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的“复起”也属于王朝人事任用的一部分，他们在被君主任命之前就已经具备一定的行政经验。汉代士人的入仕途径多样，包括察举、辟除、恩荫、赀选、公车召拜、举荐、上书自荐、掾属迁升等。而作为“复起”的故官吏，其再次入仕的途径相较普通士人来说略有所不同。

西汉官吏的次要“复起”途径大多集中在召拜、察举、辟除和举荐这四个方面。此外，故官吏也可以通过上书皇帝实现再次入仕，甚至有部分官吏似乎不需要通过任何途径，就可以直接实现再仕。

一、察举

察举是是汉代官吏选拔的一种重要手段，它通过自下而上的推举方式，为王朝的官僚体系输送了大量的人才。汉代察举制度下，被举者的来源广泛。

不只有布衣平民，还包含了不少仕州郡的掾吏，甚至还有地方的吏员；察举既是入仕途径，也包含了铨选、升迁，有时还有考科的成分。也可以说，察举制是一种包含对象广泛的官吏选拔、迁升模式，部分免官者得以通过察举之途实现重新入仕。

汉代察举各科目的授官存在一定的规律。举孝廉多除补比三百石的郎中，凭仗茂才任官多为县令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员，而贤良方正特科若能够对策高第，多授六百石以上官职。西汉通过察举之途“复起”的官吏，他们的具体授职情况也大致符合这一规律。

西汉通过察举之途“复起”的官吏，他们的具体授职情况也大致符合这一规律。龚胜三举孝廉，所任的官职均为县尉、丞。汉代“王国人不得宿卫”，因而龚胜才出补为县长吏。而且，西汉孝廉不经过考试就委任官职，除了郎官，直接任为县尉、丞的情况也不少。

此外，从数量上来看，察举并不是西汉官吏“复起”的次要途径。而且，虽然孝廉是西汉最次要的常行科目，并且也是察举制下为王朝输送人才数量最多的科目。但是，从官吏“复起”的可考的情况来看，罢免官吏很少是通过举孝廉实现“复起”。

二、辟除

辟除，亦称辟署或辟召，是各级主官聘请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汉代的辟除，次要有两条途径：地方的公府和地方州郡。尤其是公府辟除在西汉已经成为官吏“复起”的一项重要通道。

西汉可考，经由辟除实现“复起”的官吏共有14人，这其中由州郡属吏实现再仕的仅有4例。从数量上来调查，西汉“复起”的官吏多是通过公、卿、将军府辟除实现再次入仕，推免官吏任职于州郡的情况相对较少。

而且，即便官吏罢免后任职于州郡，他们往往需要再次经过公府一级的辟除才能实现官职上进一步的迁转。例如：山邑丞路温舒“坐法免，复为郡吏。元凤中，廷尉光以治诏狱，请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

西汉时故官吏被辟除为州郡属吏之时，对其官资水平应该并没有太多的要求。

而通过公府辟除再仕的故官吏，他们此前所任官职则多为六百石以上。通过为公府辟故官吏的任官情况来看，具备六百石以上任官资历的故官吏更容易为公府所辟。

西汉通过将军府辟除“复起”的官吏，除了冯奉世以外，《西汉辟除“复起”官吏表》中其余五人，他们以往所任官秩均在在六百石及以上水平。严格来说，这类官职已经超出了属吏的范畴。

三、皇帝征召

在集权体制下，左右官吏任免最次要的因素还是君主的意愿。两汉的“复起”的官吏之中，大多数都是由君主征召，直接授职而实现再次入仕的。

从“复起”官吏的数量上来看，通过皇帝直接任命方式“复起”的官吏，较其他方式“复起”具有压倒性优势。可以说皇帝召拜是西汉官吏实现“复起”的次要途径。

在武帝之前，官吏“复起”的情况发生较少，且并没有构成一定的规律。不过，自景帝、武帝朝开始，功臣集团的势力衰退，军吏集团衰亡，他们逐步代替了功臣集团，与法吏一起成为政权的次要支撑部分。他们的衰亡，使西汉王朝的人事任用制度发生了变化，因而导致官吏的罢免复用情况自此开始逐步增多。

从武帝时期开始，免官者复用的情况较之前有了显著增多，而且征召“复起”的官吏也开始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武帝时期征召“复起”的官吏，除了边通，余者在罢免前均就职于地方。

这说明，召拜“复起”的官吏在武帝时期遭到所任官职的影响，地方官吏通常难以被天子征召再仕。在武帝时期，召拜“复起”者的授职情况已经开始呈现出这样一种倾向。

武帝时期有超过六成的征召再仕者，其再仕的官秩较前官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降秩已经成为召拜“复起”官吏授职的次要趋势。

从昭宣时起，召拜之途“复起”的官吏降秩再任的情况更为普遍。从49例昭宣以来“复起”官吏的具体情况来看，有近七成者“复起”后的官秩水平较原官秩相比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大夫成为皇帝安排部分官吏“复起”后任职的重要选项。

从大夫的职掌来看，汉代的大夫不担任行政，没有固定职事，次要是充当皇帝的顾问，担任提供建议，有时也充当使者。它不像廷尉需要通晓律令，或者像太常需要由列侯担任，对官吏的专业技能和身份的要求不高。

综合表格情况可知，西汉经皇帝征拜途径“复起”的官吏，他们免官前的秩级普遍较高，二千石及以上的故官吏占据大多数，最低的也在比六百石。大量的高级故吏通过征召实现“复起”，这一方面得益于秩级高的官吏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皇帝，因而高级官吏更容易在皇帝需要人材的时候被考虑召任。

另外，征召是皇帝为了选拔一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已经声名显达的故官吏则有更多的机会被君主纳入考量范围。皇帝出于处理现实问题的角度，通常会综合考虑故官吏的能力和以往的政绩水平来征召故官吏直接任命。

四、荐举

汉代公卿大臣享有举荐官员的权力，丞相田蚡“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至还引起了武帝的不满。免官者也可以通过现任官吏的举荐重返仕途。这种荐举与察举的特科不同，荐举者没有人数的限制，现任官吏可以以个人或数人名义向皇帝推荐人材。

荐举是汉代选举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固定的制度。举荐可以是举士入官，或者免职后复用，也可以是调任、提升官职。但是，通过荐举入仕之人，授职前多需见过皇帝的召见调查环节。

经过荐举“复起”的官吏大致情况与征召“复起”者类似，基本上以高秩级的故吏为主。这种情况应该与官吏荐举人才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有关。

西汉官吏向上荐举人才，大多需要陈述被荐者的特质和优点。根据史籍记载的实际情况来看，被举荐者基本上多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素养或者是品行高洁之人。

此外，西汉时期荐举“复起”的故官吏有一半被授予了大夫类的官职。而薛宣和陈汤被荐举后，虽没有以大夫再仕，但均未承担任何实际职务。这种授官情况与西汉荐举人才的直接目的有关。

五、其他途径

故官吏除了通过以上四种次要的选官方式“复起”途径以外，西汉官吏再仕还存在一些其他的方式。因为这类“复起”情况并不常见。

1、上书

汉武帝时“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可见西汉时上书言事也可以成为一种入仕的特殊途径。东方朔、朱买臣、严安、徐乐、息夫躬、贾捐之均是以上书求官入仕的。上书言事并不只限于布衣之士，罢免的故官吏也同样可以凭仗上书的途径实现“复起”。

此外，官吏通过上书的途径实现“复起”，并不是仅有本人上书的类型，有时也可以凭仗他人上书皇帝以实现“复起”。西汉时上书现实“复起”的严安、吾丘寿王二人均为自行上书，而王尊、段会宗则是凭仗他人上书的方式受召再仕。

自行上书的两人，“复起”后授官的秩级不高，为低阶的骑马令和郎官。但在他人上书的情况下实现“复起”的却被授予了刺史和西域都尉这样的高级官吏。

2、直接再仕

“故吏二千石不以臧罪免者为征事”，大概他们可以直接降秩再仕，而不用借助以上任何一种途径。

小结

西汉故官吏可以凭仗本身上书，或凭仗他人上书的方式，配合皇帝征召实现“复起”。并且，官吏体系中上至二千石官员下到低级属吏，均可以不凭仗任何途径，直接被任命再仕任职。

可见，西汉除了四类次要的“复起”途径外，故官吏还通过上书、直接再仕的方式，完善补充官吏队伍全体的“复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