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横扫六国,统一中国的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混战的局面,开创了统一的新局面。自秦统一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有的时期出现了割据形态,但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 同时由秦朝所建立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地方集权的国家,其民主集权统治制度,在我国沿袭了两千多年,影响十分深远。
然而我们反观一下历史,就会清晰的发现,这一事件差一点就是由楚国完成了,只不过楚国的统治者犯了几个共性的错误。结果导致与这一历史的开创失之交臂。
楚人立国之初虽然地僻民贫,势弱位卑。但是从熊绎事成王开始,楚人 就不断在艰苦创业,到楚王熊渠时已,楚国已经 “甚得江汉间民和”和 占有“江上楚蛮之地”。到春秋战国之际,熊通自立为武王,楚文王迁都于郢 (江陵),“楚人都郢而强”,远伐申、吕,打通了北进道路, 确立了北上争霸的战略。这时候的楚国俨然已发展成一个有“问鼎中原”之势的袂映大国。
到楚庄王更是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他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将楚国势推向极盛。彼时楚的版图、财富已超过了中原诸侯国中势力最强的秦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大物博、 积蓄饶多、士众百万, 具有统一环宇、吞并八方条件的大国, 最初却不能荡平六国 , 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反而逐步由盛转衰, 由衰而败, 以致最终为秦所灭。不难免有些遗憾!
而我们通过彼时楚国与中原各国的对比,我们会发现,楚国在物质文明发展的背后,其意识形状、政治制度以及其它方面都逐步落后于时势,且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因而愈加速了其灭亡值进程。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统一六国得任务也注定不会由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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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始巫术、始宗的教狂热追捧
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剧烈的大变革的时代,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变化。中原诸夏,中都逐步摆脱了原始巫术观念和天命神鬼观念的束缚。理性精神已成为次要社会 思潮并被引入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政治观念、伦理情感之中。
同时冷静的理智也取代了原始的宗教狂热,对于理性的实践则取代了无拘无束的放任感性。“重人事,轻鬼神”的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
然而此时的楚国,却仍然洋溢着奇异的原始色彩,人们的精神尚未受时代理性思潮的洗礼。仍然洋溢着奇异的原始色彩。 他们无拘无束地沉浸在巫术等原始宗教狂热之中。那种原始的放任感性仍占主导地位。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新论.言体篇》所载:
昔楚灵王, 骄逸轻下, 简贤务鬼、 信巫祝之道, ......躬执羽缓, 起舞坛前。 吴人来攻, ......而灵王鼓舞自如, 顾应之曰: “寡人方祭上帝, 乐神明, 当蒙福佑焉, 不敢赴救 。......
彼时的吴军都兵临城下了。楚王尚凭信巫术以为可以解脱,这可谓愚蠢至极。
试想,作为统治阶级都是这样迷信的,那么想必他们的底层的民众也好不了多少。楚人把一切都托付给鬼神, 一切都“听于神”, 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添加了楚人的惰性, 削弱了楚人的客观能动作用, 障碍了楚国社会的发展,这也成为楚亡的重要缘由之一。
政治体制的落后
作为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和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所有制都已慢慢的都开始改变 , 中原诸夏中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依附于封建国家和地主的农民。经过长期发展的新兴地主阶级出于本阶级统治的需要 , 他们要加强对农民阶层的统治, 可是这就需要摆脱根深蒂固的奴隶主旧贵族势力的干扰。于是,在那些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的诸侯国里, 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法。彼时的魏有李悝(kui)变法、 赵有公仲连改革、韩有申不害、齐有邹忌的改革, 秦有商鞅变法等等。通过变法,这些国际或多或少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甚至有的国家封建制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
而彼时的楚国,却仍旧还是旧的那一套体制,即便是在楚康王时有司马蔿(wei)掩的“庀(pi)赋”,从根本上来说不属于变法。它的实施和其它各诸侯国那种变法相比较而言,既不是查实土地面积,或者将土地分给农民阶层,也不是制定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而只是简单的根据土地肥瘠级差数量收赋,改订以前按户、口计征的旧规, 只是对旧政策的一种调适, 充其量也只能说有了封建土地制因素的萌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楚国奴隶制。政治日益黑暗腐朽, 国家的财富和权力仍然为贵族势力所占有。
即便是后来悼王上台后用吴启变法, 也很难说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楚国已处于决定地位,从实质上来看也只显示出在旧奴隶制母体内孕育着封建性胚胎。所以楚国封建土地制究竟还是确定不了。旧的政治体制沉重地拖着社会前进的后腿, 这一矛盾比当时其他任何诸侯国都更为严重。
吴起变法开始时,就向楚悼王建议要享受世禄的贵族三代人就不再世袭,要减绝这些人的禄秩,取消一些不急需的官吏,把他们的俸禄给有功有能者。直接向世卿世禄制挑战。
而变法便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兵震天下, 威服诸侯”,“南平百越, 北却三晋”、“诸侯皆患楚之强”, 然而由于其直接冒犯了旧贵族官僚的既得利益, 所以悼王一死, 和秦孝公死后其承继者依旧践行着商鞅的变法体制不一样的是,楚的旧势力立即疯狂地猛扑过来。不需蓄势预备,一下就把吴起射死且车裂。其所开创的变法局面也就此打住。所以楚悼王用吴起变法, 貌似是新兴地主阶级占领了政治舞台 , 但实际上根本没站稳脚跟。
在这场新旧政治势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中,变法以悲剧方式结束是逻辑的必然。这次变法的失败,可说楚的丧钟自此敲响。 它和其它各国变法失败者一样不只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楚国命运的悲剧。保守落后这一痼疾沉疴,使得楚国可扭转衰亡厄运的最佳历史时机消失。
统治阶层的奢靡贪婪
楚国晚期统治者,其实是很有作为的,为了创立大业,提高本人的地位,从熊绎到若敖等数君不断保持荜路蓝缕、艰苦奋斗的作风。 即便是到了武王、文王、成王、庄王四朝开发江汉已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的时候, 仍不求奢华, 依旧能发扬勤俭持国的优秀传统。
但是貌似历史发展的规律都是一样,只需统治基础稳定, 社会财富的添加,随之而来的那种奢靡贪婪、贪腐之风。而楚国也没有避免这一悲剧。从后期的楚怀王开始。楚顷襄王、楚考烈王、楚幽王、楚哀王和负刍等楚王。奢侈享乐之风不断是这些楚王共同存在的问题。假如他们当时能够和先辈一样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形形色色使用人才,那楚国和秦国就有一拼。最终谁来统一中国还说不定。
这几位楚王动不动就豪奢酒宴,伴以美女歌舞追求极致的享乐。尤其是楚威王的儿子楚怀王。作为宣威盛世时期的太子,他毫无疑问追求奢侈享乐。最初由于其放肆享乐,加上智商、情商的无限,很快就遭遇了很多波折,导致楚国出现了断崖式地衰落。其儿子楚顷襄王作为太子在秦国为人质时就在文娱场所和秦国一卿大夫因为争夺一歌女而发生打斗,杀了秦国卿大夫,逃回楚国,导致刚刚修复的秦楚关系又告破裂。
楚幽王墓早年两次被盗,后经过发掘仍旧出土文物至多有3000余件,其中以青铜器居多。楚幽王是楚国灭亡前六年下葬的,其时楚国已经完全衰落;又是两次被盗以后,还出土这么多文物,可见楚幽王墓葬的豪奢程度真的难以想象。死后陪葬都这么豪奢,那么生前生活肯定更豪奢。
总之这些楚王所做的这一切是是楚国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因。
对秦国政策的失误
对秦国政策失误是楚国后期统治者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楚最初灭亡与楚国后期国后期统治者尤其是楚怀王、楚顷襄王对秦国政策失误可以说是有直接的缘由。在此之后的其他楚王也不断没改变。
楚怀王时期的楚秦关系中,是一个特殊时期。当时的秦国是宣太后掌权,宣太后与其弟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实行的亲楚联楚政策,于是楚背齐而合秦。而恰恰宣太后的好意却在无意之中帮了秦昭王的大忙,使得楚国从楚怀王到一般大臣认为秦国仍旧对楚国很好,秦楚仍旧是盟友的错觉,障碍了楚国君臣认识到秦楚终有一战、从而及早调整秦楚战略关系的可能,同时楚的反复无常也导致魏韩等国大为恼火,他们联合进攻楚国,垂沙之役楚国被魏韩打败即是其所得吃的恶果。
后来昭王掌握实权后,宣太后、魏冉被废,秦楚关系也因楚太子横(楚顷襄王)杀死秦国一大夫后逃回楚国而再度恶化,直至楚怀王本人被骗入秦才清醒,可为时已晚。
按理楚顷襄王继位后应该是会吸取其父楚怀王亲秦的恶果为教训的,所以会调整对秦的政策的。尤其是当秦国遇到其他强硬对手,处于劣势要与楚和好时,楚国应自动与其他强国合纵打击秦国。这样才有可能重新使得本人强大。
可惜,由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和楚顷襄王素质和能力的局限,楚顷襄王在对秦政策上还是犯了和他父亲一样的错误,当秦国遇到强敌,向楚国求和时,楚国就答应并真正保持中立,不去援秦国的敌国,因而错失许多削弱秦国的机会,如孟尝君田文连续三年率兵攻打秦国那次;再如韩 、赵 、魏 、燕 、齐五国合纵伐秦那次,楚顷襄王君臣并未利用这两次机会与齐、与赵合纵抗秦。
当秦国打败赵国或齐国后,缓过劲来,攻击楚国时,楚国就丧失了机会, 结果只好硬碰硬地单打独斗,导致一败再败,最初都城沦陷、本土丧失,楚国再次断崖式或垂直衰落。 此后的楚王对秦政策未做调整 。这是其灭亡的最重要的一个外因。
写在最初:
楚国灭亡的缘由很多, 概括起来有外因和内因。外因固然是秦国的强大。但那个是客观的,而楚国内部的那种迷信、政治体制的落后、楚王群体奢靡享乐, 对秦国政策失误等则是楚其灭亡的次要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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