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和张女士夫妻经常吵架,为试图修复婚姻关系,他们在某心理征询App上找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心理征询师,购买了20多万元的心理征询课程,但也未能挽回婚姻。
李先生和张女士想退剩下的课程费,但被征询师拒绝。二人于是以未按约提供心理征询服务系侵权为由起诉征询征询
买20万征询课仍未能挽回婚姻
李先生因创业压力大,经常与妻子张女士为琐事发生争持。2017年,想修复夫妻感情的张女士在网上搜索后,认为夫妻俩需要进行心理征询,遂下载了某心理征询类App,并检索到心理征询师王老师。
王老师简介写有“上海XX心理征询中心心理医生、国家二级心理征询师、美国XX心理医治师、私人心理征询师”,并称其“从事伴侣与婚姻家庭医治工作近十年”“擅长情绪妨碍、焦虑、抑郁等领域”。
在与王老师进行心理征询的过程中,张女士对王萌的专业性评价颇高,也产生了信任,互相添加了微信。
此后,王老师通过微信聊天、面谈等方式为张女士、李先生夫妻提供了心理征询及婚姻家庭等相关课程服务。
2017年7月至11月期间,王老师向夫妻俩陆续推荐《心灵成长课程一对一高阶定制》《心灵成长课程一对一高阶定制续课》等系统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心智模式成长婚配幸福美满婚姻、在亲密关系中成长等课程模块。
夫妻俩均表示接受,并陆续领取服务费共计20余万元。2018年7月28日,张女士通过微信告诉王老师:现在本人的形态恢复得挺好,不再那么焦虑,但已经和李先生商量好离婚事宜,希望可以退掉剩下的课程。但未得到王老师的回复。
夫妇俩欲退征询费起诉征询师
2021年6月,张女士和李先征询
价费用后,还该当退还服务费145200元。
张女士和李先生诉称 ,心理征询师王老师是在未取得国家二级心理征询师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心理征询服务及相应课程,属于“以假乱真”错误履行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商定。双方商定的合同价款是以被告系具备相应资质的主体为标准计价,现被告提供的服务价值与商定价值不符,且实际上二人的心理及情绪妨碍等问题并未能处理,反而加剧,最终二人以离婚收场。
王老师则辩称 ,张女士和李先生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2017年9月12日,人社部取消了国家二级心理征询师考试。虽然王老师没有取得国家二级心理征询师资质,但是国际职业资历认证委员会于2011年颁发给本人相应的资历证书,确认已具备职业心理征询师(中级)资历,本人是合法持证上岗的。心理征询行业并没有政府指点价格的说法,涉案合同价款系当事人根据服务的内容、周期等协商一致确定的价格。
5月起,两被告陆续向被告领取了多笔合同价款,被告则向两被告提供了相关怀理征询及课程服务,故两被告与被告之间建立了持续性的服务合同关系。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能否存在履行瑕疵,且应否退还两被告相应费用。
首先 ,根据2015年的《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心理征询师该当按照心理征询师国家职业标准的要求,经考试合格取得国家职业资历证书等。由此可知,在涉案行为发生时,若被告从事心理征询服务,则必须具备相应资质。即便如被告所述,人社部于2017年9月取消了国家二级心理征询师考试,但原、被告多次达成的购买课程合意时间均早于2017年9月,仅最初一次发生于2017年11月。现被告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在涉案合同缔结时,已取得当时的国家二级心理征询师资质的现实。因而,被告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
其次 ,心理征询服务合同具有较强的心理认同、心理依赖基础,该类服务合同的签订、续约等是建立在征询者对于服务机构、心理征询师等存在基于服务方式、水准、专业能力、人格特质等而产生的客观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国家二级心理征询师资质是由国家相关部门对心理征询从业者服务水平及职业技能的评定,且该资质是涉案合同缔结时《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及国家相关部门所要求具备的。故被告存在违规行为,但仍向两被告收取高额服务费用,显属履行瑕疵。根据两被告举证的《公证书》显示,被告于2019年4月仍在相关平台中披露其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征询师”资质。由此足以推断,在涉案合同缔结时被告亦曾对外披露上述信息。被告明知其不具有相关资质,却仍对外披露其具有相关资质,实属有违诚信。
因而两被告有权向被告主张减少费用。至于退还费用的金额。现两被告主张应按行业标准计算实际服务费用,但并未提供上海市心理征询行业的收费标准。考虑到被告确为两被告提供了相应服务,且被告错等实际情况,酌情判定王萌退还两被告服务费42000元。
法官:该类服务极易产生纠纷
首先,本案中,被告在网络平台内未能照实披露其具备的相关资质,从而导致两被告产生误解,导致两被告的权利遭到侵害。因而,被告理应为其不诚信之行为负担相应民事责任。此外,心理征询、心理医治服务合同具有较强的心理认同、心理依赖基础,该类合同的履行效果与服务方式、水准、专业能力、人格特质等客观信任相关。心理征询、心理医治服务合同具有较强人身属性,合同履行效果亦有一定客观性,若未能明确该类合同的服务内容、服务对价等,极易产生纠纷。
此外,此类服务合同恰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存在矛盾。故对于在网络平台中选择的相关服务,消费者该当保持理性、慎重的态度,留意审查服务提供者的资历资质等,避免遭遇网络欺诈。
其次,两被告曾向某平台申请公开被告的资质证书,而某平台随后提供的相关材料中未见被告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征询师证书。是故,若该平台运营者在被告加入平台之时加强资质审查,则能避免本案纠纷的产生。
最初,两被告因在维权肇始错误提出侵权赔偿主张,从而耽搁了权利行使期间,导致撤销权消灭,后两被告只得选择主张合同违约。然而,合同欺诈与合同违约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合同已经基本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审查合同欺诈现实能否影响合同履行、能否存在合同违约行为等,存在一定的举证难度。因而,消费者在权利遭到侵害时,该当正确行使权利、及时提出权利主张,节约诉讼成本,避免诉累。
(文中所涉名称均为化名)
旧事晨报·周到APP 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施海群
来源: 旧事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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