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暴雨问责#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祸调查报告，河南严肃查处郑州特大暴雨灾祸97名相关责任人，人民日报评：教训极为深刻！

以史为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政府对于官员的问责是如何开展的呢？

一、商代

伊尹“制官刑，儆于有位”（尚书·伊训》篇），对三类行为进行问责：

经常在庭内起舞，在室内沉溺于酒歌而荒废政事的。（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

在其任内贪恋财物、经常外出狩猎而不从事本人份内工作，而形成的失职行为的。（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

官吏对天子的诏令采取不严肃的态度，敢于顶撞忠言和婉言，远离年高望重的前辈而庇护小人等非君子行为，属犯上作乱的。（敢有侮圣言，逆中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

二、周代

“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设“士师”官制，可对官员的八种行为进行问责：

叛乱谋反（二曰邦贼）

暗中反间（三曰邦谍）

违反君王的命令（四曰犯邦令）

谎称上命，伪行奸事（五曰挢邦令）

结党营私（七曰为邦朋）

辟谣惑众（八曰为邦诬）

三、秦汉

秦汉时期，随着韩非子“明主治吏不治民”（见附录）思想的发扬光大、统治区域大幅添加郡县制实施后官员数量的添加、官员工作内容类型的添加，使得官员的问责范围大为扩展。李斯协助秦始皇将商鞅以来的律令加以补充、修订，构成了统一的内容更为缜密的《秦律》，并颁行于全国。以下根据《秦律杂抄》等分类摘选：

违礼、犯上的

装作听朝廷的命书，实际废置不予执行，应耐为候；（耐，古代的一种耻辱刑，剃去犯人的胡须。）

听命书时不下席站立，罚二甲，撤职永不叙用。

工作不称职的

驾驺（为官长驾车的人）已任用四年，仍不能驾车，罚担任教练的人一盾；驾驺本人应免职，并补服四年内应服的徭戌。

发弩啬夫射不中目标，应罚二甲，免职，由县啬夫另行保举。

玩忽职守、形成损失行为的

各县工官新上交的产品，评为下等，罚该工官的啬夫一甲，县啬夫（县令）、丞、吏和曹长各一盾。

徒卒不到岗位值宿警衔，署君子、屯长、仆射不报告，各罚一盾。

用人失察，保举不当行为的

保举曾被撤职永不叙用的人为吏，罚二甲。

有欺诈、欺骗行为的

擅敢增加劳绩天数的，罚一甲，并取消其劳绩。

侵占公款、贪赃枉法的

自佐、史以上的官吏有驮运转李的马和看守文书的私卒，用以贸易牟利，均加流放。

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籍笞罪者，皆弃市。

四、唐宋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李勣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成为《永徽律》。并在次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曰”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

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其中关于问责的部分，次要集中在《唐律·职制律》中，其特点是对官员的各类不法行为进行了大幅添加完善：

包括应奏不奏、贡举非其人、稽误判书、出使辄干他事、代署代判、公事应行稽留、上书奏事有误、主司漏户、决罚不如法、私发官文书、旷职、追铺逃者不力、泄露机密、出入人罪、输课税物违期等。（宋代还添加了脱漏户口、荒芜田地、不修水利等。）

五、明清

吴元年（1367）十月﹐明太祖命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议定律令。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 令一百四十五条。同时又颁《律令直解》﹐以训释《律令》文意。洪武六年十一月﹐明太祖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

洪武七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二十二年又对此作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於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传统的法律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大变。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同时规定废除其他榜文和禁例﹐决狱以此为准。对官吏的问责行为进行了大量细化和补充：

失职方面有：出入人罪、应奏不奏、贡举不实、稽缓制书、弃毁官书、制书有违、应奏不奏、泄露军机、考场作弊(官)、逸乐游畋、不勤国事、荒弃职业、审谳淹迟、漏使印信、主将不固守、赴任不得违限、擅离职守、无故缺勤、出使不按时复命、渎职专擅等。

不法方面有：受赃枉法、藏匿壮丁罪、藏匿俘获罪、受贿罪、擅权揽权、变乱成法、挟仇劾人、非法拘禁罪、非法对待囚犯、囚犯衣粮、非法审判、决罚不如法、断罪不当、事后受财、监守自盗、非法兴造等。

品行方面有，除不敬和不孝外，还有奢侈无度、荒耽酒色、黩货偷安、官吏不得娶部民妇女为妾、不得宿娼等。

六、小结

商代伊尹“制官刑”，

周代周公“做周礼”，

战国魏李悝制定《法经》，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改《法经》为《秦律》。

“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意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汉九章》）”。

曹魏的《新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

隋文帝的《开皇律》削繁就简，经过整理，只要十二篇五百条。有唐一代，《唐律》曾多次修订，把儒家礼教及伦理次序提高到极其重要的位置，显示了礼法并重的特点。

宋《刑统》的律敕并行及在执行中的“以敕破律”；

明初，编行《大明律》……

组织的中高级管理者能否允许在工作上犯错误？答案是允许的，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子）。

但是，中高级管理者由于其担负的职责和使命，错误的后果是公开、显著而且影响广泛的，正所谓：“君子其过也 ，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 ，民皆仰之。”（孟子）。

因而，允许犯错误，但是犯错了也必须问责。在华夏文明传承中，历朝统治者均极为注重刑律制定，通过礼法制定来建立管理次序，使上至官吏下至黎民，其行为均能得到明确的引导。而通过对官员行为问责的承继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管理的绩效。确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说“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end）

附录：“明主治吏不治民”思想原文赏析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节选》

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

（君主是依靠制定法令，责成臣下完成任务来建立功业的人。）

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只听说官吏虽然胡作非为而仍有自行守法的民众，没听说民众作乱时仍有自行依法办事的官吏，所以明君努力于管理好官吏而不去管理民众。）

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网之纲。

（详见摇树要摇干、拉网要拉纲的故事）

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所以失火时主管官员的作用是不能不弄清楚的。救火时，主管官员本人提壶赴火，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拿着鞭子指挥，就能驱使上万的人去救火。）

故所遇术者，如造父之遇惊马，牵马推车则不能进，代御执辔持策则马咸骛矣。（所以对待法术，就像造父遇到惊马一样，别人牵马推车还是不能前进，而他夺过缰绳和马鞭代为驾奴，就能使几匹马一齐奔驰向前。）

是以说在椎锻平夷，榜檠矫直。（因而这种说法可以借榔头、砧石用来整治不平，用矫正弓弩的器具用来矫正不直的道理加以解释）

（这里是历代名臣传，以现代管理视角，精选历史好故事，助你行稳致远。）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欢迎点赞关注、转发珍藏、评论留言、主题点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