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激刁培俊老师赐稿
原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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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乡村的“被管理”
——以两宋为主的探索
刁培俊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361005
近年来，在“国家管理”的学术话语模式下，关于中国古代乡村管理的研究，一改过去的冷清寂寥，日渐成为一大学术热点；过去以赋役研究为中心的取径和既定模式，也日益呈现出多元的研究视角。就两宋历史时期而言，从国家的视角，自上而下地探索“乡村管理”，乃存世历史文献的先天性特征所决定的——国家管理村落间的广土众民，天然缺乏农民的视角。倘若一定要就此展开研究，那么，学者难免发出巧妇无米之叹。
民族国家的理论背景下，自国家管理视角而呈现的乡村管理这一早已固化的历史叙事模式，如何别开生面，另辟新域，展开创新性学术研究，学者见仁见智，高论纷呈。其实，赵宋帝国管理村民一般采用硬的一手（国家政治制度和法令等各种外在刚性的限制）和软的一手（传统的礼俗纲常观念等思想教化内在的柔性手段）以及软硬兼施；前者是显在的，后者为隐存的，两者所出之举措皆多元而复杂。1986年以来，随着[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方式》《逃避统治的艺术》两书的出版，对传统社会中作为弱势群体之一农民的生存形态，提出了全新的解释，引起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界巨大学术惊动。哈佛大学教授宋怡明2018年推出新著《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是这一论域之下针对明朝军户展开的新锐研究，颇引人注目。对此，两宋史研究领域的尝试和努力尚属鲜见。
立足于两宋乡村管理，探索其历史实相，进而尝试研究宋朝农民所持“弱者的武器”和“被统治的艺术”，展示“被管理”历史层面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并强调学术史的详赡，呼吁展开切实的学术对话，以彰显学术之规范与进展，或可给未来的研究提供某些自创。
一、两宋乡村管理的历史实相与相关议题
国家机器运转下的乡村管理，大致包括制度设计、经济和知识资源的垄断、意识形状领域的纲常礼法和习俗的教化传布与调控等等。有关两宋国家管理的刚性举措，近十几年来，学界探讨日益丰富和深入，次要表现在针对两宋乡里制度、职役制度的研究，在制度设计、制度理念、管理绩效等均有深入的研究，已大致梳理出相对明晰的历史图景。
在乡里制度研究议题设定之下，学者或认为宋承唐制，渊源有自。学者或谓，中唐以降乡虚里实，或乡实里虚，但无论哪一种意见，反映出乡是一级实际的存在，和反映里正实际执行乡村管理事务的文献，都相当丰富。也有学者认为，自唐至北宋中后期，乡里制让渡于乡都制，对此，日本学者业已做过相当精细的调查。两宋乡村管理体系，就目前所见即有乡里、耆管、都保甲等制度名目，多样化的特征相当明显。这一制度因时因地，各有差异，变化繁杂，日本学者丹乔二认为有以下诸种排序：1、乡－里；2、乡－里－保；乡－里－都；乡－里－都－保；乡－里－耆－都；3、乡－都；乡－保；4、乡－都－里；5、乡－管，管－乡。柳田节子则指出，宋朝具有严密的乡都村制，方式表现为：乡－里，乡－里－村，乡－都－里－村，乡－保－村，都－村，保－村。（丹乔二：《宋元时代江南圩田地区的村落共同体》，日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纪要》第40号，1990年。虞云国中译概要载《宋史研究通讯》总24期，1992年。丹乔二：《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虞云国中译本，载上海《史林》2005年第4期；柳田节子：《宋元鄉村制の研究》，日本东京：创文社1986年版）
显然，上述陈列远不足以展示宋朝乡村管理体系之全貌。王曾瑜先生指出“宋朝的乡、里以及管或耆的关系相当复杂，各地的情况五花八门，难以一概而论”，不可望文生义、循名责实。这一概括见解精辟，相当全面。宋朝乡村管理模式的实相，尤其是与乡役制度的胶合缠结，须根据不同时空下的实际情况，慎重对待。
国家管理乡村的理念，杜佑在《通典》卷三《食货三》记载里正等的职责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这也成为宋元时期耆长、保正副、大小保长、里正主首们的次要职责，但亦有变化。
两宋乡村管理的绩效是一个很难表述的问题。虽时不时被臣僚们在奏章中呈现出入不敷出的困境，但如果就两宋320年地方和地方财政得以相对无效运转、大多时段内农民的各种反抗相对并不剧烈而言，似乎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乡村管理绩效是相当明显的。
以下几点似应引起更多关注。
其一，从朝廷制度设计的本质上讲，乡村职役仍是“役”，带有汉唐劳役制的残余。这一“以准官员和纠纷处理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综合萧公权和黄宗智的概括）是主流，是两宋320年乡村管理的次要历史面相。
其二，赵宋朝廷的乡村职役制度，就历史文献所呈现的历史表相而言，其制度设计意在“一竿子插到底”，但其历史实相却远非如此简单，朝廷并无意在乡村管理领域更多用心措意。一般而言，只需村民们按时、足额纳税和顺从充差当役，且不会大规模反抗官府甚至朝廷，国家层面是不情愿更多措意于村落管理的。“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文献呈现的文本之复杂，远不如历史本相更为繁富；历史文本的正、反（甚至并非正反二元化的两面，而是更多元的面相）考证和追索，其间的历史本相仍不足以显露无遗。
其三，两宋乡村职役体制具有比较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不同时空之下，村民百姓应对皇权管理、州县官吏的制度推行和应对朝廷监督之举措及其所引发的互动，均有变化。惜乎史阙有间，既有的历史文献只能呈现一个模糊的历史影像。
其四，历史发展并非不断正常运转，异常时期的“异相”端赖于视角的转换。《名公书判清明集》呈现出乡村职役体制非主流运转的面相。部分“乡村混混”“乡村无赖”和贫民下户被置入职役体系，导致“弱者的武器”部分失效，贫弱村民受害更甚。如何防止和杜绝这类“恶治”，使国家管理臻于良治，方显政治家之器局与远识。
其五，乡里制抑或乡村职役制，能否属于一体两面的历史实在，当今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刁培俊认为不能简单地用区划、行政区划、乡村行政组织，抑或是村落行政、乡村行政单位等现代概念表述。舍此就彼抑或舍彼显此，均难免以偏概全。倘若以全体史的视角展开研究，相关史实将更显丰富而多元。“以民治民”的职役这一制度特性，决定了乡里都保等不能构成为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刁培俊《宋朝的乡役与乡村“行政区划”》，《南开学报》2008年第1期）。
最初，“珍珠倒卷帘”抑或“倒放电影”式的研究视角，持后见之明，可以促进文献和文本的“深描”和“厚描”，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学问，我们需瞻前顾后，目不转睛，既广泛汲取宋元前后时代相关研究的诸多学术养分，又不得不有所取舍。进而言之，汉唐时代、明清晚近时代历史文献呈现出的历史面相，仅可作为两宋相关研究的镜鉴，而绝不能以此认定其他历史时期出现的一切，都可以在宋朝找到完全相同的历史印证。
二、“被管理”的农民与“弱者的武器”
在民族国家学术视野下，帝国管理广土众民是理所当然的次序，无论是居住在平原、山地之民还是水上流动之疍民，群氓被管理，由化外进入化内，自动接受帝国的赋役征派，被视为文明和次序的。而一旦他们破坏了这一次序，则被视为反次序和反文明的。过去多年来，学者们深入研究了前一种历史情境，而对于后者，除了中国农民和平史这一学术议题曾被热烈地讨论，其实缺乏更多元更深入的探索和阐释。
来自宋元帝国的乡村管理，质言之，朝廷关注的，只要纳税服役两项是最关键的事情。少量农民反抗官府甚至朝廷，在地方上做出一些违法犯罪和违反道德次序的言行，当然也是国家密切关注的，但这属于主流，而非主流。依王亚南先生的观点，这一时期官与民的对立不断存在。对于国家的管理，宋朝农民纳税服役和应对各类统治举措，有完全顺从者，有半顺从者，也有不顺从者。当然，村民能否顺从，在不同时空之下多有变化，端赖管理举措对于农民本身能否有利。
州县官吏（胥吏和职役等为主）在野廷-州县官府-村民的上承下传过程中，起着衔接作用。他们为了其行政运作绩效，采取了应对朝廷督查的“被管理的艺术”；乡村职役人面对州县官吏同样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弱者的武器”，亦展示出不同时空下不同样貌的“被管理的艺术”；那些没无机会充差服役的村民，面对州县胥吏和乡村职役人，同样呈现有各种样貌的“弱者的武器”；此上三类社会群体，既有“自上而下”的视角，亦有“自下而上”的视角，其间的互动与磨合，千变逐步远离了初衷。
村民的反抗，或隐或显，是不断存在的。唐朝《王梵志诗》卷五《贫穷田舍汉》栩栩如生的描绘出一幕里正等在催征中，被赤贫民户夫妇打骂的情景：“贫穷田舍汉，庵子极孤悽。……黄昏倒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丑妇来恶骂，啾唧搦头灰。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驱将见明府，打脊趁回来。租调无处出，还须里正倍（赔）。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舍漏儿啼哭，重重遭苦灾。如此硬穷汉，村村一两枚。”结合《名公书判清明集》和《夷坚志》等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反映出宋朝村民们所执“弱者的武器”，诸如偷懒、开小差、假装顺从、小偷小摸、小范围内或是个人之间的打架斗殴、纵火、怠工，甚至是男女之间因私情而导致的与官府、时人公认的道德文明次序对抗等等。这些也是皇权触角无论如何难以判断并加以具体控制的。村民持“弱者的武器”对抗官府甚而朝廷、文明次序的言行，类似史事，历朝历代，相当丰富，归类叙事，呈现出来，或可填补此前学界注重不足的诸多学术空白。
在农民和平史叙事模式下，可以呈现另一种历史面相——民众激烈地反抗官府和朝廷，导致了改朝换代等剧烈社会变动。“弱者的武器”的巨变，历史书写呈现出本来是“弱者”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强者。历史的霎时遮盖了普遍存在，异常取代了平常。
就宋元历史文献存世情况而言，官僚士大夫、情势户商人等应对朝廷的管理或可使用“弱者的武器”展开各种研究，呈现各种各样的“被统治的艺术”，但农民“被管理”这一固化的研究定式能够被革新取代吗？显而易见，不能。
三、学术创新、学术推进与学术史
清朝乾嘉学派已经构成了较为理性的学术规范，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盛赞其“科学的研究法”，“科学的研究精神”。他总结清代学界正统派学风的特色，胪列有十条，其中第六七八条为：凡采用旧说，必后，依照西方规范重建学术评鉴的标准，学术史成为重要一环。尊重既有研究成果，切实展开对话，成为学者必须恪守的学术规范。
宋元乡村管理这一学术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或供参考。其中有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台北《汉学研究通讯》2003年第3期；朱奎泽《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两宋乡村政权与社会控制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谭景玉和贾连港回顾中文成果的同时，也梳理了日文研究的关键成果（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绪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贾连港《宋代乡村行政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1期）；傅俊《理论、文本与现场——宋代乡村研究省思》，收入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其后的专题研究，如王旭《宋代乡的建置与分布研究——以江南西路为中心》，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15年版，及其《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暨南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其他如侯鹏、高森的专题研究，尤其是包伟民教授已发表的5篇长文，针对前贤研究的诸多不足，提出了诸如乡里名目聚落化、地域化等学术论断。
前揭前辈研究成果，因为众所周知，成为“常识”而被部分学者所不顾，其中因刻意的学术创新而厚污古人和前人，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也已在部分论著中成为常见现象。
实际上，20世纪以来，国家管理抑或传统乡村社会的研究，诸多前辈辛勤耕耘做出了努力，发掘并呈现出历史中国乡村管理的诸多内容。其中，费孝通、瞿同祖、萧公权、梁方仲等前辈学者的开创性研究，不容忽视。此后，黄宗智、刘志伟、魏光奇、李怀印、王先明、周保明等人的研究，立足于明清史或近现代中国，都有深入的研究。
针对宋朝乡里制和职役制，日本学者周藤吉之、柳田节子、佐竹靖彦等发表了诸多相当精到的成果。受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影响，美国学者Brian E. Mcknight（马伯良）著有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中国南宋乡村职役》，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是一部历时性的学术力作。1990年代之前，学界交流少，成果互鉴少，域内域外，大抵如此。同样是受限于信息沟通之不畅，国内学者在研究之时，不但对日本学者的成果视之若无，而且对我国台湾学者王德毅、黄繁光两位教授的成果也多有忽略。而今网络信息传递、文献数据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未能竭泽而渔地搜求、辨析学术史中的养分，展开针对性商讨和对话，坐井观天，自说自话，以不知为不有，各美其美，各是其是，已远离了学术研究之本义。
在这一研究领域，除了学术史追索不全面导致的学术失范之外，伪正文也是当今一大不良风气。此之所谓伪注，表现为论著中正文呈现有某些前人研究，但只为炫示存在，并未显示出既有成果与新近研究有何关系，缺乏真正的对话。
受欧美人文学术的影响，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在著名学者的引领下，依然高歌猛进。其中一些博学卓识的高明学者认为，描述性的叙事形状，以“呈现”既有的历史面相为核心内容，以综合既有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所构成的叙事模式，缺乏分析、判断、概括和提升，更缺乏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是史学研究的末端。他们利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研治史学，追求建构一个学术范式或模型，批判与反思，印证抑或无限扩展丰富理论方法的无效性或补充其缺失，历史文献仅是其佐助的工具，呈现出“求美”的治史追求。这种研究取径或贡献给人类更多智慧，提升了人类文明的知识水位。他们不满足不情愿止步于求真。连同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下疏离版本校勘、轻视辨析第一手文献（罗志田等《学术史、思想史和人物研究——罗志田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等既有研究方法和理念，而填充无限诗性想像力的作品，也须慎思取舍。质言之，史学是一门求真的学问，无真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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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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