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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锦帆游侠
随着司马越的胜出，八王之乱最终落下了帷幕。许多人对这一事件感到纷乱，戏称为“司马打司马”。但其实，所谓的“八王之乱”，牵涉进来的并不只要八个宗王，只是被记载的八个宗王都已经掌控了地方权力，因而《晋书》将他们合在一个章节中。认真研究的话，他们有一些自动挑起了纷乱，有些只是被动卷入，而除开宗王之外，外戚、世家也都参与其中，因而不能单纯视为一场宗室中的内斗。
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是由于司马炎死后，杨骏想全盘掌控辅政大臣的位置，因而自动挑起了和司马亮的争斗。在此期间，同为外戚却被杨骏打压的皇后贾南风联合宗室的力量处理了杨骏，再利用楚王司马玮干掉汝南王司马亮，最初出手收拾司马玮，成功完成了反杀，掌控了最高权力。
[1]八王之乱第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政治斗争次要围绕着地方权力而进行，牵涉进来的军队次要是禁军，对地方没有形成过大的影响。
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是由于太子司马遹逐步成年，开始有染指皇权的意向。此时代理皇权的贾南风感遭到了要挟，故而先处理掉了司马遹，引发了宗室中的震荡：司马遹的死亡，意味着晋王朝得到了最具合法性的承继人，各个有实力的宗王都开始觊觎皇位，引发了更大的纷乱。
[2]八王之乱第二阶段
首先是赵王司马伦借着清算司马遹死亡的由头将贾南风处死，随后便迫不及待的称帝，引发了以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为首的宗王们向司马伦发起的讨伐。河间王司马颙本来站在司马伦一方，见司马冏等人声势浩大，立即跳到司马冏等人一边，成为反司马伦的三王之一。
在三王的讨伐下，司马伦被迫退位，朝政大权转到司马冏手中。但由于司马冏的父亲齐王司马攸在承继人位置上的敏感性，司马冏的掌权也没能让诸多宗王信服，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三王中的司马颖与司马颙。
为了给讨伐司马冏寻找一个理由，司马颙打算卖掉司马乂，等司马冏处理掉司马乂后便打着报仇的旗号处理司马冏。但谁也没想到司马乂完成了反杀，于是便构成了司马颙和司马颖共同攻击司马乂的局面。
司马乂十分给力，两线作战也没有落于下风，但东海王司马越突然跳反，将司马乂卖给了司马颙的大将张方，导致司马乂被活活炮烙而死，随后司马颖掌控了朝政大权，也成为了晋王朝的承继人。
司马越一通操作，本人没捞到好处，反而让司马颖摘了桃子，他十分不满，便带着晋惠帝司马衷前去讨伐司马颖。结果在荡阴之战被打得大败，导致司马衷也落入了司马颖手中。
司马越的弟弟并州刺史司马腾便联合幽州都督王浚一起向司马颖的基地邺城发起进攻，打败了司马颖，导致司马颖和司马衷一同落入了张方的手中，局势也演变成为司马越和司马颙所进行的东西对抗，最终司马越击败司马颙，成为了最初的赢家。
对于八王之乱迸发的缘由，史学界有着诸多分析，最为主流的三个观点，一个是吕思勉先生与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认为是分封制和罢州郡兵所导致的；王仲荦先生和唐长孺先生认为是司马炎实行的宗王出镇制度导致宗王们实力过大，积重难返；祝总斌先生和张金龙先生则提出，由于司马炎在承继人的选择上出现错误，导致司马衷无法掌控权力，导致政局动荡。
那么，换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没有这些失误，八王之乱就不会出现呢？答案能否定的。
先说分封制和罢州郡兵。这一观点目前已经被证明不太可信，举个简单的例子，之前司马颙讨伐给他带来大麻烦的皇甫重，便是征用的凉州和秦州的州郡兵，可见州郡兵并未被废除。而对于分封制，也证明这一制度并没有给诸王很大的权力：绝大多数宗王的封国只要一个郡，不能掌控地方政权，也不能拥有超过五千人以上的军队，一切和军事有关的举动也需要由地方批准，这样的分封从制度上而言，并不会形成宗王们的势力膨胀。
再说宗王出镇。被分封的诸王，一部分在封国进行管理，一部分在地方担任高级官职，还有一部分则担任地方都督，出任都督的宗王便是宗王出镇。这一现象，从魏末就已经逐渐开始，目的是让地方上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掌握在宗室手中，避免军权落入权臣之手，以给皇权提供足够的保障；同时，宗王的封国不足以供养一支强大的军队，宗王们出镇地方的军队仍然需要地方提供给养，同时地方也掌控着对军队的调度，因而地方对地方的掌控还是较为牢固的。
相反，如果宗王不进行出镇，曹魏出现的权臣独大的现象有可能会重蹈覆辙：西晋正是鉴于曹魏亡国的教训才建立起了这一制度，以防皇权旁落。现实上，终司马炎一生，他都在和以贾充为代表的世族勋贵势力进行权力上的抢夺，一旦地方上的都督交由世家或者军头掌控，皇帝们对地方军队的控制毫无疑问将大大下降。
说白了，世家所掌控的资源和话语权对皇权而言要挟极大，但为了本人的统治，皇权又不得不依赖世家的协助，因而只能借助宗王和外戚的力量对世家进行制衡。相对世家而言，宗室和外戚的力量比较好掌控，相对世家权臣掌权的要挟而言，宗藩叛乱是皇权所能够接受的风险，这正是建立宗王出镇制度的初衷。
分封制和宗王出镇制度的政治架构设计，一方面让司马家迅速控制了地方和地方的军政大权，保障了禅代之际的政治稳定；另一方面也确实导致了统治集团中出现了相对独立发展的藩王实力，而这是司马家所必须承受的。
说白了，两坨屎，得选一个巧克力味的吃下去。
宗藩问题不断到宋代的中小地主大量崛起，世家衰弱到不足以要挟皇权的情况下，才开始有所处理，宋代开始对宗室们进行圈养，削弱藩王的实力。到了明代，皇帝们更是把宗王们当猪来养，以免要挟到皇权。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的时间点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最初，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司马炎在承继人的选择上是错误的吗？
确实是错误的，但司马炎别无选择。
司马衷确实没有当皇帝的能力，皇权不得不交由贾南风以及其他宗王代行，这一点也不断被有野心的人反复利用，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强无力的武器。司马伦甚至直接篡位，坐上了司马衷的位置，而司马衷也没有无效的手段进行反制，只能依靠宗王的力量再次坐回皇帝的位置。
那么假设如果是司马攸上位，这一切会有所改观吗？
显然也不会，因为当初司马炎没有选择司马攸的一个重要缘由，便是司马攸和世家势力纠缠甚深，他作为贾充的女婿，在承继人的问题上得到了贾充的支持。一旦司马攸上台，世家的力量会更为强大，从而反噬皇权，这是司马炎所不想看到的。
退一步说，就算司马攸能够上位，司马炎的儿子们能有一个善终的结局吗？司马攸百年之后，是会将皇位传给儿子司马冏，还是司马炎的儿子们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司马炎的儿子们会成为司马攸极大的要挟，他们会不会迫于被清算的压力掀起叛乱，导致引发一场更为凶猛的“八王之乱”呢？
司马攸不是不能成为皇帝，只是他只能以司马师儿子、司马昭次子的身份在承继人上排队。换言之，他要么在司马师死后成为晋王，从而成为晋朝皇帝，要么在司马昭死后，司马炎得到承继权的情况下，才能成为新的承继人。
如果不按这个顺序来，便坏了嫡长子继承制的规矩，而嫡长子承继制，正是封建王朝顺利传承的重要保障：因为这是最为可靠的量化标准。所谓立“贤”，实在是找不到一套行之无效的评判标准来，而且也可能导致多个人符合，从而引起愈加激烈的抢夺。而按嫡长子承继制，大家按顺序排队，是减少争议最无效的手段。
假使司马炎抛开司马衷直接立司马攸为皇帝，司马炎的其他弟弟们会怎样想？司马炎的儿子们又会怎样想？皇帝本人破坏了规矩，其他人显然也不会按规矩真正承认这个新皇帝的合法性，而会想：他能，为什么我不能？
因而，虽然晓得司马衷的能力不行，司马炎仍然只能硬着头皮选择他，要怪，只能怪他本人，嫡长子生出了这样一个人，在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存在了。
虽然选择了司马衷当皇帝，但至多在贾南风的辅助下，前十年中，晋王朝的内部还算稳定，这证明只需地方不出大问题，西晋王朝的分封制度还算行之无效，宗藩矛盾并不会很快迸发。
但司马衷的皇权是由贾南风代行的，当太子司马遹逐步成长起来，要挟到贾南风时，地方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动荡，从而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开始。
“八王之乱”，并不是所谓的“得国不正”“生于不义”所导致的，而是在东汉崩溃以来，皇权逐步衰弱的背景下，无论是曹魏还是西晋，皇帝都采取的许多措施来维护皇权。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都产生了应有的作用，但许多年后，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最终还是反噬了本人，这并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一项更为宏观的问题：历史的自我否定。
古往今来，历史不断在进行着不断的自我否定。一项制度在建立初期能够行之无效，达到目的，并不代表这项制度可以长期实行下去。换言之，没有任何制度是能够永远不变的。多年后，当这项制度产生弊端的时候，统治者便会吸取前人的教训对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创造新的制度，再由更新的统治者对新的制度再度进行改革。历史便是在这不断的改革中不断前行的，而在其中参与的每一个人，也是历史前进中的脚印，他们许多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便只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制度。
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从今人的角度而言看古人，自然可以找出很多问题，但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今人，正是因为许许多多古人用亲身的经验教训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从而有了今人愈加优越先进的制度。
这在我们今后的故事中，也会逐个展示。
参考材料
[1]房玄龄（唐）等·《晋书》
[2]司马光（宋）·《资治通鉴》
[3]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4]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5]祝总斌·《“八王之乱”迸发缘由试探》
[6]林校升·《“八王之乱缘由论”诸说述要及献疑》
[7]张金龙·《关于“八王之乱”迸发缘由若干问题考辨》
[8]赵昆生，刘玉玲，官军·《晋末政治与“八王之乱”研究》
[9]周艺，高远·《西晋“八王之乱”缘由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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