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吏贪污腐败是非常严重的。战国时官吏为奸利的现象就已经很普遍了。秦汉君主民主的地方集权政体确立以后，贪污就愈演愈烈。东汉左雄谓“乡官部吏……廉者取足，贪者充家”是秦汉官僚们这方面表现的精确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们也同样“潜受贿赂，阴为成惠”，“求纳财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日本学者衣川强以宋代为例，在计算了当时次要谷物及米价与消费量、官僚家属集团之规模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能够全赖傣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棒禄生活的官僚是不可能有的。”

必须靠贪污受贿为生明清时代贪污愈加厉害。乾隆盛世时的军机大臣和砷通过贪污受贿，听说竟积累了约十亿两银子的财富。清代地方官普遍贪污税收，两广总督则贪污海关税款多达几千万两，以致地税入库不过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关税入库不过十分之一。征收最苛刻的厘金也只是国家得小头，当时有大臣认为厘金征收后十分之三归隶仆十分之三归官绅。所以许多中外学者估计，在明清两代，官员私纳税收和贪污贿赂的所得收入甚至超过俸禄的数十倍。

秦汉时代莫定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格局，故本文把西汉时期作为这个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对官吏经济犯罪进行引见。

西汉官吏经济犯罪现象的普遍性

从汉初相国萧何“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贱贯贷以自污”起，三公九卿的经济犯罪在西汉几乎贯穿一直。例如，从文帝做代王时就不断跟随文帝的张武，在文帝做了皇帝以后，被拜为郎中令，位居九卿，“受赂遗金钱。”

武帝时帝舅武安侯田蚡做太尉时亲贵用事，韩安国以五百金遗蚡，后韩安国被任命为北地都尉。田蚡做了丞相，将军王恢马邑之谋失败，论法当斩田蚡为之求情；御史大夫张汤，握有经济大权，与长安商人田信勾结，出卖国家经济情报，公孙贺为武帝压相，其夫人是卫皇后的姐姐，“贺子敬声代贺为太仆，父子共居公卿位。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

元帝时，丙吉子“显为太仆十余年，与官属大为奸利，减赃千余万。”成帝时丞相匡衡受封安乐乡，因郡图有误，多占地顷。后郡更定图，取消了其多占土地，报告垂相府，匡衡故意不予理睬，听任手下处理，后郡复以顷付安乐国。匡衡于是遣从史“收取所还田租千余石入衡家。”

在地方行政机构的官吏中也是贪墨成风。景帝时“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武帝时内兴功利、外事四夷，天下多事，吏治腐败问题异常突出。当时“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吏。”风气所至，即便是所谓经明行修的儒臣入仕后很多也未能免于贪污受贿的流俗，“文学言行虽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贞不过高瞻下视，洁言污行，筋酒豆肉，迁延相让，辞小取大，鸡廉狼吞。”

在军事举动中，官吏们克扣军饷、侵吞物资等贪污行为也屡见不鲜。如《史记大宛列传》中讲贰师将军李广利，第二次出征大宛时将兵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真它以万数。多资粮，兵弩甚设，”没经过什么激烈的战役就取得了胜利，但损失惨重。“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原来“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如此众多的士兵并没有死于敌人之手，却因军官们侵吞粮铜而饥寒交迫暴尸沙漠。

官吏是怎样谋取私利的

西汉官吏以权谋私的手段多种多样。

有的官吏监守自盗，也就是汉律中所说的“主守盗”，即“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法有主守盗，断官钱自入己也。”昭帝时的田延年，身为大司农，主管国家财政，在本人职权范围之内，诈增墩值，冒取三千万，这就是典型的“主守盗”。在军队里，军官贪污军晌，如前举贰师将军李广利第二次出征大宛，就是因为将吏贪财而使几万士兵惨死大漠。

有的官吏贪污不轨，如讲安定郡“五官椽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皆入辅家。”受贿、受贿也是一条便利的进财之道。受贿受贿就是汉律中的“行财”、“受赊”。“赊”曰“以财枉法相谢也。”汾阴悼侯周意“坐行赊，凳为城旦。”说早年穷苦落魄的主父很得到武帝的赏识，“一岁中四迁”后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赂，“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

与商通奸也是官吏常用的以权谋私手段。西汉商人以经济力量为后盾，用金钱做人情投资，贿赂权贵，交通官府，以期仗势谋取高额商业利润。载“成哀之间，成都罗衰，厚赂曲阳侯王根、定陵侯淳于长，依其势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还有的官吏在金钱的引诱下，出卖官府的经济情报，与商人狼狈为奸。如前面所说的武帝时御史大夫张汤就出卖经济情报给商人，使其囤积居奇获取高利后，与本人分之。

官吏用欺骗隐瞒等手段谋取奸利的现象，也屡见史籍。成帝舅红阳侯王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所假少府破泽，略皆开发，师古曰“旧为阪泽，本属少府，其后以假百姓，百姓皆己田之，而立总谓为草田，占云新自垦。”上书愿以入县宫。有诏郡平田予值，钱有贵一万万以上。”这是以非法手段侵取公家田，而后卖于公家以取利。后被垂相司直孙宝揭发，“劫奏立、尚怀奸妄上，狡猾不道。”“曦和置命士督五均六莞管，郡无数人，皆以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姓伟等，承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薄，府藏不实，百姓愈病。”这是监察官员与地方官吏勾结，欺上瞒下，谋取奸利。官吏有时仗势贱买贵卖，损公害民。前引高祖时相国萧何仗势“贱强买民田宅数十万”就是一例。

“辜榷为奸利”也是官吏采取的一种非法牟利手段。成帝时，翟方进是巫相司直，“是时起昌陵，营作陵邑，贵戚子弟宾客多为奸利，方进部椽史覆案发大奸赃数千万。”也就是依势专擅买卖，不使他人参与，独占其利益。’武帝元狩四年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但由于私铸钱利润极大，许多官吏就以身试法。“元狩五年，慎阳侯买之坐盗铸白金弃市，国除。”西汉时放贷谷、钱有一定的法定利率，而有的为官者私自提高利息率以取得非法收益。如《汉书·王子侯表》载陵乡侯刘新贷谷息过律，旁光侯刘殷取息过律等。以上是常见的几种官吏谋取私利的方法，通过这些手段，大量的财富就滚滚流进了这些贪官污吏的私囊。

西汉政府对贪邪官吏的惩治与监督

在地方集权的民主主义官僚政体下，官吏是皇帝实现其统治的工具。“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善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又说官吏是“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因而，不论是对皇权的巩固，还是对社会的稳定，“治吏”都是首要的问题。因为官吏们以权谋私，就会使“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贱于下，然而奸吏富矣。”不只如此，因为“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官吏是人们效法的榜样，官吏如果奢侈淫糜，逐利无己，整个社会就会上行下效，从而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加速两极分化，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故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西汉统治者当然明白这一点，其吏治建设的基本指点思想之一就是“贵廉洁，贱贪污，”因而，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处是非常严厉的。如上文所讲的“主守盗”和“受昧枉法”都是要弃市的。受原来下属或将要监治的下属所送财物的，将被削去爵位，免去官职，成为士伍。无爵位者，要罚金二斤。在赃罪的量刑上，赃二百五十、赃五百以上就要坐赃免官。不只如此，政府对因赃坐罪的犯官，还有许多政治权力方面的限制。在西汉史籍中，官吏因罪坐免或服刑期满后，再次摧用为官是极其普遍的事情，有的甚至几次坐罪免官，仍复进用。而一旦坐赃免官，则终身禁锢不得为吏。

《汉书·贡禹传》“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官吏坐减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说明赃吏禁锢终身是汉初就实行了的。景帝中元年四月曾下诏“除禁锢”，但武帝朝禁锢复行。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诏书云‘旧者大将军巡朔方，征匈奴，斩首虏万八千级，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可见，景帝除禁锢没多久，禁锢之法又悄然衰亡。“故吏二千石不以减罪免者为征事，绛衣奉朝贺正月。”（元凤元年冬十月诏注引）说明赃罪禁锢终身是整个西汉时期一贯的法度。至东汉甚至“禁锢三世”。

除了严厉地依法惩贪外，西汉政府外行政组织内确立了上级对下级层层监督的权力，为了防止上下级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外行政组织之外设立了监察机关，并辅之以大使出巡制度，对地方和地方的行政工作进行广泛的监督和纠举。御史大夫、御史中垂，武帝时又有司隶校尉、垂相司直等担任监督地方官吏并互相监督。

在地方上，据《通典》卷三二说，惠帝时始遣御史监三辅，后各郡国普遍派监察御史。文帝时，因御史不奉法，又遣压相史出刺，并监督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和承相史都不常置。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到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州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十三州刺史上受地方御史中垂直接管辖，“宣为中垂，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下分别监察十三州。

刺史的职务是监察地方郡国，所察的对象次要是二千石长吏，以六条问事。其中第二条所讲的“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聚敛为奸”，第三条所讲的“剥截黎元，”第四条所讲的“苛阿所爱，蔽贤宠顽”，第五条所讲的“二千石子弟恃估荣势，请托所监”，第六条所讲的“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都说明倡廉治贪是监察中的重要内容。对郡内各县长吏的督察，汉初由都吏、西汉中叶以后由督邮担任。此外，汉代地方还经常派遣各种使臣前往各地了解情况，监督地方工作。

总之，西汉建立了多层次、立体化的行政监督体系，对地方到地方各级官吏的工作进行监督，以期防止官吏滥用权力，维护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西汉法律对贪官墨吏的惩治不谓不重，监督体系也相当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