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洪增 丁丽丽
摘 要
以“图片＋文字”为版面次要方式的儿童绘本是儿童读者认识世界、启迪心智的重要读物，同时也是一个“合一的表意单元”，即一个文本。从宏观视野分析儿童绘本的图文创意并不能清晰地理解该类型文本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联。符号学视野之下的伴随文本理论可以管窥网络时代儿童绘本的生成与解释机制，采取文本细读式的全方位阅读是极端化的解释方式，而有选择性地通过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等几种伴随文本类型的分析就可以提供儿童绘本解读的广阔文化背景。
关 键 词
儿童绘本; 伴随文本; 副文本; 前文本; 元文本;
0引言
虽说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早就指出：“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1]不过对处于幼年时代的儿童而言，对世界的认知尚未建立起清晰而完整的符号系统，对世界的认知与掌握依靠具体抽象，尔后方有笼统思维。绘本，是由日本舶来的名称，在英语中称为Picture Book。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儿童读物，其基本方式特征便是图文结合。日本的“绘本之父”松居直指出：“绘本是图画和文字共同作用的一种文学方式。”[2]同样是采用了“图片＋文字”的版面方式，但绘本不同于国内的连环画，它是以图为主辅以少量文字。从图文比例而言，文字篇幅极小。图画不再是文字的附庸，也不只仅起到修饰、辅助作用，而成为次要的表意元素。比如，大卫·威斯纳的绘本作品《疯狂的星期二》，仅有四句交代时间的短文字。
目前，学界对儿童绘本的研究多集中于设计使用实务层面，或探讨其功能与作用。本文拟以符号学的伴随文本理论为出发点，希望通过儿童绘本内容的创意来源、包装与传播的讨论，揭示整个过程的符号学内涵，同时能够为儿童绘本的传播提供可鉴之策。
1符号文本：文本与伴随文本的联合表意
以往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文本不只本身具有丰富的意义，它所携带的或者与之关联的处于文本边缘之外的众多附加元素同样意义多元，而且会对文本本身的释义产生重要影响。赵毅衡教授在前人研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伴随文本”概念，他指出：“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的社会商定和联系，这些商定和联系往往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这些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伴随着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笔者称作‘伴随文本’”。[3]在此基础上，赵毅衡对伴随文本做了类别划分。分为“显性伴随文本：副文本、型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前文本、同时文本解释性伴随文本：评论文本、链文本、先后文本”，共三大类，七个小类。伴随文本界域宽广，有些类型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本文不再逐个列举。
任何符号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应视作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编织物。伴随文本也绝不只仅是文本的附庸，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因而，要想真正理解符号文本的意义，就必须要注重伴随文本的作用，以及它与文本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机制。这点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相近似。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是一个绝对孤立的个体，他总要与四周的其他人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四周之人甚至能够影响公众对某人的评价，说某人“高朋满座”或“四周遍及狐朋狗友”，显然差异巨大。
理解任何一个文本，并不要求解释者将所有的伴随文本元素全部吸纳，内化所有的伴随文本。其一，由于文本的伴随文本疆域过于辽阔，绝大多数伴随文本都只是对文本解释具有潜在的可能性；其二，符号化的过程本来就是片面化的，不是所有伴随文本都被感知。因而，每次解释都只是有选择性地挑选？部分伴随文本参与解释。
儿童绘本在方式上简明、抽象，但一样不是“孤本”，除了作为文本内容主体的“核心文本”外，同样被大量“伴随文本”所环绕，对其释义与传播途径的探索，离不开对文本与伴随文本的协同关照。本文对儿童绘本伴随文本的解读也不做全方位式的纯粹文本细读，选取副文本、前文本、元文本参与解释。
图1：儿童绘本插图
2副文本：简练而又醒目的文本标签
副文本在全体文本之中，但它却不是核心文本，而是处于文本表现层的伴随因素，往往简练而醒目。“可以把副文本称为文本的‘框架因素’，如书籍的标题、题词、序言，电影的片尾片头”，“副文本往往落在文本边缘上”。[4]副文本类似于文本的标签，不管以何种方式显现都会对文本的理解起到重要影响，甚至决定作用。“便宜无好货”的经验印象，会使得街边摊位所售的低价商品容易被界定为“伪劣商品”；名牌箱包与化妆品对女士的吸引力要大过一般品牌。近几年，徐睁的“囧系列”影片票房持续飘红，投资人与观众皆报以相当的关注与期待。“人靠衣裳马靠鞍”，显在的副文本甚至决定了文本的判断与评价。
儿童绘本的副文本方式多样，对家长的选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7年出版的《小猪小象绘本》，在书脊上标明了“国际绘本大师经典”，并在后封面引见了作者莫·威廉斯——“《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作家和插画家，凭作品《别让鸽子开巴士》《古纳什小兔》《古纳什小兔又来了》三度获得凯迪克大奖。曾担任著名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的编剧和动画制造，在此期间他6次获得美国电视最高奖一艾美奖。”[5]
作者、作品所获奖项及荣誉的引见是重要的副文本，在众多的儿童绘本中往往处在文本之外的醒目位置，如版权页、封底等位置做重要提示。法国作家克利斯提昂·约里波瓦和克利斯提昂·艾利施的绘本作品《不一样的卡梅拉》，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屡次再版，该系列绘本作品可谓是奖项“收割机”，曾先后斩获2001年法国瑟堡青少年图书大奖、2003年法国高柯儿童文学大奖、2003年国乡村儿童文学大奖、2006年法国阿弗尔儿童文学评审团奖。湖南少儿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荷兰儿童插图画家马克斯？维尔修思作品《青蛙弗洛格的成长故事》多次斩获国际大奖，比如国际安徒生插图奖、荷兰GoldenPencil大奖、法国PrixdeTreize大奖、美国GraphicAward大奖等。
获奖纪录与展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权威机构对作品的认可度，但儿童绘本的副文本并非仅限于此。《不一样的卡梅拉》2017年11月版封面上的红色五星标志，标明了该系列绘本的“推荐指数”；凸起的金色太阳形印章标识内“畅销4700万册”的文字，展现了惊人的销量，以此彰显社会公众的认可度。2017年版《小猪小象绘本》的封底上森林鱼出品”的标识告知公众该系列绘本的“出品方”，产生了品牌效应，毕竟“品牌不只标识产品的来源而且对产质量量担任”[6]；而位于其上方的“绿色印刷品”图标，则是向广大读者宣布：本产品绿色无公害，可放心翻阅。
图2：莫·威廉斯 《小猪小象绘本》
3前文本：儿童绘本文本诞生前的文化痕迹性
人类文明史为后人留下了璀璨的文化遗产，当今世人在吸收这些文化养分、享受前人所遗文化成果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感遭到这些文化遗产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影响力，这就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影响的焦虑”：前辈诗作对后辈创作的影响。前人文化遗产在符号学上可概括为“前文本前文本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7]。绘画史、设计史、童话、神话、民间传说等都可以视作其文本生产的前文本，可为新内容的创作提供参考。
自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大量引入西方优秀的儿童绘本，这对中西方儿童出版物的交流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丰富了我国低幼龄读者在阅读方面的多样化需求，以及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包容。虽然说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对人性、价值观有着同样的正向追求，但西方儿童绘本承载的毕竟是西方的人文理念与价值认同，起步较晚的中国儿童绘本显然也感遭到了这种压力，开始探索中国儿童绘本与传统文化前文本的融合之路。
从古至今，我国劳动人民在的辛勤生产劳作过程与日常生活中，以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通过绘画、雕塑、剪纸、刺绣、陶艺等民间美术方式，表达了对生命与自然的热爱、对吉样幸福生活的追求，迸发出人类最本真的情感光辉。这些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外型憨厚自然的民间美术方式，得到了本土儿童绘本创作者的关注与吸收，以儿童读者的趣味为出发点，创作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本土儿童绘本，广受欢迎。由新世纪出版社于2013出版的“剪纸绘本”《四季的故事》是一套用传统剪纸的方式来讲述春夏秋冬四季故事的原创绘本套装，共四册，每册都有一个主题色。作者伊安三年磨一剑，用心打造了这套将传统剪纸与绘本融合的适合亲子共读的作品。书如其人，细腻而安静，质朴而浓艳。被称为“中国原创绘本领跑者”的熊亮，具有从传统文化与东方哲学中吸取养分的强烈意识，他的绘本作品《灶王爷》取材传统节日及民间神话传说，并采用了传统木版年画的美术形式，塑造出憨态可掏、萌意十足的灶王爷抽象，在营建浓浓年味和温馨家庭氛围的同时，也起到了向广大儿童读者普及中华传统节曰常识的作用。此外，他的《京剧猫》系列绘本抽象、生动，具有浓郁的“中国风”，颇具特色。
民间故事和古典文学作品也是绘本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这些“前文本”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典型鲜明的人物抽象传达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人生哲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儿童绘本《鹤民国》有明确的“前文本”，精确地讲应该是“先文本”（后文本情节是从先文本而来，但前文本范围广于先文本）。该绘本所讲故事是由《太平广记》中《穷奥秘苑·鹤民》一篇改编而来。讲述了一个海岛之国“鹤民国”频受海鹤侵扰，鹤民国的人民最终以智取胜的故事。故事题材源于古典文学，为顺应儿童读者，绘本中“图外之文”需浅显易懂。“大家看着小，人小本事大。鹤民国人善跑步，一天能跑千里路。改编后文词简练，朗朗上口。
图3：“剪纸绘本”《四季的故事》
4元文本：“关于文本的文本”的影响力扩散
元文本，指“关于文本的文本”，“元文本是此文本生成后，文本被接受之前，所出现的影响意义解释的各种文本，包括对此作品及其作者的旧事、评论，八卦、传闻、指贵、道德或政治本签。”[9]对于儿童绘本而言，其元文本则是指儿童绘本出版之后、被读者接受之前，所出现的影响读者对作品内容理解与求购心理的旧事、评论、广告等文本。在纸质图书市场趋向饱和，儿童读物市场鱼龙混杂、儿童电子读物抢占市场份额的网络时代，家长在为孩子选择纸质读物的过程中难免会遭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干扰，选择可能关乎孩子将来兴味、人格养成的读物，将以何为标准？儿童绘本的元文本无疑会对家长的选择与判断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引导作用，因而，儿童绘本的出版商在图书推介过程中会从元文本角度大做文章。
学术专著或其他方式著作常常前有序言后有跋文，与图书的主体内容，即“注释”一同呈现给读者。序跋一般由名人或友人代写，可视作一种图书评论或阅读感悟，谈些贡献，内中不乏溢美之词，字里行间都透显露浓厚的推介意味。儿童绘本体量无限，不可能如专著般有大篇幅序跋加身，而常常以名家评论或媒体推介代替。《小猪小象系列》的封底有《书单》杂志的星评：“平易近人，妙趣横生，真实感人，好朋友之间的点点滴滴，不只让孩子读得津津有味，连大人看了也会会心一笑。”[10]这些评论性的文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序跋，但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除却儿童绘本自身携带的评论性“元文本”，网络上关于文本的评论成为了常见的文本之外“元文本”。当当、亚马逊、京东等图书平台设置了“销售排行榜”“童书畅销榜、新书榜”等栏目，这些榜单就属于儿童绘本“元文本”的一类。“主编推荐”“童书频道赞誉推荐”等语词标识则相当于公开叫卖式的“广告”元文本。如《企鹅冰书：哪里才是我的家》的销售页面“谢娜点赞、快乐大本营推荐”字样以及“商品评论”区中“超喜欢，太有创意了，宝贝好喜欢，当听到小企鹅没有家可回的时候，还哭了”的读者评论留言，也是具有广告推介性质的元文本。
图4：平台的优选书单等栏目——“元文本”
任何文本都离不开其赖以存在的文化环境，而文本与文化发生关联的中介正是伴随文本。因而，对符号文本的解读需要依靠伴随文本与广阔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儿童绘本作为儿童认识世界的启蒙读物，同样由伴随文本控制其生产与理解。从符号学的理论视野理解儿童绘本及其伴随文本，利于读者把握了解儿童绘本与文化环境的关系，由此理解儿童绘本作为“文本”的符号表意机制。［基金项目：地方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31920160092）］
参考文献：
[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Ｍ].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5.
[2][日]松居直.幸福的种子[Ｍ].刘涤昭.译.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22.
[3]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39.
[4]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40-141.
[5][美]莫·威廉斯.小猪小象系列绘本[Ｍ].漪然,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7.
[6]马塞尔·达内西.蒋诗萍.品牌符号学[Ｊ].符号与传媒,2012.(02):222-225.
[7]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43.
[8]李全华.鹤民国[Ｍ].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
[9]赵毅衡.论＂伴随文本＂一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Ｊ].文艺理论研究.2010.(02):2-8.
[10][美]莫·威廉斯.小猪小象系列(绘本)[Ｍ].漪然,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7.
[11]当当童书.企鹅冰书:哪里才是我的家[DB/OL].http://product.dangdang.com/25270038.html.
本文刊载于《编辑学刊》2019年04期
编辑︱安雯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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