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的真正意图，为文武并用，宋太祖并非贬低武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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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我们说道，宋太祖虽然没有在骨子里重文，但是“轻武”他是认真的，怕的就是重蹈覆辙。最典型的一个做法就是上任之后的“杯酒释兵权”。

而“杯酒释兵权”的真正意图，为文武并用，并非是宋太祖一味贬低武臣。

这是李焘在参考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丁谓的《丁晋公谈录》等后给出的结论，在他看来，“欲守信等出为节度使”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真正意图。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常被引作宋太祖“轻武”的证据之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记叙该事件之后，有下述考辩语：“太祖与赵普之意，但不欲守信等典禁军耳，岂不令守信等各居方镇邪？太祖云为天子不若为节度使乐，是欲守信等出为节度使也。”

关于节度使，王栐云：“五季，武夫悍卒，以军功进秩为节度使者，不可数计，非宗室近属、外戚国壻年劳久次，不得为此官。”

可见节度使地位之高。如依李焘所言，宋太祖此举实是为了避免黄袍加身事件的重演，而并非是要贬低石守信等武将的地位。

那么，宋太祖理想的治国方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二月壬寅条》的记载值得留意：“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左右皆莫对。”

在李沆等人看来，太祖欲令武臣尽读书是他“有意于治”的表现，是一种将“武”与“文”相结合的治国策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武为主文为辅”的策略。然而，寄希望于武臣读书以通治道是不太现实的。宋太祖本人也明白，让这些武将读书成为儒雅之人是不可能的，这些“将家子”“练习戎事，不喜读书”，即便有人响应太祖的号召而读书，也收效甚微。

在确立宋王朝的治国方略、如何对待文武关系这个问题上，宋太祖经历了一个矛盾的思想历程。但国家的未能统一、武将的出身等都决定了他不可能“重文轻武”，最好的办法是文武参用。

辛仲甫之得到重用，是因为他是“儒臣有武干者”。从“汝见王明乎？朕已用为刺史”的话语中透显露太祖理想中的分治大藩者就是像王明、辛仲甫这样的“儒臣有武干者”。

而在参用时是“右文”还是“右武”，宋太祖的治国思想在开宝年间也经历了从“以武为主以文为辅”到“以文为主以武为辅”的变化。从建隆三年的“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到开宝五年的“儒臣有武干者”和“分治大藩”，显示了宋太祖文武参用的治国思想的变化——由“武为主文为辅”到“文为主武为辅”。

以上，就是宋太祖对文武两股势力的态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结合之前两篇文章，相信大家都有本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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