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艺/文

用这个题目做文章，很容易流于说教，如“人品高书品才能好”，“学书先学做人”等等。这些老生常谈很笼统，无法展开讨论。要探讨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须先从历史上作一回顾。

书品与人品不可分，自古就是这样认定。北宋欧阳修在《笔说》中讲道：“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婉言谏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健中清慎温雅，学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盖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唯贤者能存尔。其余泯泯，不复见尔。”

这里举出了颜真卿、杨凝式、李健中三人，作为书品因人品高尚而名重后世的实例。颜真卿的事迹人所共知，可不详论；李健中是宋初书家，就现有材料来看并没有什么突出事迹，也可不论。对杨凝式则须作些引见。所谓“婉言谏父”是这样的：

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杨凝式三岁时，发生了黄巢起义。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占领洛阳，国号大齐。僖宗逃往四川，各地藩镇自立，开始了由唐王朝向五代十国分裂时期的过渡。唐朝最初的皇帝哀帝（公元904至907年在位），不过是后来改国号后梁的军阀朱全忠的傀儡。哀帝天佑二年，杨凝式的父亲杨涉担任了宰相。这年杨凝式已三十三岁，获进士及第第三名。天佑四年，哀帝将皇位“禅让”朱全忠，为此任命杨涉为“押传国宝使”，将唐朝传国八宝献给朱全忠。杨凝式得知后即谏告其父说：“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予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杨涉闻听大惊，忙申斥他：“汝灭吾族。”传说杨凝式听到父亲的怒斥，心中害怕，即刻佯狂，所以又有“杨风子”之名。

杨凝式婉言谏父，在封建社会被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好品德。在书法上，他受颜真卿的影响，是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在五代文运不振的时期，维系了我国的书法传统。由于有谏父的美名，书品更被高度评价：“杨少师劝其父不以社稷予人，此与鲁公拒安禄山、斥李希烈何异？故其书虽承唐末五季馀习，犹有承平纯平气象。此侍御帖乃有鲁公座位帖笔法。论书当论其人，工拙不足论也，况其工如是。”（《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二十《题杨少师侍御帖》这里几乎将杨凝式与颜真卿等量齐观。其人伟，故书品自高，何况其书甚工呢！

颜真卿、杨凝式的例子，可以作为我国古代书品与人品相关联的正面代表。与此相反，反面的代表则有人提到过元代的赵孟頫和明末的张瑞图、王铎等人。赵孟頫在元代文艺冷落时期，复活了以王羲之为首的晋唐书法，创造了平实稳妥的书风，已经风靡一时，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他是赵宋的贵胄却在元朝担任要职，故被后人视为节操不好，人品欠缺，因而书品也遭到贬抑。一般认为，赵字甜俗，似有媚骨，所以有些人不喜欢赵字，不愿学赵书。明末，张瑞图、王铎的书名很大，书技极熟，但遭到人品的影响，在历史上不为人所重，或受人厌弃。即便在颇爱张王书法的日本，也有独具见解的学者批评说：“至于张二水、王觉斯辈，彼邦（中国）稍有气概者，犹耻藏其迹。而我邦则兼金竞购，生怕或后，诚不知其何心？小栗秋堂老于赏鉴者，其所珍藏，皆珍若球图，精善无匹，不俟余言。今影印其数十事以颁同好，意至美也。宜独标别裁以一新耳目。乃犹著录张王诸人之迹，以徇流俗之好，何哉？固书以问秋堂。”这是日本著名学者、书法家内藤湖南在1915年应珍藏家小栗秋堂之请，为他的藏品图集所写的《苏竹墨缘序》中的一段话。这里把张王作品视为鄙俗之物，在替人作序时竟向该人提出质问，这是极少见的。

以上举出的正反两面的例子，说明古人对人品的评判是就大节而言的，即指封建社会中最大的节操——忠君而言的。颜真卿、杨凝式忠君爱国。其人品最高，书品也因而高迈，受人尊重。赵孟頫、王铎等人仕奉两朝，是谓“二臣”，节操不佳，书虽巧，书品却不高。其余未显出大忠也不见大不忠的数不清的能书者，字与人一样不引人瞩目，书随人而逝，泯灭不传。这就是古人评论书品与人品关系的根本观点。与其说它是一种道德观，还不如说它是评价书法的“政治本准”。在历史上人如潮涌、书如烟海的中国，首先根据这条标准肯定或否定那些代表性的书家，是必然的，笼统的优劣好坏是没有的。但是，古人这个品评人物与书法的观点，今天能否仍然无效？

我国今天的情况与过去大不一样了，社会制度变了，道德原则也不同了。然而，对书家和学书的人来说，书品与人品密不可分，这一点并没有变。现今，具有高风亮节，受人民崇敬的人物，其书作也被视为瑰宝，片纸只字，都是价值很高的珍藏品。给人民带来浩劫的奸佞之徒，虽极力附庸风雅，假冒斯文，甚至遍地题字，标榜左笔，但人民恨其为人，也鄙视其书，书与人俱为人民所不齿。这一现象，几乎和过去没有两样。但是，今天评价人品的标准，已不同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现在是由个人在历史前进的轨道上所起的作用，来判定他的好与坏、忠或奸，从而对其书品给予褒或贬。但毕竟从表象上看，我们今天对某些人其书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和认定，与古代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具有强烈的人格主义倾向。这带有民族色彩，并反映了书法在中国社会及人民意识中的特殊地位。

可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能够举出的书品因人品而遭到褒或贬的人，都是地位较高的人物。只举出这类事例，对今天探讨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问题是不够的。因为绝大多数写字的人，人品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他们书品与人品的关联不能用大人物的模式去套。

广大书法家和学书的人，其书品与人品有什么关系？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时，很容易简单地搬用本文开头举出的老生常谈。但泛泛之言是无济于事的。譬如“学书先学做人”，少年学书者有这样的愿望当然很好，然而怎样“先学”？“做人”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开始学书？这些都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因而，广大书法家与学书的人要从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认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首先该当承认，每个人的书品是有高下之别的。这种差距是技术缘由形成的，还是与人品有关？这样探讨，就会把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问题搞得深入一些。

既然每个人的书品有区别，那么怎样分析和评定一个人的书品呢？古人对此提出过精辟的见解与标准。北宋朱长文的《续书断》中，将初唐至北宋的书法家作品，分为神品、妙品、能品三类。这三类虽然等级不同，但都属于书品高尚或良好的范畴，其划分的依据与书家的人品分不开。比这种评价方法更为简明概括的是，将书品分为相对的两大类，即俗与不俗这两类。北宋黄山谷等人，不只在书法创作方面，而且在题跋及书论方面，都在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记录。黄山谷评价书品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以俗与不俗为分野。他已经说：“近世唯颜鲁公、杨少师特为绝伦，甚妙于用笔，不好处亦妩媚。大抵更无一点一画俗气。”（《山谷题跋》卷七《论书》）他还说：“一见颜鲁公书，则知欧虞褚薛未入右军之室。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沈有尘埃气。”（同上卷四《跋王立之诸家书》，徐沈即徐浩、沈传师。黄山谷在他那个时代，屡次举出颜真卿、杨凝式为不俗的代表，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格主义者，书法上又学过颜、杨的行草书，故对此二人有特殊好感。

俗与不俗，不止是宋人评书的大准绳，而且沿用至今。我国现今的书法活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沉寂后，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书法热”。全国各地男女老少对书法有兴味的人很多，涌现出一批新人和佳作。但通过各种书法活动也可以明显看出，不俗的高格调作品尚少，粗俗之作则较多。作俗书的缘由很多，但总的来说是与作者的人品分不开的。这里讲的人品问题，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大节问题，而是属于修养与造诣的问题。人们由于思想修养、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学识水平、性情爱好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各自客观条件的差异。各方面造诣高的人，人品格调趋于高尚，学书作字不易流于鄙俗。相反，客观造诣不高的人，其精神格调也不可能很高，作书习字难免粗俗。至若把书法当作获取名利的工具者，其书品不只是俗，甚至是恶，这一点又当别论了。本文虽然是谈书品与人品的关系，但只是讨论一般人的情况，现实生活中的极端之例，不言亦可明其性质，故不需赘言。

总之，只需细心观察各类作品，就不难窥出其书品高或不高。总之，只需细心观察各类作品，就不难窥出其书品高或不高，俗与不俗，并可据此推测作者的人品格调及修养如何。达到了这一步，就不难理解书品与人品在一般书家及学书者身上表现出的因果关系，从而注重加强本人的人品修养，包括思想与学识等方面的修养。在此基础上，留意使书品逐渐脱俗，转向高迈，那么，日常的砚田笔耕将更富于情趣，将能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对于广大书法家及学书者来说，讨论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问题，其现实意义大抵即在于此。

刘艺（1931——2016），原名王平，别署实子。客籍台湾省台中市。著名书法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等。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此文选自孟云飞主编《翰墨人生》，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