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3年的2月26号。我们一起来读资治通鉴的第48卷。今天仍旧在湖南出差,同时的话呢,今天参观了黄克诚大将的一个故居,结合今天的第48卷,当中讲到的一个关于师承传统的一个问题,引申到学习方面。接下来依旧是我们的老惯例,还是先来阅读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原文以及柏杨版的翻译,在柏杨版的翻译之后的话呢,有柏杨的一个评论,之后的话再加上了华杉的一个评论。
十一月,癸卯,以大司农沛国徐防为司空。防上疏,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代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上从之。
十一月六日,擢升农林部长(大司农)沛国(首府相县〔安徽省淮北市〕)人徐防,当最高监察长。徐防上书,认为:
“东汉王朝设立十四家研究官(博士。一任帝刘秀在位时,核定儒家学派五经标准本,计:《易经》: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尚书》: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诗经》:申培、辕固、韩婴。《春秋》:严彭祖、颜安乐。《礼经》:戴德、戴圣)。设有甲乙等级,作为对学者的一种鼓励(各家研究官所教授的学生,每年考试一次,甲等录取四十人,当宫廷禁卫官〔郎中〕;乙等录取二十人,当太子宫禁卫官〔太子舍人〕;丙等录取四人,当各郡、各封国教育官〔文学〕)。
“可是,我调查国立大学(太学)每次考试学生,都是用本人的意见,并不尊重各家的标准解释,互相私下包容,开辟奸邪之路。每逢遇到向他们征求意见时,大家就议论纷纷,你指控,我批驳,是是非非,一团糟乱。孔丘自称:‘承继先圣先贤的旨意,本人并没有创见。’又说:‘我年轻时还已经看到史书上有很多缺文。(孔丘年轻时还看到过史书上有缺文,年老时却看不到,因为都被人擅自补上去了。)而今,学生们不遵照标准本的原文章句,却本人妄行发挥,认为师傅的道理,不一定需要恪守,本人的创见才合理,轻视侮辱传统经典,一时成为风气,这不是陛下当初遴选人才的本意。
“改变浇薄的习俗,莫如提倡‘忠心’,这是三代(夏商周)的正常法则。(李贤原注:司马迁说,夏王朝崇尚忠心,忠心的极致使小人物变得粗野。商王朝矫正它,崇尚敬肃,敬肃的极致使小人物对鬼魂都膜拜。周王朝矫正它,崇尚礼仪,礼仪的极致使小人物一个个虚情假意。而矫正虚情假意,莫如提倡忠心。三个王朝的价值标准,循环变换,循环往复。)专心而精密的研究师傅的学说,是儒家学者最优先的工作。我认为,研究官(博士)跟厘定等级的考试,应该完全根据标准本,挑出五十个难题,命他们回答。解释最多的是第一等,引文出处明白的是最高级。如果不依照师傅的学说,而以本人的见解互相攻击,都要纠正,肯定他犯了错误。”刘肇批准。
柏杨 曰:
公元前一四〇年,西汉政府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灿烂辉煌、百花怒放的学术自在,告一结束。学术界成了儒家学派一家的天下,经过两百年的漫长培养,前有鲁丕(参考九九年),后有徐防,蓦然出现,花样翻新,更要求知识分子——当然是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不但不可以跳出儒家学派大圈圈,还不可以跳出“师承”小圈圈。
儒家学派自从献身政治,跟统治阶级合作以来,帮派即行林立。只因对儒家经典,必须有点特殊的见解,才能在政治上插上一腿。师傅跟学生之间,不只是教育关系,而且成了利益集团;两汉王朝时代儒家学派五经研究,最重家法,师傅教授学问,成为一种标帜,只需他张口,立刻可以发现他属于某个门派。最初,东汉政府核定十四个标准学说,作为法定的知识规范,十四家之外的学说,全属左道旁门。
然而,在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学者们仍可以小有出入,使奄奄一息的儒家学派,仍有微弱呼吸。想不到,鲁丕、徐防,出手一击,连这微弱的呼吸,也被窒息。从此,儒家学派的学者,不准有想象力,不准有创意。在二十世纪被视为瑰宝的想象力,儒家学派却认为是一种邪恶,价值连城的创意,却认为是轻视侮辱道统。儒家学者们独一可以做的事是:效法孔丘的“述而不作”。用圣人的经典,解释圣人的经典,用古人的话,证明古人的话。以“圣言量”取胜,什么人的意见都有,独没有本人的意见。如果有本人的意见,即令正确,也是错误。
董仲舒是扼杀中国学术自在的罪魁,鲁丕、徐防则是扼杀中国知识分子复苏的凶手。从此,中国知识分子用不着思考,因为圣人古人已经思考得很精密了,年复一年,中国人的思考能力遂完全僵化。直到十八世纪清王朝末叶,所谓“八股文”,一脉相传,字字都是死尸。
这种精神在中国社会流行最广的武侠小说上,充分表达,江湖好汉醉心的是,从古人“秘笈”中寻求武功,很少本人发明武功。而且,门徒的武功再高强,也高强不过师父。这件事情如果倒转过来一想,事态就十分严重。那就是中国人已被命中注定:一代不如一代,精华在“古”,越现代越功力不济。这种发展违反进化准绳,祖师爷如果可以一跳三丈的话,最初一个徒孙,大概一寸也跳不起来,只因门徒不能胜过师傅。于是“尊师”和“重道”同等,“师”与“父”合一,有创见或突破,就是“背叛师门”,将遭到唾弃和诛杀。
儒家就是这种结构,不同的是,侠客用剑,儒生用笔,侠客用血遏阻,儒生则借用政治力量。柏拉图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高贵挑战精神,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里,不但找不到,反而豢养出来成群结队的“护师动物”,眼目里只要师承,没有真理。所以儒家的高级知识分子,最勤奋运营的一件事,就是广收学生,招徕门徒。这些门徒不但成了传播他学问的宣传员,也成了保护他荣耀的锦衣卫。
国家民族的叛徒是可厌的,但学术界的叛徒却是促使学术发出万丈光芒的火炬。不断在“师承”中旋转机腾,不过是终于要沉淀在酱缸缸底的虫蛆而已。
这个问题很复杂,在鲁丕的言论那一段,笔者已有评述,这里再作一补充。
一个社会,必会诞生一种理论。孔子的《论语》是一种理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是一种治天下的理论;商鞅的《商君书》也是一种理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城邦国家的理论;英国的《大宪章》是一种君主立宪的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则开辟了现代国家的理论。
在古代,各个文明,各个理论,各自统治各自的国家,国家和国家的和平,次要是国王和平、贵族和平、民族和平,或者历史上循环的改朝换代的和平,不涉及理论之争。即便有宗教和平,也从属于国王贵族之间的和平或民族之间的和平。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欧洲从贵族和平,走向思想和思想的和平,理论和理论的和平,一步步构成今日之世界,人类从利益的冲突,走向思想理论的冲突,再走向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
所以,思想和理论实为维系一个社会的根本,汉武帝和汉和帝的考虑,也在于此。
在本系列第一册的序言里,我说我不是要写一部《资治通鉴》,而是要写成一部《资“自”通鉴》,次要是看我们本人要怎样做。因为在政治上,自然要依从本人本国的理论。没有一个国家是凭空而来,都是带着祖先传下的一切政治文化遗产,我们必浸泡在这遗产里面,个人之于社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无可无不可,这是孔孟的思想。
从本人治学来说,要点在“知行合一”,学习往圣先贤的东西,关键是去实践,学以润身,切实笃行,这才是学习的意义。一个人选择一种哲学,一定因为他本人本身就是那样的人。是那样的人,照那样去做,就有那样的学问。如果本人没有去做,只是讲说,而且一定要讲出一点“不同的东西”“本人的东西”,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表现本人,那就是哗众取宠,就是玩物丧志,就没有诚意正心。
太学的学生们不照老师教的学,各自发挥,不是真有一孔之见,只不过是表现本人的浅薄罢了。所以徐防有意见,皇帝也同意。
至于柏杨老师所论,又是一大话题,不是本书的任务了。如果对社会有不同看法,孔子的观念是明哲保身。明哲保身,不是苟且偷生,明于事,哲于理,所保之身,不只是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而首先是保证本人不同流合污,所谓君子和而不同,道理也在于此。
学习的意义有两条:一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二是也有知而不能行的,不归你说了算的,也要学,学了,是为了免于愚笨。
笔者看本人,一是缺德,好多事做得不对,处理得不好;二是太蠢,好多事不明白,所以要学习啊!
其实在确定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目标之后的话呢,当我们求而不得的时候,自然会去探索出一套新的,一个理论,一个方法是。所以的话呢,学习第1个方面是,看看能不能用得上,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要多晓得一些东西,你才有可能说,在那里为婚配这个目标去找一些方法。以及在这方面上面,晓得了找不到,那么自然而然去摸索新的办法。
那么总的而言,不管说历史上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对于后世有如何如何深刻的影响,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而言。我们还是要搞清楚我们演的角色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的一个边界是在哪里?
那么就拿学习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学习是为了晓得,晓得是为了做到。有一些真理,值得用生命去捍卫,当然前提是你要识别出这样的真理。同样的对于我们的一个,具体的生活和工作来讲的话呢,多学习,自然而然的话呢,能够愈加的得心应手,能够更好的顺应好我们的角色,扩展我们的边界,服务更多的人。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有兴味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来共同的阅读资治通鉴,以及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我讨论。我们明天再见。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