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元亨利贞还有更多的意蕴，如下所述。

6、积极进取

人们普遍认为古代儒家有强烈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周易》中也有许多说法，为大家所熟知，此不赘述，只用关于元亨利贞的材料稍做说明。

从元始、亨通、利和、贞正四字的基本义训，已可看出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如《尔雅·释诂》：

初、首、基、肇、祖、元，始也。

此几字都有“始”义，综合起来看，都表示事业的开端、创始、奠基、首创、肇始、始祖、元初之义，可谓最能体现积极进取创新精神的词语。

后之学者在这方面也多有发挥，如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元始首始精神的体现，这里面充满了积极进取精神，亦不待言。

再就亨通二字字义看，有事业顺畅顺利、通达通畅、成功成就之义，而使事业能够如此，背后就有积极进取的干事精神。

再就《文言传》所说看：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孔颖达疏解释道：

以中正之气成就万物，使物皆得干济。……君子能坚固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干济。

使物皆成就，皆得干济，令物得成，使事皆干济，都是积极无为的进取精神之体现。

《文言传》又说：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参看乾卦九三之爻：“君子整天乾乾”，

《文言传》解释九三说：“君子进德修业”，又说“整天乾乾，行事也”。

这都是元亨利贞中的积极进取精神在个人学业与品德修行上的体现，所以能够达到大人的境界，而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相合而不违。

《文言传》又说：

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整天乾乾，与时偕行。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以及六爻发挥，时乘六龙，云行雨施，

等等，则是表现在国家社会层面的积极进取精神，可知元亨利贞不只要人努力做君子，还要人努力为国家社会尽力，希望与时偕行，达到天下治、天下文明、天下平的成功，其积极进取精神是全方位的，不是只局限于个人的学业德行之修养。

联想到《大学》说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与《文言传》说的君子学以聚之，仁以行之，整天乾乾，进德修业，行事自试，与时偕行，上治天下，以及六位发挥，时乘六龙，云行雨施等等，其中的积极进取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7、贞正刚健

元亨利贞，最初的贞字非常重要。古人解释：贞，正也。贞正代表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正义。其实在“利”字里已经包含了“义”，如前所述。而贞则被阐释为：

当以贞固干事，使物各得其正而为贞也。

所以“贞”字又包含贞固干事的含义，故《文言传》说：

贞者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

就是这一层面的意思。此外还有更多的意蕴，如《文言传》说：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

中正就是贞正，而刚健则是出于中正，又称刚强，

《乾卦·大象》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用了“健”和“强”字，与此刚健意义相关。刚健刚强，必须以正义为原则，没有正义就不会有也不会是真正的刚健。中国历史上那些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正义之士，莫不具有邪气凛然、威武不屈的气质与风范，这就是刚健中正的体现。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邪气”，即来自《周易》的刚健中正精神。

还要留意用《文言传》用“纯粹精”来指明刚健中正（亦即贞正）的特性，又包含了另一层意思，即：贞之所以正而刚健，根本缘由在于它是绝对纯粹之精。

精指事物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可以说是精华、精髓、精粹。把刚健中正说是纯粹精，可知是极高的定性。正是由于刚健以中正（贞正，正义）为前提和原则，所以这种刚健就成为《周易》最为强调的精神，而它又是出于“元亨利贞”的“贞”字，因而可以说元亨利贞具有贞正刚健的精神。从这种精神出发，《周易》又阐发出忧患思想，即《系辞》下所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思想后来发展为忧国忧民的匹夫有责，敢于担当的精神，这里面都以刚健中正精神为支撑，否则是不可能提出与做到。

8、识时知势

元亨利贞四字非常强调“时”，这也是中国古代智慧中不可忽视的思想，又不只仅在元亨利贞中有所体现。此仅就元亨利贞来看它所主张的“时”又是哪些含义？

最明显的是《文言传》说的“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此外还有：

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

见龙在田，时舍也。

整天乾乾，与时偕行。

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大人者……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据此看来，元亨利贞的时，至多包括四个方面的意思：

知时，顺时，用时，守正。

知时，是说必须了解时势的变化与发展，明确晓得目前的时势是怎样样的。这是人对时的认识问题。如说进德修业及时，通过进德修业而对时有所认识，所以强调及时，如果不知时，怎样可能做到及时呢？可知及时之中就含有知时。其他的如与时偕行，与时偕极，因其时而惕，奉天时，都以知时为前提，是不言而喻的。最初说知进退存亡，进退存亡是人的举动，人如何举动，一定要根据客观之时来决定，所以知进退存亡的前提仍然是知时。

其次是顺时，时或时势乃客观情势，外在环境，人只能在一定的客观情势下存在和活动，知时是前提，知时之后，人只能顺时而动。所以说与时偕行，与时偕极，因其时而惕，重点是“与时”和“因其时”，这就是顺时。人的举动一定要“与时”，即顺应时势的发展变化而举动。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这里强调的就是顺时。

又说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亦是强调顺时。

四时虽然是说四季，但不能简单理解为季节，而应该理解为客观时势，四时有序，强调客观时势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不能不认识和遵照之，在此基础上采取举动，才是与四时合其序，就是让人的举动与客观时势相合相应。

而先天后天，天是指客观环境，包括客观时势，人的举动与客观的环境和时势，在时间上或有一定的差异，这就是先天后天，这种差异，可以是客观故意的，也可以是客观被迫的，但不管怎样，都要恪守一个准绳，那就是不违天和奉天时。强调的仍是顺时。

再次是用时，这是最重要的部分。知时，顺时，还是被动的，只要发挥人的客观能动性，在知时顺时的基础上有所举动，此称为用时，这样才会使“时”的思想于人有意义，否则只能是一个旁观者，没有利用时势而有所作为，此是《周易》所不认同的。

所谓的“时乘六龙以御天”，就是用时的典型表达。时乘六龙，是说在时势允许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条件或资源进行举动，御天，前面说过，是行于天，即在客观环境中进行活动。

这一切都以“时”为前提，这里说的一个“时”字，实际上包含了知时、顺时、用时等涵义。

中国古代的言语极其简约，一定要根据上下文及全书全体思想进行综合阐释，才能充分认知其中的丰富含义。如这里说的时乘六龙的“时”字，就是一个例子。一个字就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涵，不能简单了事，须细心涵咏，体味其中的深厚思想。

最初是守正，用《周易》的话说就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归纳起来，就是在用时之时必须不失其正。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失时之正，二是不失行之正。时之正，就是客观时势本来的态势与性质，人在用时之时，必须恪守时之正，既不可认识错误，也不可不顺应之，这都是不失时之正的内涵。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不失时之正。

而不失行之正，是人的客观方面的问题，知时顺时只是人对客观时势的认识与顺应，用时才是人本身的客观举动。

人的客观举动，是有各种选择的，哪种选择是正确的？是合乎贞正，合乎利义的？必须经过人的客观思考与分辨，加以取舍，这里就有不失行之正的问题。

思考错误，分辨错误，取舍错误，就使选择错误，结果使人之行失其贞正，不合利义，被称为“动而有悔”。

可知不失其正中包涵不失行之正，不能动而有悔。

如有时要潜龙在田而勿用，此时若反之而自试或大用，必须失其正。见龙在田之时，不失其正的态度是“时舍”，时舍就是及时而居的意思。这里的舍不是舍弃，更不是放弃，也不是不举动，而是无限的举动，舍即居，举动的程度仅此而已，还不到自试大用的地步。

乾卦六爻之中的每一爻都有时与行的问题，乾卦爻辞与象辞及《文言传》作的解释，逐个阐明了不同时势之下的正确方针，是不失其正的具体例证，可逐个体味之。

除了潜龙、见龙二爻外，又如“整天乾乾，与时偕行。”“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都是其例，其中说的与时偕行和与时偕极，一个行，一个极，就表示一个可以大行，一个不能再行了。因其时而惕，是时势不利时的正确方针，此时若不惕，则失其正矣。能因时而惕，故能虽危无咎。

9、天下文明

元亨利贞说的问题，是人与天（天有二义，一是纯粹的客观自然界，一是《文言传》说的“乾元用九，乃见天则”的天则，即客观自然界的规律）、万物三者的关系。

天是问题的起源，初始点，两头环节是万物，人是问题的中心与最终目标。人在天之中，与万物合处，人要达到本人的利益目标，不能不注重天与万物。因而构成了元亨利贞的整套观念，但最终是为了人。

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元亨利贞不是为一个人，而是为全体人，即整个人类。而人类是众多的人相处，这就构成了社会，国家，天下。发展下来必然会有天下的问题，也就是人与人如何相处为最佳的问题。

据元亨利贞的思想，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答案，而且是最合乎全人类全体利益的处理方案。这就是《文言传》说的“天下文明”，也就是“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这一思想非常宝贵，直到今天的人类都应该遵照其中的义理，不能违背。

孔颖达的疏阐释子夏训解的“元亨利贞”四字之义时说：

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使物坚固贞正得终，行善道以长万物，物得生存而为元，以嘉美之事会合万物，令使开通而为亨，以义协和万物，使物各得其理而为利，当以贞固干事，使物各得其正而为贞。

这一大段里说的物，万物，既是自然界的物或万物，又是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人，所有的人。人就是物，这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本有之义。所以，理解元亨利贞，最终的落脚点是人，是人类，当然作为前提的天与万物是不能忘记的。但最终一定要回到人类的事情上来，这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根本特质，是与西方思想不一样的地方。

天下文明（全人类的每一个人都能各正性命，全人类全体则能保合大和），这是元亨利贞对人的问题给出的最终答案，且是最合乎人类根本利益的答案，这就是元亨利贞中的天下文明精神，是极为伟大的精神。

元亨利贞又解释了如何实现天下文明的问题，即《文言传》所说：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首先应该明白，古人说的君子、圣人，是指最佳的人，换言之，所有的人都应成为这种最佳的人。由此来看君子如何如何，就应该理解为：如果人类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则下面说的体仁诸事就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为，这样才能达到天下文明的雄伟目标。

就这一段《文言传》说的话看，应该理解为：人们都应该成为君子，按照如下的原则行事，即体仁就足以长人，嘉会就足以合礼，利物就足以和义，贞固就足以干事。所有的人都成为君子而实行元亨利贞，所以乾卦说元亨利贞。

思想的任务是揭示本质的东西，阐述理想的东西，所以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应按这一要求加以推进。此上面的话，可知其意思是：

人们成为君子，就能够身体力行仁义，这样就足以使每一个人都得到顺利地发展和成长（足以长人），能够以嘉美之事相合，这样就足以使每一个人的行为合乎礼仪（足以合礼），能够使人和物皆得利，这样就足以和谐于人类道义（足以合义），能够贞正坚固，这样就足以开展事业并取得成就（足以干事）。所有的人都成为君子而行此四德，就达到元亨利贞的全面目标了。

必须留意这里提到的长人、合礼、合义、干事四者，正是人类文明的应有内涵。换言之，人类文明必须使人发展成长达成本人的目标，这是长人之义，必须使人的言谈举止合乎文明礼仪，这是合礼之义，必须使人的行为合乎道义而且能够获得利益，这是合义之义，必须使人贞正强健具备各种能力以开展事业并完成事业，这是干事之义。人类若能全都如此，岂非人类文明？

10、科学研究

在今天的知识界，人们常常以为中国古代儒家不关怀科学，把科学发明斥为奇技淫巧，其实这是莫大的误解。后代学者不能正确掌握和传承古代儒家的思想，一些人用奇技淫巧的罪名来鄙薄人民的科学发明与创新精神（我的老师张舜徽先生曾有《劳动人民创物志》一书，并将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发明的历史与功绩，写进他的巨著《中华人民通史》，体现了古代儒家学者的真正的科学精神，又非一些只知空洞虚空概念的学者所能想象），但这不是古代儒家的本来之义。

后世的儒学者往往只注重讨论道德伦理的修养问题，喋喋不休，长篇累牍，而把古代儒家思想系统中许多宝贵而有科学精神的内容舍弃不讲，已经不能号称儒家学者，只能是“通人”所蔑称的“陋儒”。在

元亨利贞中包含有非常可贵的科学研究精神，不能不予以注重，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更应注重这种精神。《文言传》说：

君子进德修业。

又说：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进德修业，人们通常注重进德，并把修业与进德同一视之。这是不对的。

进德是一回事，修业是另一回事。古代儒家要学习诗、书、礼、易、乐、春秋，所谓六艺，其中与德相关的内容，只是六艺内容中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绝对不是六艺的全部，所以进德是儒家学者所要研究增进的事情之一，而修业则包涵六艺内容的其他部分。大致说来，至多有历史、军事、政治、制度、文学、射御等项内容，这都是只讲“进德”而不能包括的。笔者撰有《儒家学习思想研究》，对此有专门论述，有意者可以参见。

所以修业是内容非常复杂的事情，是既需要专业素质，又需要科学研究精神的综合事务。进德修业不是一时之事，而是一生之事。现代社会中，人们只晓得在上学期间通过接受学校教育，把本人限定在一个狭隘的专业范围内，更把剩下的人生，全都局限于此，这是不合乎《周易》“进德修业”精神的。

古代儒家说的进德修业，是贯穿整个生命过程的事业，是所谓的日新之业，所以《文言传》说“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这是强调进德修业乃是每日都要进行的事情，所谓可见之行是指在进德修业之中要有具体可见的行为，也就是每天都要有具体的学习研究之行为。

既是全人生的事业，就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有初级阶段，这就是所谓隐而未见，有中级阶段，这就是所谓行而未成。通过不懈的努力，然后才能逐步到达大成的阶段，也就是飞龙在天。

初级阶段，是积累的过程，厚积薄发，然后才有大成。这样的学习和积累，是科学的学习和积累，如果不尊重学习和积累的阶段性，就不是科学的态度。所以必须承认在这样的学习与积累之中，必须有科学精神，作为学习与积累的主导准绳。

此外，在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中，还必须具备科学研究的精神，所以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学以聚之，是科学研究的前期预备过程，如收集积累材料和信息，这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预备工作。现代社会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需要已有研究成果的收集与积累，这就是学以聚之的内涵之一。此外，在一个专业研究里面，需要相当厚实的专业知识，这也是学以聚之的内涵。可以说收集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外在的学以聚之，而积累专业的知识，则是内在的学以聚之。二者各有其用，相互配合，不可缺一。

仅有学以聚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还没有展开真正的科学研究，只是为科学研究做了前期预备而已。所以还需要问以辨之，作为科学研究的次要阶段。问以辨之的问，正是中国人说的学问的问，不是简单的讯问、请教等义。问指经过深入思考而产生疑问，构成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现代科学研究在初期设计时，一定要给出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并设想一套方案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连问题都提不出，或不能构成整套的问题作为研究目标，这就不能称为科学研究。所以现代的学术研究，有时又称为研究课题，课题云者，就包括问题在内。而问题的提出，就是“问”的结果。

问又须辨配合之，思考而提出问题，然后进行考辨，亦即专深的研究，最初解决问题，得出答案，这是科学研究的完整过程。所以问既包含问，又包括答。一字而二义，是中国古代文字言语的特点。

然后是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也是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条件与态度。

宽者从容也，由今天的社会情况而言，就是指科学研究不能急功近利，而要以从容的态度，居（生活）于所要从事的科学研究之中，而不能把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当作身外之事，更不能用为谋取功利的工具。这就是宽以居之在科学研究上的意义，也是古人从事科学研究时所提倡的从容的优柔态度。

这令人联想到晋代学者杜预为《春秋经传》作注时在序言中说的话：

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

原始要终，就是《文言传》说的学以聚之之一端，而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就是《文言传》说的问以辨之之一法，至于优而柔之、餍而饫之以及如江海之浸、膏泽之润，则是《文言传》说的宽以居之之注脚。不论如何说，最终的目标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有得（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

至于仁以行之，是对宽以居之的补充，二者实际上相辅相成，在文法上亦是对文，即宽仁以居之行之。是说以宽广优柔仁厚从容的态度从事于科学研究，居于其中，行（行指从事，又有坚持之义，不离不弃也）于其中，与之合一，不分彼我，以科学研究为全部生命之内容，以全部生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此即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的完全义涵。

《文言传》说的科学研究精神，让我们想到中国另一部经典《中庸》，其中说：

博厚故高明。

博厚即《文言传》说的学以聚之，聚的要求是广博而深厚，高明则是博厚聚之的必然结果，这里面又要有问以辨之的工夫，即问以辨之是使博厚之聚成为高明，是二者之间不可缺少的必然环节。

《中庸》又说：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五项在《文言传》中都能找到同样的说法，可谓《周易》与《中庸》思想完全一致，可以用来互为注脚。

《中庸》的博学就是《文言传》的学以聚之。《中庸》的审问、慎思、明辨，就是《文言传》的问以辨之。《中庸》的笃行之，就是《文言传》的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中庸》又说：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尊德性而道问学，就是《文言传》的进德修业，致广大而尽精微，就是《文言传》的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文言传》说的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相合的大人，先天后天都不违而顺奉的圣人。

元亨利贞四字之中已经具有这种深厚的科学精神，才能使元亨利贞思想成为不刊的真理。所以它相信人们若行元亨利贞四德，就会使天下万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全都利贞，而更欲推广于世界，达到万国咸宁的理想境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