可以说是“逆时代潮流”的，非有大智慧不能如此。我们可以结合时代背景，感
遭到朱自清的平和敦厚以及智慧，
感激他为中国文化普及与传承所作的有意义的工作。《经典常谈》提纲挈领，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文学名著进行宏观的
引见，让读者从
全体上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概况。这对于一般读者初步了解，是必要的。但对于具体作品的把握，还需要进一步研读。比如对《说文解字》，作者的阐述略显拉杂，也没把造字法和用字法分开
引见。对《诗经》的内容，也有不全面、深入之处。又如后世对盛唐气象和韩潮苏海的认识，就比朱自清时代向前迈进了一步。朱自清这样的大学者写《经典常谈》这样一本“切实而浅明”（叶圣陶语）的小书，源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清醒认识，源于他作为一代文化传承者作肩负的历史责任。令人欣慰的是，几十年后，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也成为读者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历史并非一往无前的单向前进，而是在曲折中艰难前进。优秀文化总要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在新文化运动之际，要进行一次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必然会拿传统文化开刀，也导致过多的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朱自清先生尊重传统文化，但并非一个守旧的老夫子，而是一个保留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学者、作家。在《经典常谈》的
最初一篇《文第十三》，在梳理、评价桐城派散文后写道：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那时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另一面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多利害，各走偏锋。曾国藩为补偏救弊起见，便就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作的见道多寡，也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晓得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能够补救旧文学的缺陷，作者这样写梁启超和胡适：
而海通以来，世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决非古文所能表现。因而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作去。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他的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学者竞效之”，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似乎又回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言语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国语和传统文化需要现代化，人也如此。朱自清先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清醒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共
地方、国务院在2017年1月15日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
调查北京师范大学时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和精神命脉。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
只要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在国家统编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小学教材共有古诗文123篇（首）、初中教材共有古诗文124篇（首），高中教材共有古诗文67篇（首）。由此可见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注重。学习这些古诗文需要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和文学史知识，不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重读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把《经典常谈》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新课程改革和建设书香社会的今天，传承经典文化，弘扬中国精神，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代人肩负的文化使命。
作者 | 罗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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