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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面妆，在现代通俗意义上就是化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俗，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等信息的一个重要文化史组成部分。华夏大地上，面妆的历史由来已久，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有证可考。根据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像陶塑的面部都被涂绘有特殊的花纹。

如果说远古人类面涂花纹是为了图腾崇拜，反映的是一种远古的巫术典礼，而非现代人眼中纯粹美化面部的话，那么先秦时期的粉白黛黑就是一种直接的化妆典礼。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关于使用粉、黛、脂、泽等化妆器具的明确记载。

先秦特别是周朝，是一个非常尊尚礼文化的朝代，这时的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人们把女子的内在美，比如精神、才能、智慧等符合礼仪规范和道德规范的修养与美德统称为“德”；把女性外在容貌和体形的外在美统称为“色”，儒家学说中强调女子的美应是“德”与“色”的统一，当“德”与“色”发生冲突，二者不能同美时，应以“德”为先，“色”则为次。

发展到汉代，正是汉民族构成、汉文化精髓确立时期，其理性文化与楚汉原有文化中的浪漫主义精神相结合，使汉代文化更加的生机勃勃、恢弘伟美。给汉代面妆的审美观念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推动着化妆行业各个方面的发展，成为我国古代面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转机点，为后世灿烂辉煌的中国化妆史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儒家思想下决定的“女为悦己者容”

汉代是个男权社会，具有极强的等级制度，男尊女卑，女子依附于男子。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审美观，对女性的审美意识和标准具有着实际意义上的主导权，比如汉武帝好“八字眉”，令宫人描绘，则后宫佳丽争相效仿，最初上行下效成为风潮。女为悦己者容在这个时代的前提是儒家的“父为子(女)纲”和“夫为妻纲”，女子先要服从男权，再靠男权寻找女权。

男性的审美观虽然决定了女性审美的方向，但同时也训练了女子对美的感知力和创造力，使得面妆方式和面妆材料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改善，让其妆饰技艺达到了成熟的地步，从而更好更全面的发展人类的审美能力。其实与其说面妆是一种女性文化，还不如说面妆是一种男性文化。

汉代女子虽然屈于男权社会，审美观受男人审美观的统治，但这不影响汉代女性有自主见识的对本身进行打扮，很重要的一个缘由是汉代女性相对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封建社会日趋完善成熟的，其他朝代所不能比的。之所以汉代女性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与当时的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劳动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分不开的。

汉朝初期，百业待兴，且封建礼教扎根较浅，妇女的劳动不止限于家庭之中，还有在室外劳作的。据河南、山东、四川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砖石上所绘田间劳作图中，就可以看到有不少女子在田间帮丈夫一起耕作。但汉代女子所从事的职业中最次要的还是纺织业，妇人们除了农忙时协助丈夫耕作，几乎其他所有时间都在纺纱织布。

“鸡鸣入织机，夜夜不得息，女子纺纱织成的丝绸，在开通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汉代女子在其他诸如漆器制造、酿酒、学术研究以及商业活动等行业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她们在对汉朝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奉献了自己不弱的力量，这是该当被予以承认和奖励的。

但不得不说，女子在当时的地位相较男子还是十分低下的。有些面妆是因为男子喜好而创立，有些面妆则是汉代女性潜意识里，遵照男尊女卑的儒家礼学思想：认为男子以强大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而创造的。

汉代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丝绸之路，海上贸易，还是边境贸易的开辟让汉族与境内外各族交往频繁，经济文化、生活习俗彼此间都带来巨大的影响。面妆原料和制造工艺的交流，让各自化妆品原料和面妆款式得到了史无前例的丰富。可以说若没有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和海陆贸易链的构成，汉代面妆不会这么丰富，最少彩妆时代的出现不会在汉朝。

二、颜如美玉，目似秋水，人面桃花相映红

汉代社会崇尚女子肤色以白为美，特别是西汉的美女标准是纤细而肤白，丑女标准是肥胖而糙黑。“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汉代女子对基础面妆非常的注重，不只要用专门的洗脸水洗脸，还要用面脂滋养皮肤，再扑上白粉，使皮肤变得愈加白净滑嫩等。这一时期的基础面妆已经基本完善，次要内容包括面部清洁、面部滋养和白妆打底。

汉承秦制，地方集权，导致汉朝等级森严。汉武帝即位，开始开疆拓土，海陆买卖频繁，致使汉代物品资源等空前丰富。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带来了他国地理分布的同时，也带回来了他们的传统文化习俗和特有物品，匈奴特产“燕支”就是其中一种。之前因为经济等缘由不能预测的事物也得以蓬勃发展，比如“红妆”。

“红妆”，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妆容。红妆在秦朝时期就有滥觞，“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此妆之始也”。秦朝红妆的次要材质是朱砂。朱砂是硫化汞的天然矿石，色红，又因为其产于炼丹，所以又被直接称之为“丹”。后来因为色泽喜庆，朱砂量少而贵重常被帝王用来钦点文曲星状元，因而又被称为辰砂。“燕支”在两汉的引入使得红妆蓬勃发展起来。

张骞不只带回了燕支，也带回了使用燕支妆面的习俗，这种彩妆被赏于后宫众嫔妃，贵妃美人争相使用，上行下效，燕支在中原作为面妆材质开始流行，彩妆时代也从汉代正式开启。燕支在使用时一般先用米粉或者铅粉打底，使皮肤变得白净光滑，然后涂抹燕支，这样白里透红，人面桃花，更显鲜艳。这样调好肤色就可以勾画黛眉，点缀樱唇。

古有成语“眉目传情”，指眉和目能够直接传递情意，是心灵的窗口。古代女子对眼妆的探索很少，最多是在眼睛四周做点妆饰，中国古代推崇细长凤眼，但直接对眼睛进行美化的记载基本可以说是无，只能通过对眉的妆饰来反衬眼睛，让其看起来比妆前更细、更长些。这个汉代流行的广眉显眼细长就是一个代表。

《诗经·卫风·硕人》记载：“......（卫庄公夫人庄姜）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眉，能都反衬眼型，作为重点面妆之一还与眉的特性有关。眉是独一可以轻易去除，并通过描画而直接改变外形的器官。不同的眉形和眉色，在中国易经玄学中起着相人运势的作用。它的变化很直接影响着人面部全体的轮廓和气质，好的眉形是评价一位美女的重要部分，特定的时候直意为美女，比如“美眉”一词。

唇，一个人面部最性感的部位，在面部妆饰中往往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朱唇一点桃花殷”，因而唇色常被着重妆点。最早的妆唇习俗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现已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就有“唇部涂朱”的泥塑女神头像。其他朝代，诸如春秋战国也时有描绘女子口唇施朱的帛画出土。

汉代女子唇妆形制崇尚小口。在儒家思想女子“四德”中，“妇言”排名第二，仅在“妇德”之下。女子口小，玲珑灵秀，而且从面相上说具有易满足，不长舌妇的特点。汉代女性的唇口以红、以小为美。女子天生口小者不常有，但色彩艳丽、可塑性强的唇脂则常有。点上一点，就能让大嘴厚唇立刻变为樱桃小嘴，因而在古代用唇脂来美化嘴唇被称为“点唇”。

面饰，次要指粘贴或者绘制在女子面部的妆饰，是中国古代女子化妆的一个重要门类。汉代的面饰次要有花钿、面靥、额黄等。花钿次要包括妆贴饰物和眉间额上绘制图案，汉代最流行的花钿是“点丹”。面靥由来已久，嘴两角酒窝处点“旳”来作月信标志。额黄则开始于汉代，灵感源于佛寺中的金装佛面，受当时求仙风气的影响极大。

三、从妆面色彩看汉代面妆审美

一白遮三丑，汉代女性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在汉朝初定，国力不发达，王后都在田里帮忙劳作的时期，汉代女性便已晓得异乎寻常。

白色的底妆让面颊的红妆更显鲜艳都永不放弃的一种审美观。就如我国现代主流肤色仍以白为美，这是中国五千年来都没有变过的现实。

红色，被中国人认为是最吉祥的颜色。红色的面颊让人觉得身体健康，脸色娇媚。汉代女性在燕主流入中国后义无反顾的使用了，没带半点犹疑，可见其对红妆的渴望。同时在使用过程中，汉代妇女通过燕支在脸上使用的浓淡程度呈现的不同效果，创造出适用于不同年龄层的红色妆容。

鲜艳，适合年轻的女子使用。酒晕妆，燕支在使用前就已经与白粉调和，上妆后颜色均匀，着酒晕妆者有文静、严肃之感。所以多是中年女性在使用，而飞霞妆在涂抹燕支后还会再上一层白色妆粉，这样白里透着红，显脸色苍白。这种妆容很多老妇人在使用，因为使用后会让人容光焕发，更显年轻。

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以自然为美。中国古代女子的眉色也以黄种人特有的眉色——黑色为美。“粉白黛黑”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特别是秦始皇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常让宫人画青黛眉。特别是从波斯引进的螺子黛，一颗价值千金，但汉朝皇帝每天都让宫娥用它画黛眉，可见当时人们对黑色眉毛的喜爱。

汉代女性唇以小为美，唇不够小者甚至通过敷白粉，掩盖唇色，重新用胭脂描画唇形。汉代女性唇形越画越小，甚至小到只描绘上下唇珠，其他的诸如唇红、唇缘都被掩盖的地步。这种上唇只要唇珠一小点，上下唇形似樱桃、小如珠子的唇妆在当时非常的流行，文人骚客也忍不住赞赏一声“樱桃小嘴一点点”来表达本人对此妆容的喜爱。

结语

汉代女性面妆之所以能构成，男性审美和女性地位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儒家思想文化恰恰引导了男性审美观和决定了女性的地位，它的影响最隐秘也最重要。民族融合则次要丰富了汉代女子面妆原料，提高了汉代女性的创造力。汉代女性面妆是汉代社会、经济、文化、外交情况的一面镜子，让我们更好的了解那个时代的特殊历史。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早在我国原始社会的妇女，就晓得在本人的脸上刺上几何纹样来表达本人对美的追求。女为悦己者容，汉代女性面妆既是为了取悦别人，也是为了取悦本人，从最开始的白妆，到燕支引进后的红妆，再到五彩绚丽的面饰，无不体现着汉代女性对美的追求。

两千多年过去了，汉王朝的辉煌已然不再，但是汉文化的光华并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所吞噬。时代的变迁，王朝的更替，汉文明的精髓不断传承、发展直到今日。汉代女性通过不断尝试与创新，创造了许多美艳动人，顺应当时特定社会环境的新妆式，无论是对其后朝代的面饰发展，还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妆和影视舞台剧化妆都有着积极的自创作用。

参考文献：

[1]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M].

[2]崔豹.《古今注》.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