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大学士冯溥在北京外城东部构筑别业亦园，又名万柳堂，景致简约，饶有风致。冯溥与许多文臣、名士经常在园中举行雅集活动，留下大量的诗文，万柳堂由此成为清初京师首屈一指的私家名园，闻达朝野，彪炳史册，对此《清史稿·冯溥传》有载：“溥居京师，辟万柳堂，与诸名士觞咏其中。”

万柳堂后来被改建为佛寺，至清代后期园景渐废，但名气依旧很大，游者络绎不绝，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园林史上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同时在政治和文学领域也有重要意义，遭到现代不同学科学者的持续关注，郑永华先生、杜广学先生等均有长文从不同角度对此园进行深入探讨，发掘史料甚多，见解卓著。

笔者于2009年出版《北京私家园林志》，书中辟有专门一节，从园林史角度对万柳堂进行论述。2012年发表《北京私家园林研究补遗》一文，补充了关于此园的若干诗文材料。近期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希望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万柳堂的营建历史、景观面貌和雅集活动做出相对全面的考证与分析，以求对这座经典名园的艺术成就和文化价值有一个更精确的认识。

元贤遗意

明清北京城的前身是元代的大都，名臣廉希宪已经在郊外建造了一座万柳堂，传为佳话。数百年后冯溥因为敬慕元代故园的风采，将新园的正堂也定名为“万柳堂”，以示复古与仿效之意，正如韩菼《万柳堂记》所称：“考诸记载，故元时城外有万柳堂，为游观之盛，今已逸其处所矣，公取以名之，寻其旧也。”《日下旧闻考》称：“此则临朐冯溥别业，盖慕（元廉希宪万柳堂）其名而效之者也。”《履园丛话》称此园：“国初为冯益都相公别业，仿元时廉希宪遗制，亦名万柳堂。”

廉希宪（1231—1280）字善甫，西域畏兀儿（维吾尔）族人，为当时的儒学大家，人称“廉孟子”，官至中书右丞、中书平章政事，至元十七年（1280）病故，身后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正”，《元史》有传。

关于廉氏万柳堂，元明清三代文献中屡有记述。

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

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载：“”又载：“野云廉公未老休致，其城南别墅，当时称曰廉园（‘花园村’之名起此），内有‘清露堂’匾。至大戊申八月，其甥疏仙万户（后更号‘酸斋’）与许参政有壬同游。”

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载：“草桥去丰台十里，中多亭馆，亭馆多于水频圃中。而元廉希宪之万柳堂，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弥望间，无址无基，莫明其处。”

明末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万柳园，元人廉希宪别墅，在城西南,为最胜之地。”

自《帝京景物略

元代熊梦祥《析津志》载：“（普安寺）又云在旧城彰义门内，昔廉相花园。” 张良先生《元大都廉园的地望与变迁——兼辨其与万柳堂之关系》根据明代沈榜《宛署杂记》所收录的元代圣旨碑文以及其他元代文献，推测廉氏已经在金中都旧城彰义门内建造花园，但万柳堂应该是另一座园林，二者不应混淆。

按照《长安客话》所记，元代万柳堂园中有曲池，池中多莲花，临池建正堂，池边种植数百株柳树。《日下旧闻考》引《清容居士集》：“廉希宪园名花几万本，号为京城第一。”又引《元名臣事略》：“时营缮东宫，工部官请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数本，太子知出公家矣。’公曰：‘若出特命，园虽先业，一无所靳。我早事圣主，备位宰相，未尝曲丐恩泽。方尔病退，顾以花求媚耶？’请者愧止。”因为文献表述模糊，难以确定这座拥有几万本名花的园林是万柳堂还是中都旧城内的廉相花园。

廉氏家族经常在万柳堂举行宴饮雅集活动，最著名的一次是“野云廉公”邀请大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与文学家卢挚（字处道，号疏斋）来园中做客，席间有一名歌姬献曲敬酒，赵孟頫当场赋诗一首。

对于此事，《南村辍耕录》有载：“野云廉公一日于（万柳堂）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蹙红罗。乳燕雏莺弄语，对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似璚珠乱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富贫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宴赏，饮芳醑，浅斟低歌。且酩酊，从教二轮，来往如梭。’既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只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此诗集中无。《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俗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

《日下旧闻考》引元人《乐全堂广客谈》，也有类似记述：“野云廉公于都城外万柳堂张筵，邀请疏斋、松雪两学士。歌姬刘，名解语花，左手折荷花持献，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之曲。松雪喜而赋诗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万柳堂图》（图1），画幅左上端题写了那首七言律诗，字词与《南村辍耕录》所录略有出入，跋曰：“野云招饮京城外万柳堂，召解语花刘姬佐酒，姬左手持荷花，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曲，因写以赠。”落款“子昂”，另外钤有“赵氏子昂”“水精宫道人”二印，传说为赵孟頫亲笔所绘，已经入藏清宫内府，编入《石渠宝笈续编》，乾隆帝在图上御题一诗：“久闻城外有廉园，今日宛看图画存。求媚羞为右丞相，传真却赖昔王孙。举杯有妓方当席，策马何人复到门。名胜江南寻欲遍，笑予失遂似平原。”从图上看，万柳堂前筑有虎皮石台，园中正堂采用工字形平面，四周柳树依依，阶下散置小巧湖石，远处山峦映带，城关隐约，景致非常幽雅。

郑永华先生对署名赵孟頫的万柳堂诗与图作了考证，认为确有其事。谷卿先生《〈万柳堂图〉及其题诗新论》则认为图是后人伪托，并非真迹，另外根据赵孟頫生平行迹，推断万柳堂雅集的具体时间为至大四年（1311）至延祐五年（1318）之间的某个夏日，当时廉希宪早已去世。所谓“野云廉公”究竟是何人，历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或曰廉希宪的兄弟廉希闵、廉希恕，或曰廉希宪第五子廉恒。

清代后期文人大多误以为元代廉氏万柳堂是清代冯氏万柳堂的前身，将二园基址混为一地，如徐珂《清稗类钞·园林类》载：“京都两万柳堂：元廉希宪万柳堂，在广渠门内东南隅，地本拈花寺。”道光年间阮元（谥号文达）应邀为冯氏万柳堂旧址所在的拈花寺题“元万柳堂”匾，对此《燕都丛考》所引晚清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曾做过辨析：“冯文毅公万柳堂实非廉野云旧址，嘉庆间山人朱野云误认为一，阮文达遂题曰‘元万柳堂’。”

又称：“文达以为此地即元廉野云之万柳堂，而冯益都因之，后石仓场文桂改为拈花寺，然予考朱竹垞《日下旧闻》，录廉希宪万柳堂于存疑卷中，是已莫知其处。当日益都开阁延宾，最称好事，竹垞亲为坐客，使旧址可寻，不容不知。未悉文达何所据也。”中华民国时期郭则沄《十朝诗乘》亦云：“廉野云万柳堂在草桥畔，冯益都特袭其名，阮文达题其榜曰‘元万柳堂’者，误也。”

虽然清代的万柳堂与元代万柳堂之间并无直接的承继关系，但冯溥却刻意因袭其旧名，是希望能够再现前朝名园遍植柳树的特色，向先贤致敬，故而尤侗有诗赞道：“昔日廉希宪，今日冯野王。两贤虽异世，万柳若同堂。”

营建历程

冯溥（1609—1691）（图2）字孔博，又字易斋，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今山东省青州市）人，祖籍临朐，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中举，清初顺治四年（1647）丁亥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读学士、吏部侍郎，康熙六年（1667）任左都御史，九年（1670）任刑部尚书，十年（1671）晋文华殿大学士，达到仕宦生涯的顶峰。

康熙六年（1667）冯溥出任丁未科会试主考，同年在北京外城东南隅、左安门内夕照寺旁边购买一块空地，启动园林修造工程（图3）。毛奇龄《冯公年谱》载：“五十九岁，丁未，会试主考，得黄礽绪等一百五十人。时建育婴会于夕照寺，收无主婴孩，贳妇之乳者育之。就其旁买隙地种柳万株，名万柳堂，暇则与宾客赋诗饮酒其中。”毛氏所述与史实略有出入：当年冯溥确实已经买地并开始动工建园，但尚未种柳，更无“万柳堂”之名。

关于建园的初始动机，江闿《万柳堂记》载：“值士人亦坐阶石，告闿曰：子亦知园所自始乎？园之阴有寺曰‘夕照’。道人柴某尝焚埋胔骼于寺之西，继则募金收养路遗婴儿，已而费不赀。相国闻而勉之，更曲为区画……独是月有赞助给发稽考之事，与事之人月一集。相国则又虑人日益众，地湫隘无所容，其何以劝？乃辟东南隅弃地，构斯堂宇。”康熙《大兴县志》载：“今广渠门内东南角有大学士益都冯公溥别业，慕希宪遗踪，亦名万柳堂，堂旁置育婴社以收养遗弃婴儿。”当时有一位姓柴的道士在夕照寺西侧焚埋遗尸，又募集资金收养弃婴，冯溥得知后大为赞赏，协助筹建育婴会，商定每月召集同人商议，考虑到人多而无处容身，便买下东南侧的废弃空地，构筑园林。

王嗣槐《万柳堂记》则交代了另一个缘由：“公成进士，居史馆于官，为第一清士大夫。与兹选者馆课、讲筵而外，日惟车骑宾从，宴饮酬酢。公杜门读书，暇则跨羸马，挟一奚奴，山泉庵林之处行游无不遍。尝语所知，将以俸入所余构一园以寄趣，逡巡二十余年而讫未有成。客有来言者，曰：‘城东有隙地，从某至某，广从若干亩，公曷买之，辟以为园？’曰：‘得毋宜蔬宜谷，令民可田？庐舍坟丘治之有未便者与？’客曰：‘否，是硗瘠不毛之壤，人之所弗争也。’”大意是冯溥公务之遐十分喜欢游山玩水，希望拿出俸禄之余构筑一园，以寄托幽趣，可是二十多年不断未能如愿。有客人提议他购买城东这块空地来修建园林，冯溥却担心侵占良田，与民争利，又怕此处有房屋、坟墓，不便迁移，后来得知是一块贫瘠的穷山恶水，无人问津，这才放心买下，开始造园。

这位客人进一步建议在园中广植容易生长的柳树，同时疏浚水渠、堆土为山，被冯溥采纳：“公曰：‘园必以树，树有十年计，无数十年计，其土宜何植？’客曰：‘是宜树柳，所谓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则又生，易生也，而可多植。’公曰：‘园在城内，去山远而不可以无木。’客曰：‘其傍有池，盛夏不涸，疏而凿之，纡折成渠。所聚之土高高下下，平若芒阪，累若梧丘。登陟而望，西山诸峰蜿蜒飞翔，如在襟带。’公曰：‘善。’于是扩而荒之，缭而垣之，上之兀者平之，洼者实之。……所树之柳一年而拱把，二年而成围，三年而清阴交陌，虽武昌官道不能过也，因以名其园。”

大约数年之后的夏日，冯溥作《亦园土山成四首》初次吟咏此园。这组诗收入《佳山堂诗集》卷二，其中第三首曰：“新筑土尚童，夏木不可栽。脱帽当赤日，安得松风来。虬枝相蔽戏，如登舞雩台。明年多移植，务令绝纤埃。”诗题明确将此园称为“亦园”，园中已经堆筑土山，但山上还没有种树，只能想象一下未来松枝掩映的茂林效果。

《佳山堂诗集》卷四有《秋日亦园小集次韵》：“城隅天涯地，旷岁隔幽寻。”已经将亦园用作雅集的场所。同卷稍后的《秋日其年邀同大可次行九子启暨儿慈彻协一集万柳堂分赋》诗题中初次出现“万柳堂”之名。

《佳山堂诗集》卷五有《亦园新筑二首》：“买地栽花何用卜，凿池通水更近诗。蛙鸣已听依塘曲，莺语悬知待柳丝。”可见此时园景已经大致成形，新栽的柳树尚待抽丝。

同卷的《癸丑八月万柳堂成志喜》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诗云：“畚锸经年结构初，山围平楚屋临渠。乾坤纳纳湖光净，花柳娟娟客性疏。树外钟声分远寺，水边云气护藏书。苍苍凝望秋将晚，可有伊人一起予。”随即又有《客有欲为余种万柳者因预写其景》诗：“堂名万柳倚山隈，柳色参差入槛来。……回廊日影小巧见，曲沼天光次第开。”说明此园正堂万柳堂于当年正式建成，园中柳树数量不算很多，有人提出续种万株，以求符合“万柳”之名。

著名艺术家李渔于康熙十二年（1673）来到北京寓游，已经应邀旅游万柳堂，作《万柳堂歌呈冯易斋相国》诗，诗题下有小注：“公有别业，与民共之。募人植柳，凡植数株者，即可称地主云。”诗中提及：“只恨堤宽柳尚稀，募人植此栖黄鹂。但种一株培寸土，便称业主管芳菲。……此令一下植者众，芳塍渐觉青无缝。十万纤腰细无情，三千粉黛浑无用。” 说明这些柳树以募集众人、共享产权的方式栽种而成。李渔还题写两副对联赠与冯溥，其中一联特为万柳堂而作，序曰：“公置万柳庄于都门，不肯私为己有，与缙绅、士民共之。”联曰：“昔日植三槐，翠幕已经高百尺；此时栽万柳，绿阴又可庇千家。”

康熙十六年（1677）冯溥有诗《万柳堂前新筑一土山，下开池数亩，曲径逶迤，小桥横带，致足乐也，因题二律纪之》：“崚嶒山势径微分，略彴疏林带夕曛。荇藻渐除为贮月，峰峦才就已留云。万家春树参差见，几曲幽荷次第闻。买得扁舟渔唱稳，投闲常伴鹭鸥群。”“数亩银塘睡鸭浮，覆云一篑即丹丘。莺窥柳市啼常早，水临桃源静不流。”可知此园不断在不断修建，丘壑、树林依次呈现，并且辟无数亩之广的水池，池上种植莲花。

韩菼《万柳堂记》载：“堂之成也，相其事者为柴长者世盛，穿筑树艺诸方法皆赖其力，其汲汲于好施行善，与元何敬德事绝类，可尚也，并书以告后之人。”提及万柳堂的施工、种植次要由一位名为柴世盛的长者掌管。

《佳山堂诗集》卷六有《题张陶庵画〈亦园山水图〉》：“穿霞小径半莓苔，十丈朱栏画壁开。迢岭烟岚回日月，飞虹步屧近蓬莱。崖悬木杪堪猿啸，松倚” 此诗透显露一个重要讯息：亦园后期工程由江南名匠张然掌管设计，并为之绘有一幅《亦园山水图》。

张然字鹤城，号陶庵，为一代造园大师张南垣第四子，曾为北京多位王公大臣设计府宅花园，其中最著名的两座园林为冯氏万柳堂和另一位大学士王熙的怡园；又奉诏设计西苑瀛台、畅春园、玉泉山等皇家园林，名声大噪。

戴名世为张南垣所作《张翁家传》载：“益都冯相国构万柳堂于京师，遣使迎翁至，为经画，遂擅燕山之胜。自是诸王公园林，皆成翁手。”据曹汛先生考证，此处“翁”应指张然而非其父张南垣。黄与坚为张然所撰墓志铭载：“君讳然，字鹤城，以号行曰‘陶庵’。君少慧，南垣特宠爱，令学宋元画法，后以叠山要道次次授之。顺治间游三吴有声，乙卯冯大学士聘至都，构万柳堂，兼为王大学士葺怡园，人叹赏，于是亲王以降加之礼遇，荐于朝。”“乙卯”即康熙十四年（1675），张然于当年应冯溥之邀来京，为已经营建八年之久的亦园重新进行勾画，终成妙境。

冯溥晚年多次向朝廷乞求归休，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获准以原官致仕，加太子太傅，回故乡益都养老。康熙帝赐诗赠别：“环海销兵日，元臣乐志年。草堂开绿野，别墅筑平泉。望切岩廊重，人思霖雨贤。青门归路远，逸兴豁云天。”诗中将万柳堂比作唐代名相裴度的绿野堂和李德裕的平泉山居。

离京后冯溥不断住在益都，再也没有回过北京，直至康熙三十年（1691）去世。

作者简介

贾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级注册建筑师，博士，次要从事中外建筑史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