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死后，经过全局性的权力再分配，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和其他权力机构一样，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与改组。顺治亲政前的议政王、贝勒、贝子，充其量只剩济尔哈朗、吴达海、韩岱三人。顺治亲政后经过顺治八年、九年续补后，议政王、大臣共计12名。其中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家占4口，在议政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济尔哈朗是独一的老一辈议政王，以他为议政王之首，掌管会议。由于他威信高，权位重，加之其近亲参与议政的人数多，即便他本人不是有意与皇帝分庭抗礼，也不可避免成为诸王的代表人物，处于操纵会议、左右局势的地位。
当时和平还在进行，巩固北方、统一南方，都要靠八旗劲旅。诸王或领一旗，或领若干牛录，属下满、蒙、汉军，人数多者达数万，少者也上千。他们在战场上立功，在野廷有权。皇帝亲政后，依靠他们，加恩封赏都是正常的。问题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比较大，管事宽，有时甚至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顺治帝的谕旨也曾遭到否决。例如，顺治八年二月初五日，议政王大臣等议处原正白旗大臣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等五人。其中罗什、博尔惠论死，籍没其家，其他三人开除宗室为民，籍没家产，夺所属人役。顺治帝认为处理过重，要求诸王大臣重议罗什、博尔惠能否可免死。可是，众议政王大臣又上奏，说：“此动摇国是，蛊惑欺罔唆构之人，天发其奸，不可复留。”皇帝只得如议行。再如，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九月间，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议政王大臣，为了扩大恐坏人借端陷害无辜，命改议。但议政王大臣仍坚持原议。皇帝只好同意。谈迁在其所著《北游录》一书中，称议政王大臣所议为“国议”，“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六部事，皆议政王口定”。可以说，此时是清朝入关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职掌最广泛，权限达到顶峰的时期。
遇到这种情况，年轻的顺治帝难免心烦，不时要发火。这时，“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帮他解难题。首先劝说皇帝要忍耐，适当做些妥协让步，以求得诸王对皇帝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皇太后还协助皇帝策划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势的措施。
皇太极在世时，曾遇到诸王权势过大，与汗（皇）权发生矛盾的问题。通过不断调整及扩充议政王公及议政大臣的数目，无效地削弱了诸王权势。皇太后利用历史的经验，协助顺治改变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分，添加其名额。仅顺治八年至十二年所任命的议政大臣就多达30余人。而且成分广泛化。新增的议政大臣中有敢于积极揭发多尔衮的原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詹岱，也有屡遭多尔衮打击、迫害的原两黄旗大臣鳌拜、遏必隆、索尼等人。除八旗满洲固山额真早已是议政大臣之外，八旗蒙古固山额真也开始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六部满蒙尚书则全部列入议政大臣行列。顺治九年至十三变个别人独断专行、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局面。
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三十日，皇帝采取一项极不寻常的举措，谕内三院：“以后一应章奏，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明显是限制郑亲王干涉政务之权。三月十五日降谕，宣布罢革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从而排除了诸王左右朝政的余地和危险。但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资历深，功劳大，既忠于太宗皇太极，又忠于幼主福临。顺治帝不忘他的恩情，充分肯定他的功绩，保持对他的尊敬。在“逃人”、“投充”乃至私家贸易等问题上，仍适当做出让步，不把关系搞得太僵，以换取诸王在严重朝政上的支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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