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本语文教科书古文简析——《五代史伶官传序》《六国论》

 

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伶官传》记载后唐庄宗李存勖宠信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人败政乱国的史实，“序”则是对这一史实进行论述，总结经验教训。

此文开宗明义，指出王朝盛衰之理，不在天命，而在人事。“人事”指什么？此文认为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孟子·告子下》就说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欧阳修承继孟子这一说法，将其纳入《春秋》大义系统之中。《孟子·告子下》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正是重在描述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的“生于忧惠”一面。《伶官传序》所描述的临终“三矢”之赐，正意味了后唐国运“生于忧患”的史事背景。王禹偁《五代史阙文》说：“（晋王李克用）以三矢付庄宗，一矢讨刘仁恭……一矢击契丹……一矢灭朱温。”父子间临终约誓，遗命沉重。李存勖正是在这一“忧患”重担之下，北却契丹，南击朱梁，东灭桀燕，西服岐秦，建立起后唐王朝一时之盛。

《孟子》所说“死于安乐”的一面，则是《伶官传序》要重点阐述的内容。欧阳修既“照着”孟子讲，又“接着”孟子讲，用庄宗“逸豫亡身”的史实来具体阐释“死于安乐”。《伶官传》举出得到庄宗宠幸而终至“败政乱国”的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从谦）三人。景进“最居中用事……军机国政皆与参决”，郭崇韬女婿皇弟李存乂，梁朝降晋有功的朱友谦，都死于景进的谗言。史彦琼最后措置不力，导致军士皇甫晖哗变，继而放任其事，使皇甫晖长驱直入邺都，最终怯懦弃军逃跑。郭从谦更是因庄宗一句“复欲何为（叛）”的戏语，直接诱激军士叛乱，导致“乱兵纵火焚门，缘城而入…从楼上射帝，帝伤重……崩”。《伶官传》说“庄宗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放在常人身上是雅事。但常人的忽微之乐，在权力极大的帝王手里，可以无限制地向着不可预知的方向膨胀发展。在庄宗创业之初，喜好音乐对他的事业甚至有所协助，史称庄宗“自撰曲子词。其后凡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八》引《五代史补》）。而庄宗后期，他放纵个人喜好，任伶官为政，以致亡国。可见盛衰之理与人事关系至深。

苏洵《六国论》

此文一开头便点明宗旨：六国破灭之弊在于“赂秦”。值得留意的是苏洵以史为鉴，针对北宋真宗、仁宗的外交政策，含蓄地提出批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在“澶渊之盟”中，真宗遣曹利用到辽军中议岁币，事后交代“百万以下皆可许”，而寇原则私下警告曹利用“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结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国乘宋与西夏战事正酣，提出割地要求，富弼以“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的巧说打动辽主，仅增岁币银十万、绢十万而平息割地要求。两事颇为时人津津乐道，以为是难得的外交胜利。究其实际，百万与三十万、割地与增币，不过是耻辱尺度的差别而已。文章最初说，如果“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这段话也许是有感于“庆历新政”的失败而发。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等领导的“庆历新政”，可能遭到障碍而失败。“庆历新政”在宋代士大夫中影响很大。苏轼少年时在眉山闻听其事，就曾心向往之（见《宋史·苏轼传》），而苏洵在新政失败约十年后写作《六国论》，所谓“谋臣奇才”，心目中晚近的抽象也正是“庆历新政”中的改革者。因而以谏官身份参加了新政的欧阳修对《六国论》欣赏有加，是很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