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才就是一个国家兴隆发达的智力保障。隋唐时期，科举制就成为帝王笼络和选拔天下英才的次要渠道。许多天下英才凭仗寒窗苦读，超拔天赋，憧憬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鲤鱼跃龙门之变，但是由于科举取士人数与应试士人人数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通典》卷十五云；“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难免有沧海遗珠之憾。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朝。为了杜绝五代时期武人凭仗武力随意干政的情况，宋太祖赵匡胤制定了“以文驭武”的国策，大力扶持文官集团的壮大发展，进一步改进了科举制，实行考卷糊名和誊录制度，并不断扩展了科举取士的规模。有唐一代，在290年的时间里，科举取士不过6000人，而到了宋太宗时期，他在位22年，录取将近10000人，平均每年450多人，后来到了宋仁宗时期，科举取士的规模开始有所限制，改为三年一举，但即便如此，从天圣元年到嘉祐八年的40年间，科举取士达4561人，平均每年达110多人，再考虑到宋朝科举登榜后不必像唐朝时还需通过铨试方可授官，由此形成宋朝冗官问题成为顽疾。

即便如此，宋王朝还是推出了科举史独一无二的创举，在正常科举取士即所谓的“正奏名”制度之外，设立了科举制度的附加制度——“特奏名”制度。即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举者，另造册上奏，经许可附试，特赐本科出身（《宋史·选举志一》:“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即刻授予官职，与“正奏名”相区别。

那么，宋朝统治者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出台“特奏名”制度？“特奏名”制度的实际作用又是怎样？带着这些问题，本文打算探究“特奏名”制度的由来，结合史料分析“特奏名”制度的作用和意义，并简述“特奏名”制度带来的弊端。

“特奏名”制度的由来和发展完善历程

在结束五代乱世之后，宋朝承袭唐制，继续采取科举取士的方式选拔人才，并不限制门第出身，使得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增。开国之初，宋朝每年科举录取的进士也相当无限，由于录取比例较低，宋太祖有感多次落第的举子境遇令人怜惜，于是，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宋太祖在批准录取了礼部奏名进士张拱等八人后，又额外恩赐司马浦等106名连续十五次科举未及第之人进士出身。宋太祖也深知此事不太妥当，就声明下不为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特奏名”制度属于科举恩科的一种方式。

《宋史·选举志一》:“ 开宝三年，詔礼部閲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

但是，宋太祖此例一开，后世君王便有了前例可循，“特奏名”制度也随之不断完善。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御殿覆试，内出赋题，赋韵平侧 相间，依次而用。命李昉、扈蒙第其优劣为三等，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 覆试诸科，得二百人。并赐及第。又阅贡藉，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 八十余人，并赐出身”。

宋真宗时期规定:“礼部贡院，进士六举、诸科九举以上，虽不合格，并许奏名 。”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三月，经宋真宗批准，有111名参加进士考试五次以上的落第举子被特奏名，第为三等，赐同进士出身，进入官员队伍。从宋太宗到宋真宗，“特奏名”制度对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限制不断减少。

到了宋仁宗时期，鉴于落第举子人数众多，除了次数（进士科五次不第，其他科六次不第）外，还有了五十岁和六十岁的年龄限制。

《宋史·选举志一》:“凡年五十，进士五举、诸科六举； 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

由此，宋代“特奏名”制度的两大门槛正式确定，即参加科举考试次数和年龄限制。宋仁宗之后的“特奏名”制度大体延续这一框架，只要两大门槛略有变化而已。

“特奏名”制度在宋朝长盛不衰的深厚政治和社会背景分析

从考试难度和录取难易程度来看，“特奏名”制度不只考试难度大大低于正常的进士科考试，而且有朝廷恩典的方式，阅卷不严，“及尝事后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殿试不黜落，几无淘汰。应该说，“特奏名”制度录取的都是年龄偏大资质无限的文人，对朝廷实际政治人才储备协助无限。有宋一代，这一制度长盛不衰，究其缘由，表面看来，是由于宋代帝王对屡次落第的文人心生怜悯，起了恻隐之心，如宋真宗曾说:“如闻科场举人有累举不第、年龄已高、无家可归者，深为矜悯。宜令广示搜罗，特与奏名。”故而施恩典于这一庞大群体。但是，“特奏名”制度的大行其道却是有其深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是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

从政治层面看，这一制度的实行，既与宋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密不可分，也与宋王朝面临的国际政治情势有关。一方面，宋代统治者有感五代十国时期武将掌握重兵肆意干政的深刻教训，大力打压削弱武将的政治地位，扶持文官集团制衡压制武将集团，由此构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为此，宋朝帝王把笼络文人作为重要的政策长期实行。

另一方面，宋王朝面临的复杂国际情势也迫使其不得不采取“特奏名”制度笼络失意文人，以免他们为敌所用。这是有着深刻历史教训，最典型的就是北宋初年，陕西屡次落第的文人张元投奔西夏效力给北宋带来了灾难性损失。

张元是北宋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常以意气风流自诩，由于恃才傲物，“累举进士不第”，而又自以为有王佐之才，不甘寂寞，在察觉到西夏李元昊有背叛北宋，自立为帝的异志，便写诗明志：“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表示宋朝庭弃人才而不用，他们将为异国效力。当时，宋朝的边将认为他们只是狂傲不羁，不予理睬。张元悲愤之余，决意和好友吴昊一起投奔西夏建功立业。后来张元得到李元昊重用，“国有征伐，辄参机密”。1038年，李元昊称帝，并拜张元为中书令（宰相）。

庆历二年(1041年)，张元辅助李元昊在好水川设伏，大败任福等人率领的宋军。宋仁宗十分震惊，免去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被贬职调用。张元志得意满，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讥讽韩琦（因韩琦曾与张元同年参加会试，韩琦为当年榜眼）为无用书生，署名时附有官衔:"(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

正是“自张元以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人才流失教训十分沉重，宋王朝不但因而修改了当时科举进士的殿试实行差额录取的录取制度（按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而摈弃于殿试者，……嘉佑二年，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见《燕翼贻谋录·卷五》），还长期对与西夏、辽、金接壤的部分地区实行“特奏名”制度的特殊优待政策。1005年（景德二年），即宋辽订立澶渊之盟的第二年，河北特奏名进士、诸科共达1202人之多，大大突破常年之数。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起直到南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特奏名考试规定，“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举人递减一举”，意思是说其他地方举人相比，上述三地的文人能更早参加“特奏名”考试。

从社会背景层面看，虽然宋朝以富庶著称，对工商业持宽容态度，百姓生活水准可谓历朝历代之最，但是由于宋朝官方对土地兼并没有太多限制，这就使得宋朝时期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数量之多，造反率之高可谓历代之最。南北两宋享国320年，但有史书记载的起义就发生了434次，一算下来平均一年迸发1.3次。公元993年，王小波、李顺就在四川起义，此时距北宋建立才30多年时间。后来比较著名的农民起义有宋徽宗时著名的江南方腊、水泊梁山宋江起义，到了南宋宋高宗时期，又迸发钟相、杨幺起义。

1043年（庆历三年），淮南发生王伦起义，声势浩大。此时“若使其得一晓事之人（士人），教以计策……开官库之物以振贫民……疲民易悦，岂有不从，若徒渐多而不暴虐，则难以常贼待之，可为国家忧矣”。从这个角度看，让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失意文人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使得他们逐步因屡试不第积累对社会的不满，是相当危险的不安定因素。

因而，在吸取了唐末落第举子黄巢造反的教训及宋代科举扩大，落第举人基数大增等因素，对于落第文人不得不另加笼络。其目的就在于，笼络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使得人人都有觊觎之心，觊觎一官，老死不止，不再有心思去做犯上作乱之事。正如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说的那样：国朝科制，恩榜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

“特奏名”制度带来的弊端

按照“特奏名”制度的规定，那些被皇帝恩典录取的文人，可以被授予同进士、同学究出身， 虽然在仕途方面无法与那些正牌进士科出身的官员相比，只是被授予低级官职，甚至只是授予“虚衔”，享遭到俸禄和免徭役的特权。但是，在宋代通过“特奏名”制度的文人数量十分庞大，在不少年份甚至超过正常科举取士的进士录取数量，成为困扰宋朝的“冗官”问题的重要来源。

此外，“特奏名”制度录取的官员大都才识浅陋，年龄偏大，在担任的官职任内，往往难以胜任，甚至出现贪污腐化，监守自盗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宋朝吏治，成为大宋官员队伍中的疾瘤之一。关于这一点，许多宋朝官员都洞若观火，十分清楚。宋神宗时期监察御史上官均上书指出特奏名的弊病： “大率多年六十以上，学术凋疏，精力弊耗，又无人荐举，不复有向进意。往往贪冒营私，职事不举，民受其病”、“其能精明治事、廉洁自守者，十无一二”。元佑三年， 苏轼也在《论特奏名》指出特奏名的害处： “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 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

“特奏名”制度一直未被废除的缘由分析

宋朝统治者清楚地看到“特奏名”制度的弊端，却一直没有废除这一制度，有全局性的考量。首先，困扰宋朝的“冗官”现象成因复杂，既与宋朝统治者一贯崇尚“上下相维，轻重相制”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准绳，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分权监督机制，由此带来文官职数大增，却只为互相监督牵制有关，与宋朝废除唐朝授予官职前需要通过吏部组织的铨试，进士们可以直接授予官职有关，也与宋朝录取“正奏名”进士和“特奏名”诸科进士数量大增有关。更与宋朝恩荫制盛行，通过血缘和姻亲关系进入官场的官员子弟数量极其庞大有关。

现实上，在两宋，单郊祀荫补一项进入官场的人数就远远高出科举取士中正奏名和特奏名的数量之和，这才是形成宋朝“冗官”现象的次要根源。这一点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1041年（庆历元年），右正言孙沔上奏说：“今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得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他抱怨恩荫之多之滥，无济于事。 有鉴于此，在宋仁宗“庆历新政”中，主推新政改革的宰相范仲淹才把“抑侥幸”的反恩荫之举措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抑侥幸”拿恩荫制开刀，减少官员恩荫人数，延长恩荫时间，缩小恩荫范围，并对恩荫做官者进行严格考核，目标直指中高层官僚子弟的既得利益。但是，范仲淹一腔改革热血，却无力抗拒利益受损的高级官僚集团的反扑，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果而终。

其次，宋朝统治者向来崇尚祖宗之法。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宝三年首开“特奏名”恩科取士的先河，使得其成为“以文驭武”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也被宋朝后世君王所承继。虽然王安石在改革中高喊“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但是，终极宋朝一代，没有哪位皇帝敢于正面刚怼开国君主留下的做法，“特奏名”制度也因而幸免于难。

最初，权衡利弊之下，“特奏名”制度有利于维护王朝统治。“特奏名”制度诚然带来了扩大了官员队伍，也给朝廷财政添加了新的负担，同时也不利于朝廷的官员队伍建设，但是，“特奏名”制度也给了那些醉心于仕途的落第文人以希望，使得他们对谋取一官半职抱有想法，可以说宋廷用赎买政策成功地笼络了广大文人的心，可谓是利大于弊，还是值得做的划算买卖。

结语

综上所述，“特奏名”制度是两宋时期科举制度独一无二的补充创新，这一制度植根于两宋时期特殊的国情土壤之中，有着深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虽然也带来了冗官和财政问题，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对于宋王朝统治者来说，还是划算的买卖。在元朝之后，“特奏名”制度得到了生存的社会土壤，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参考材料:《通典》、《宋史》、《燕翼贻谋录·卷五》、《铁围山丛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