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南洋中学课堂。
创办于1896年的南洋中学，是中国人在上海自主创办的首个现代教育学堂。百年风雨的南洋中学，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期和事件，是近代上海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一笔。
翻开南洋中学的档案，实可谓星光熠熠——文学泰斗巴金、国际摄影大师朗静山、中国杰出外交家顾维钧、辛亥革命元老抗日烈士朱少屏、中国近代植物学开辟者之一的钱崇澍等均曾就读于南洋中学。南洋中学的声名鹊起，与创办人王培孙的办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分不开。
从旧式义学到新式学堂
王培孙（1871—1952），嘉定南翔人，自幼接受旧式教育，1893年，中上海县秀才。后家道中落，进入江南制造局任事。1897年，考入刚开办的上海南洋公学师范班。师范班的同学有吴稚晖、林康侯、章宗祥、沈叔逵、金邦平等。
1895年，王培孙之叔王维泰在松江的秀野桥畔开办了“中西学堂”。一年后，学堂迁至上海大东门王氏家祠隙地（省园），改名“育材书塾”，是为南洋中学的前身。1897年，王维泰在《上海王氏育材书塾章程》自序中称：“余家自先大夫资政公创建家祠，就祠后隙地筑省园，为族子弟稽古论文之所。复捐置义庄，以赡族党。议再积不足款，添设家塾。”
从办学渊源来看，这种以家祠之基而创办的学塾，最早导源于北宋范仲淹以来开创的赡族意义上的“义学”。当时，书塾有学生60余人，分正馆、备馆两派，正馆课程为经史、词章、算学、化学、英文等科，备馆专重国文，旁及英文、算学。备馆都为小学程度学生，学生有顾维钧、朱葆康等。
1900年，王培孙接办育材书塾。次年，王培孙将校名改为育材学堂，订立中学课程，采用英语教授，4年毕业。1904年，经两江学务处立案，又改名南洋中学堂，逐渐健全学制，发展为完全中学。由此，实现旧式义学向新式学堂的转变。
王培孙每与人谈起他和南洋公学（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关系，总要说：“我是南洋公学的第一个学生。”他在办叔父王维泰的育材书塾后，改校名为南洋中学。人问其意图何在，他说：“君子不忘其本，因为我是南洋公学的学生嘛！”
南洋中学的化学实验室。
“为办学而办学”
王培孙接办育材书塾的1900年，正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国难深重的时辰。学校也因为学生减少而非常窘困，教员薪水每月只要三四十元，王培孙本人仅支10元，王夫人沈竹书女士经常去兑首饰以接济办学。但是，学校所聘教师均是当时颇具才华的名人，如留美化学博士邵家麟、南社诗人许苏民、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邱元清，还有诗词名家谢玉岑（书画家谢稚柳之长兄）等，王培孙本人也兼任国文课。
1906年，南洋中学与民立中学、三林中学、强恕学堂等5所民办学堂，由清政府商约事务大臣吕海寰奏请光绪帝传旨嘉奖。为了发展学校，有人劝王先生试请官方赞助。王培孙送了谒帖给两江总督端方，坦言“我是为办学而办学，不图名利，不求做官”。当时，有人借办学之名，请求拨款，钱拿到手，学校关了门。而王培孙说“我只需分次拨款”。以示长久办学的决心。端方听了很满意，同意以后每年拨4600两银子补助南洋中学办学。
1908年，王培孙将王氏宗祠在日晖桥地4亩捐赠给南洋中学，又在旁边购买18亩地，化银11400多两建造新校舍。新校舍建成后，学额为260人。后来，学生人数添加，又添租日晖桥畔织呢厂房屋为宿舍，学生常达350人以上。
辛亥革命后，学校经济常遇困难，于是除校董会外，再成立校友会，协助母校筹措经费，添置教学设备。
当时，南洋中学图书馆藏书逾100000册，仅次于上海最大的东方图书馆与教会的徐家汇藏书楼。其中颇多珍本，特别是全国方志收集颇丰，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珍贵材料。王培孙为此花了几十年的精力。这些书，一部分在抗日和平时散失，绝大部分在1952年王校长病逝前捐献给政府，现由上海图书馆保存。
1937年淞沪抗战迸发后，学校也不能幸免于难，图书、仪器损失惨重，学校被迫停课。到1938年2月，学校租北京路盐业大楼五楼开学。日军侵占上海时期，学校拒向伪组织登记，不挂校牌，但未中辍教学。战后，学校将高中部迁回原日晖桥校址，初中部仍暂留在盐业大楼里。不久，上海解放，初中部与高中部分为两地。
1952年，王培孙病重，辞去校长职务。王培孙从1900年开始掌管育材书塾校务，前后长达52年之久，为南洋中学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新中国成立后，南洋中学成为第一批公立学校，1962年被定为重点中学。
倡导“自主、求实”学风
北伐前后，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劝王培孙“办个南洋大学”，王培孙回答说：“我才疏学浅，办一所好的中学还有把握，办一所好的大学没有把握。我宁可当一个办得较好的中学校长，不愿当一个办得不好的大学校长。”王培孙从一开始就认定方向，坚持不懈地搞中等教育，打造了“南洋中学”的品牌。
王培孙在学制设定上经过多方研究，结合亲身赴日本调查的经验，总结出一套行之无效的制度，确定南洋中学本部设5年制，联属高小行3年制。当时的教育当局，正推行中学4年制，形成大中学课程脱节，中学毕业后还要读大学预科，才能升入大学。王培孙认为4年制不合适，顶住了江苏教育当局的“封校”要挟，坚决执行5年制。在教育上，王培孙倡导“自主、求实”的学风，自订章程，自编教材，不设学监、舍监，鼓励学生自治、自爱；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注重各门学科平衡发展。
依靠教师，是南洋中学的另一特色。王培孙对学生十分爱护，对教育工作矢志不渝。他以身作则，全心全意要把南洋中学办好的这种精神，影响了一批有不学无术而又热心教育事业的好教师。著名学者钱端升曾回忆说：“培孙先生把大力放在招致优秀的教师上，学校的功课是繁重的，但教师是循循善诱的，各科作业的卷子，老师都细心看过改过，包括长篇的中、英文作文在内。”南洋中学的教师中，有著名学者丁文江；有当时上海独一无二英文版《大陆报》的主笔，还有大学校长、教授、系主任等。
王培孙还是一位爱国者，南洋中学也一直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五四运动时期，学生就参加了5月9日在上海召开的国耻留念国民大会。“五卅”惨案发生，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帝宣传活动。1930年济南惨案，南洋中学组成反日委员会，外出宣传。从“一·二八”事变到“八一三”淞沪抗战，南洋中学的学生有不少人为抗日而捐躯。抗战时期，学生两头的团契、抗日协会等组织，被看作是敌后的新四军。
南洋中学自开办以来，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在晚期校友中，顾维钧、朗静山、巴金被誉为南洋三杰。南洋中学的校友中还出过10位烈士、22位院士等。
1926年，南洋中学建校30周年留念之时，著名教育家吴稚晖撰文赞道：“近年来我切劝国人勿做大学狂，应知英伦之伊顿，其人之注重同驾牛津剑桥而上也。……惟培孙先生卓然有特识，南洋之名一直与中学连接，尽有改大之可能而不屑改，其足可以称中国之伊顿也。”所谓“伊顿”，即英国伊顿公学，它是世界公认的一所最优秀的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