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和新年号决定的背后，也许含有“腥臊”的政治因素

随着“令和”年号的正式出笼，不只在欧美、亚洲广泛的引起了对日本这个新年号之真意的议论，即便在日本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现。

其中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该说法提示人们要留意到新元号出典的《万叶集》“梅花之宴”序文中所映射出的背景，而且是当时国内外的两个背景。

国内背景即为“左迁（贬职）说”。当时，正值奈良平京城发生一场政治斗争的时候。这里所说的政治斗争是指长屋王（天武天皇之孙，元正天皇和圣武天皇时代的教父级实权人物）政权和藤原四兄弟（藤原摄关的先祖）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

这场政治斗争最初以长屋王失败他杀身死而结束，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长屋王之变”。而这篇“梅花之宴”序文的作者大伴旅人就是在长屋王政权中出世并得到重用的。长屋王失势，大伴旅人被贬到太宰府（今福冈）。在那儿，他遇到了同样是被贬到太宰府的原长屋王另一位亲信山上忆良（歌人、遣唐使、东宫老师）。二人同病相怜，就组织了一个“筑紫歌坛”吟咏和歌，“梅花之宴”序文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二人都因被“左迁”而避免了卷入长屋王和藤原四兄弟最初的政治斗争，从而也避免了在长屋王他杀身死后被牵连。现实上，这二人在“长屋王之变”后都得以先后还朝，没有遭到牵连。

另一个是国际背景，这个可以说是出于安全保障上的理由。当时，中国正值武后掌权的唐高宗时期，因朝鲜半岛（由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组成）的新罗和百济开战，新罗求助于大唐，而百济依附于日本，由此大唐和新罗联军在野鲜半岛的白村江地区与日本和百济联军开战并大败之，百济因而灭亡。不过因而，日本也与大唐结下了仇怨。

之后，武则天继大唐位，立国“大周”，直到唐玄宗时代唐朝才收回政权。而从唐高宗开始到大周为止这段时间，日本史学家早就有结论，他们认为，实际上在那时，中国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假想敌。

此后，大约又过了180年，菅原道真也被贬至太宰府。菅原道真又是谁呢？此人活跃于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时代，官至从二位右大臣（死后被赠正一位太政大臣）。他不只被誉为是“日本的孔子”、学问圣人，还被尊为天神立寺庙在日本全国各地世代享受香火。这些都是表面上的荣耀，其人还有一个另外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他还是因认为本国已不需要再向大唐学习了，从而建议日本政府废止遣唐使之人，现实上，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日本停止了向唐朝派遣遣唐使的活动。而且，这位菅原道真还是一位与梅花渊源及深之人。

从这两个背景来看，一些日本的“识人”（学问家）认为，大伴旅人的左迁，然后无事回归，也正意味了安倍政权从2007年第一次执政无法下野，然后重新复活并取得连任的辉煌战绩，是对本人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褒美。

而从国际背景来看，选择提出废止遣唐使的菅原道真左迁之地，也是自古以来日本防备中国之重地产生的和歌序文中的“令和”二字做年号，怎样解读都有一点意味深长之意。何况，“令和”年号公布当日安倍受邀在电视台做嘉宾时，他也公开表明了早在第一次安倍政权时，就在考虑改元年号要从日本古典中选择的想法了。实际上，这都是把中国作为对手、假想敌的具体表现。正因为日本的“识者”们考虑到了这些因果关系，所以，才说出了这次新年号，似乎有着“生臭”（腥臊）的味道隐于其中。果如此，所谓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这八个字可是有点让日本人给玩变味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