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补鞋，认了个师傅，救了一群人（元勇的抗战）
文/袁家勇
清晨，天刚蒙蒙亮，四周静得出奇。妈妈的声音打破了宁静：“勇儿，起来！你棉鞋后跟磨通了，快去加个皮垫子，整天就晓得瞎跑！”
“晓得了，现在就去！”我一咕噜爬起来，穿好衣裳，一口气跑到街的另一头。站在鞋摊前，看了看四周，路对面是一排古香古色的二层楼，并排着四海和昌盛两家饭店。
咚咚咚——远处传来了脚步声，一队黄衣服的日本军人走到身边，我吓得浑身发抖，正想转身逃开，耳边传来了低沉浑厚的声音，“别跑！你是打鞋垫吗？”
“是的，张师傅！”
张师傅伸过黑黑的左手拿过棉鞋，右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看了我一眼，“呦！是勇儿啊。”
“您认识我？”
“东街元家的三小子元勇！”张师傅拍了拍身边的凳子，“坐，看着我补鞋，就不害怕了!”他说完，把棉鞋翻过来，放到一块厚厚的铁片上，拿起一块橡皮，样了样鞋底，熟练地剪了起来。
我一边看着张师傅往橡皮上钉铁钉，一边偷偷瞄着走远的日本兵，手不盲目地摸了摸胸口。
一会儿，鞋补好了。我掏出一分钱递给他，只见他连连摇手，“我和你爸是好朋友，补鞋不要钱，你回去吧！”
我见他实在不想要钱，穿上鞋跑回家了。
傍晚，我从外面回到家，看到屋子里坐着张师傅，正和爸爸说话，“我家勇儿啊，整天在外疯跑，这兵荒马乱的，胆子又小，以后日子怎样过呀！”
“老哥，你让孩子跟我补鞋吧，有了手艺，吃喝就不愁了。”
“勇儿，你还不快跪下拜师！”
我一听，忙跪下，喊了声，“师傅！”
“好了，起来吧！以后，你就是我的徒弟了！”他说完，一个健步走到我面前，把我拉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便来到了鞋摊前，帮着师傅打下手，擦皮鞋油、刷鞋子泥。突然，传来一阵自行车“叮铃铃”的声音，他皱了皱眉头，低头说：“你快去对面四海饭店二楼庐山厅，就说，便衣队来了，赶紧走！”
我一听，腿不盲目地哆嗦了一下，迟疑一会儿，硬着头皮，一路小跑，跃上二楼，敲了敲庐山厅的门，“便衣队来了，张师傅让你们快走！”
厅内的六个人快速收拾了桌上的笔和本子，悄然离开了。我转身下楼，摸了摸额头的汗，慢慢坐到鞋摊前的凳子上。
屁股挨住凳子的霎时，便衣队已经拿着手枪冲了上去，一会儿，他们气呼呼地下楼，骑着自行车走了。
第三天下午，远处传来三轮摩托车“嘟嘟”的声音，师傅用手拉了我的衣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低声说：“你去昌盛饭店，把纸塞到二楼的黄山厅门缝里，一句话不要说，快去快回！”
我接过纸条，快速上跃上昌盛饭店二楼，把纸条塞进黄山厅门里，转身跑到楼下。
远处的摩托车已经来到眼前，我有了上次传信经验，心里不再慌张，猛跨一步，来到鞋摊前，稳稳地坐在凳子上。只见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枪冲了上去，一阵乒乒乓乓的声响过后，又怒气冲冲下来走了。
我见日本兵走远了，低声问道：“师傅，您认识字？”
师傅侧着脸，低声贴在我耳边说：“我还是燕京大学高材生呢！”他说完，拉过我的手写了个“八”字，然后看了我一眼。
我一下激动地站起来，坚定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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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火如荼的和平年代里，小男孩元勇不测地成为了“地下”工作的一分子，他害怕过，紧张过，激动过，最终他坚定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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