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情”和“趣”

 

《浮生六记》是清人沈复所作，其次要生活在乾嘉年间。彼时西风未至，盛世犹在，江南作为传统经济最为富足的地区，文风昌盛，文人也因而颇有闲情。沈复家境平平，一生可谓颠沛，如果不是留下这本回忆录，想来早已湮没在历史之中。

《浮生六记》虽云“六记”，但问世时，只余残卷四卷。今日我们所见所谓全本，是民国时上海世界书局推出。但据考证，其中后两记被目为伪作。

是书于清末一经刊行，即风行海内，此后流传不衰，如今更是为各路文艺青年所喜爱。

以原书“四记”而言，最动人的当是沈复对本人与陈芸生活的记述，次要集中在《闺房记乐》和《坎坷记愁》两卷，亦散见于其余两卷。发其要者，当是“情”和“趣”二字。

沈复为人儒雅，待人温和有礼，这是其长，但也胸无大志，短于运营。这使得他的性情不太计功较利，因而有时甚至显得放旷不羁，自有一份纯真。陈芸颇守礼法，但性情不无慧黠天真，与沈复适成其匹。沈复与陈芸少时一见钟情，于是结亲。婚后二人性格相投，家居时能谈诗论文、品月评花，十分亲昵。故沈复给其卧楼取名“宾香阁”，即取“芸”的清香和“相敬如宾”之意。

虽然记录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譬如吃酱菜时的调笑、刻“愿生生世世为夫妇”之印、在家中同行并坐、乃至夫妻调笑，等等，但真情足以动人。二人沉溺其中，一次消夏赏月，情浓之时，陈芸就感慨：“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二人感情弥笃，加上沈复本就不拘礼法，二人就不无出格之处。譬如为满足陈芸赴水仙庙观灯之愿，沈复让她改扮男装。因为陈芸想一见太湖，沈复让她以归宁为名，一并出游。

点缀其间的，是种种生活中的雅趣。二人能在平凡生活中活出一份潇洒，诸如四时的赏花焚香、品诗论画，必可不少。陈芸不只善调羹汤，使普通食材变得美味，还时常别出心裁，在无限的物用中营建情趣。譬如她为沈复预备了梅花盒，用深碟六只摆成梅花形，盛放下酒小菜。又如夏日荷花初开，她用小纱囊装少许茶叶放在荷心，次日早晨取出，以雨水泡茶，“香韵尤绝”。再如她能发奇想，雇馄饨挑子，安排众人对花热饮，凡此种种。至于所记陈芸缝补衣物，以为俭省，与这些雅趣在一起，实为虽贫尤乐，竟有些颜子居陋巷，不改其乐的意味。

前面描绘的这些风雅情趣多令人畅快，到后面遭遇变故，就多令人嗟叹。因为一些事务处措不当，陈芸触怒公婆，之后又因想为沈复纳浙妓之女为妾，被公公认为不守闺训，以致两度被逐出家门。而离开家族庇护，沈复别无营生，以致家中缺衣少食。在此困境中，加上心境郁闷，最终陈芸旧疾复发而死。这也不由让人感叹，所谓情趣，在世俗衣食扰攘面前是何等脆弱。诸般欢好，如风吹流云，转眼即逝。

沈复虽然重情，但立身无术，于读书举业、持家兴治可谓全无所成，既未能走上仕宦之途，也不能行商致富，在传统中国可算不肖，这多少也是形成最终夫妻离散悲剧的缘由。然而也不必苛责沈复，否则不免似乎只要成功者才配谈感情，那感情就无非是成功的点缀了。这倒似要将人纳入同一套模式中衡量，不免偏狭。

在我看来，《浮生六记》中可见当时清中期“性灵派”的影子，倡导人的天性，追求真情实感。沈复虽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但其情也真，故能动人。书中所记闺房之乐，夫妇交首呢喃之语，别具风情。故而陈寅恪曾如此评价：“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迷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

书中故事大多发生在苏州古城，故而沧浪亭、饮马桥等熟悉的地名一再出现。如今徜徉在苏州园林里，看着亭台水榭、雕梁画栋和假山花木，依稀能感遭到明清文人的风雅。《浮生六记》的可贵之处，就是在日常记事中留下了当时文人生活的一抹剪影，让我们感遭到百余年前普通士人的雅致生活和缠绵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