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皖苏军区建立后，豫东情势逐步氏县、洧川县的革命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达生县四区武装不断。
会，李紫明任书记，并由通许县大队抽出一个班为基础建立革命武装。
1947年5月，中共尉氏工委改为中共尉(氏)清(川)县委，同时建立县政府和县大队，县委书记和县大队政委由华野八纵援助地方的肖伯韬担任，县长和县大队长由李紫明担任。尉消县委和县政府、县大队建立后，领导群众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并拿起武器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使解放区逐渐扩大。
开辟了平汉路以东，贾鲁河以西地区，解放区进一步扩大。1947年10月，豫皖苏区党委建立了豫皖苏区五地委、五专署、五分区，辖通许、尉洧、长(葛)洧川、西华等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王其梅、副书记施德生、专员管寒涛、分区司令员王建青(八纵某师副师长)。五地委建立后，尉消县分建尉氏县和洧川县。尉氏县委书一记仍为肖伯韬、县长李紫明，洧川县委书记兼县长赵一心。
尉氏和洧川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建立后，领导两县人战役中，县委书记赵一心和肖伯韬壮烈牺牲，给两县的工作带来了损失。
在五地委、五专署二五分区建立的同时，其他解放区也得到了扩大。1947年7月，经鲁西南地委批准，兰封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建立，县长徐锡鹏、县大队长刘文奇。1947年9月，经一地委批准，建立了开(封)陈(留)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副县长石玉波、县大队长董兆祥(1948年10月改为开封县)。1948年8月，建立了陈留县委、县政府、县大队，书记耿化五、县长兼大队长许友义。1948年10月，建立了长(葛)洧(川)县委、县政府、县大队，书记兼县长韦荣环。至1948年10月，开封市及所辖各县区全部解放。
1946年7月下旬，中共冀鲁豫第六地委、六专署在杞南傅集镇召开各县领导干部会议，贯彻中共地方《五四指示》和晋冀鲁豫地方局邯郸土地会议精神，部署土地改革工作，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要求各县抓紧时间，利用和平空隙，搞好土改试点工作，随后再全面开展。
豫皖苏边区恢复后，中共豫皖苏一地委及时贯彻《五四指示》，总结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提出下步土地改革的意见，于1947年元月15日发出了关于迅速开展土改的指示，指出：“集中一切可能集中之力量，用高度之工作热情迅速地开展土改工作，务于春耕前完成平分土地之光荣而伟大之任务。”之后，中共豫皖苏地委副书记郑华亲身率队到杞县大李庄村摘土改试点。
各县的土改工作由县委组织部长和民运部长具体担任，首先进行土改试点工作。各区也都确定了本人的试点村。土改运动很快在老解放区开展起来。2月，地委在祀南竹林召开全地区土改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会上引见并肯定了中共祀县县委安桥土改试点工作的做法和经验。会后，各县土改工作由点到面，逐渐推开。其具体做法是：按斗、倒、献、分四步进行。即斗倒地主的威风，按二五减租倒回多交的租息，要地主献出部分土地浮财，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中共豫皖苏一地委竹林会议之后，各县都迅速开展土改工作。
杞县县、区领导在韦庄、杨庄村指点试点工作。起来，在四周村子里将会产生积极影响。于是就把韦庄村的工作放在了几个试点村的重点。
土改试点从发动基本群众入手，从扎根串连开始，一个一个地进行思想发动，算地主的剥削账，讲解“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的道理。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起来，由贫农小组到建立贫农团组织。在建立贫农团之后，由其领导农民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牛争，次要是斗地主阶级的当权者、大地主、恶霸地主、有血债的地主。通过撕破脸皮的面对面的斗争，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扩大农民的阶级队伍，把贫农团发展成农民协会，中农也参加进来。
斗争首先是政治上的斗争，把地主阶级的威风打下去，使贫农、雇农和中农扬眉吐气，站起来当家做主。斗争会一般有两种方式，即说理斗争大会和诉苦、控诉斗争大会。在斗争中，党政领导经常对群众进行政策教育，对斗争对象不得打骂。但群众一发动起来，难以控制，常有戴高帽子的现象。这种斗争会都是贫农团或农民协会掌管，民兵维持次序，县、区、乡干部当参谋。
在政治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斗争，即分浮财，分土地。开始群众不敢举动，经过唱工作，逐步有少数群众被发动起来，他们当中有三种人：即民兵、村干部；军属、烈属、干部家属；少数英勇分子。多数贫农基本群众持观望态度，中农更是在一边看。杞县韦庄村有一户姓王的中农，他的大儿子在解放区学校读书，县、区工作队进村后，在思想感情上与工作队非常亲近，也跟工作队讲真情实话，但对参加农民协会斗地主犹疑不决。随着斗争的深入，特别是经济斗争的开展，群众发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添加，那户姓王的中农和许多基本群众也都参加了农民协会，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土改工作的进行，打垮了韦庄村地主阶级政治上的威风和经济上的优势，贫下中农站起来，当家做主了。
194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豫皖苏边区的土改运动，指出：“从2月至现在，豫皖苏土地改革运动，在蒋军连续扫荡与反复清剿的紧张情况下，已获显著成绩，大部分地区已据点式的突破，部分地区已形成热潮。一据不完全的统计，4个月来，豫皖苏睢县、祀县、太康等老试，已有335个村庄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农民收回土地48569亩，得地农民19700人。”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不只唤醒了广大农民群众，同时也震惊了地主阶级；他们不甘心得到本人的“天堂”，纷纷将浮财转移到贫农家里代为“保存”，有的乘机卖掉土地，转移“视线”，逃避斗争。地委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各县区，先分地主浮财，再分土地，以保障农民在土改中能获得物资利益。
地委决定全区党政军干部和部分武装集中起来，参加土改工作组(队)，以武装斗争保卫土改。同时，各区确定本人的重点村，点面结合，全面铺开，互相启发和推动，掀起土改热潮。
以“擒”为主的“急性”土改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革命热情，提高了阶级觉悟，打垮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摧垮了封建剥削制度。
这次以“擒”为主的“急性”土改，范围较广，面积较大，仅杞县、克威两县就有400个行政村，贫苦农民11233户、44833人分得了土地。在土改中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积极分子，建立了县农会和5个区农会，建立健全了行政村级民主政权98个。实现了村村有农会、民兵组织和基干民兵队，民兵发展到1500余人；有各种枪支500支，妇女、儿童组织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
1947年10月，中共地方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还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中国土地法大纲》具有严重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对土地改革运动起着重要的指点作用，为豫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豫皖苏解放区的一、五地委和冀鲁豫边区五地委及所辖各县委、政府，为进一涉搞好土地复查和深入的进行土地改革，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土地法大纲》，分别召开会议，举办土地改革积极分子和农村干部训练班，认真学习领会《中国土地法大纲》，总结交流土改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学习和培训后，将土改积极分子和农村干部充实到区、乡、村各级领导班子，为深入地、全面地开展土改复查和进行新区土改加强了力量。各县委、县政府结合本县土改实际情况，在土改复查中，全面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对上段土改中出现的不彻底和贫富不均等间题，本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抽远补近、填平补齐的原则，进行认真细心地核查和调整，存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处理。经过一个多月的土改复查和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全解放区土改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战略进攻开始后，由于情势的好转，土地改革全面深入地开展，解放区的逐渐扩大，使党的组织、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基于革命和平的需要，党地方决定进行整党整风。
1948年春，在中共豫皖苏边区委员会统一部署下，一、五地委和所属的克威、杞县、尉氏、通许、洧川、开陈等县先后开展了整党整风。这次整党整风的次要内容是：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理组织、整理思想、整理作风。整党整风的方法是：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揭发批判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表现。同时邀请党外群众参加会议，征求他们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整党整风的基本目的是：对犯错误的党员，采取“小惩大诫，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教育挽救。对于混入党内的坏人，则坚决清除出党。
整党分二批进行。第一批是在 1948年2月进行，由地委次要领导和各县委书记参加。上级领导宋任穷、章蕴、吴芝圃、刘子久、杨一辰、纵汉民等亲临指点。
这次整党首先学习毛主席在华北地方委员、候补地方委员及晋绥边担任同志会议土的讲话——《目前情势本人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通过学习和整理，与会领导干部遭到了深刻的教育，加强了阶级观念、政策观念和纪律观念。但整党整风中受“左”的影响，处分面较宽。参加整党的第一批同志大部分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虽然以后绝大部分都平了反，但伤害了一些好干部。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太康县支队长宋秀启仅凭个别人的揭发材料就定了“罪行”，予以枪杀，在豫皖苏解放区群众中和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中形成了不良影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宋秀启才得以平反昭雪。
1948年三四月份，进行了第二批整党。第二批整党次要地方的电报、地方和地方分局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讨论了对纠正“左”倾错误的安排和部署。各县委分别召开了区以上干部会议，结合本县实际情况，认真查找和纠正土改和整党工作中“左”的错误。
当时，“左”的错误在本地的：表现与危害是：杀人过多，无严格控制不只基本群众不同情，而巨把地奴才党政军民对抗，杀害地方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组织路线过“左”。在土改中建立贫农团等组织时，把中农排除在领导班子之外，甚至提出中农不得扛枪当民兵，把多年的中农出身的积极分子、村干部统统踢开，一律换成贫雇农。
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多半与老干部关系密切，看老干部无罪受治，很不满意，工作中顾虑重重，放不开手脚。一些新出现的英勇分子，一时又形不成核心，使党在农村中的威信有所降低，影响土改进行。土地分配政策上表现过“左”。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侵犯中农利益，有些地方不只“均”了中农的土地，而且分了他们的浮财，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工商业者的利益。对他们按土地算剥削账，浮财被分，还打击了一部分大的工商业者。如驰名全国的杞县莫家酱菜作坊被捣了，几百条酱缸被打烂。整党中认为，出现上述问题的重要缘由在于处于和平环境，党的政策不够完善，在小农经济基础构成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在县、区、乡各级干部中还严重存在。
在整党中，为了纠正“左”的错误，地、县委逐级传达贯彻上级纠“左”的文件和指示精神，次要担任同志作检讨，自动承担责任，不上推、不下卸，并向被错误批判受伤害的干部和群众道歉。5-9月间，又先后进行几次整党，查挖地富思想、注意克服工作中“左”的情绪，纠正前段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打击工商业者，杀人过多等“左”倾错误，消除“左”倾错误影响。虽然因和平频繁，使整党工作时断时续，但通过整党统一了认识，纠正了工作中的问题，加强了党的建设，推动了参军参战、支前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