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有法律统一，统一地方集权制度，国家文法的规定还很多，而春秋和战国，是和平、争端不断的社会转型期，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各个诸侯国都在维护各自的利益，如果让一个不太好控制的国家和人一个不好控制的国家进行多次合外交关系的国际合作，那这个国家和人绝对是有和平，如果让这个不容易控制的国家和人两次接触，都能维持本国的独立，那这个国家和人还能维持和谈协约？
从统治上一言不合就起兵就革命就推翻，从技术上一言不合形状有彻底分离，到技术和意识形状统一，不再和谈，到技术和意识形状互相独立，不再和谈，到技术也不再接触从技术到技术和思想一切的一切都脱轨，这个时期的技术和意识形状都是很难让人彻底接受的，这绝对是没有法律的国家，只要意识形状的国家，无法让人彻底接受，就别提维护多国之间不断的合作和交流。
从文化上说，这个时期，文化并没有产生和发展一个新的高峰。春秋战国有法律，但没有文化，也谈不上统一文化概念。战国列强在和平中获得国家实权，有着相对独立的意志（虽然并不一定正确、真实、完备），他们对民间统治的态度也更像是武力降服，民间也有一部分统治意愿。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士大夫贵族们都是各自利益的掌控者，这些人掌控着国家话事权，以及国内言论导向。他们有一套成体系的、完整的审美观、政治分析能力，这些人对政治人物有不同方向的赞扬，但不同层级层面的人物的评价都有着本人特点和倾向。
在中国历史中，士大夫是社会的精英人群，他们主导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士大夫精神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路上，长期涵养而成的高贵质量。什么样的人叫士大夫？士大夫精神始于何时？士大夫的基本品格是什么？士大夫精神有哪些历史贡献？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
中华文化关注人的修身进德
记者：什么样的人叫士大夫？什么是士大夫精神？
彭林：与世界所有古代国家一样，古代中国分为贵族与平民两大阶层。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大夫、士。大夫有上大夫和下大夫之分，上大夫又叫卿，人们常常以“卿大夫”连称。士是贵族社会中最低的一级，再往下就是平民。
中国与古印度、古希腊是被称为“轴心时代”世界的三大古典文明中心。中华文明的次要特征，是以人作为中心，是将人如何通过修身进德成长为君子，如何从动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理性意义上的完人，作为社会发展最核心、最基础的命题，这是中国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士大夫群体之花怒放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根本缘由就是在这里。
钱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中指出：“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所谓“流品”，不是指一个阶级或者集团，他们不是集中存在的，而是分散在社会各个层面，无论你是大官、小官，还是普通平民，只需具备了它的条件，就是士大夫。
记者：士大夫精神始于何时?
彭林：早在西周立国之初，中国的人本主义就开始觉醒，这是士大夫精神的发端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时代的地区之一，不只物质生产发达，还最早提出精神文明应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理念，《周易》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彰显了上古时代中国人的人文觉醒。牧野之战，使周人清楚地看到了殷纣失德亡国的教训，为此，周公“制礼作乐”，进行道德制度的建设，倡导“德治”理念。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而其谋虑“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周人将道德建设作为国家机器的次要职能之一，希冀把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民纳成一个道德之团体，稳步推进整个国家道德建设的水准，达到天下大治。
周公的德治思想影响很大，响应者相当多。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中涌现出很多德行高尚的贤者，如鲁国的柳下惠、臧文仲，齐国的管仲、晏婴，卫国的遽伯玉，宋国的子罕、向戍，晋国的赵衰、叔向，楚国的孙叔敖、令尹子文，郑国的子产，吴国的季札，秦国的百里奚等，都是非常杰出的代表。
孔子最崇拜周公，孔子思想的源头是在周公。孔子晚年著书立说，对尧舜以来的文化进行整理，流传至今的《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其中《乐》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就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可谓是中华典籍文化的源头。孔子创立的儒家，把周公的德治、礼治思想理论化、体系化，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国人的人生取径。修身是立身之本，本立而道生，《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治，才能去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培植了中国社会道德理性文化的深厚沃土，有德之士，代有其人。
战国时期，列国兼并，彼此攻伐，诸侯都意识到人才是克敌制胜的核心要素，所以彼此抢夺。有一句成语叫“楚才晋用”，楚国人才虽多，可都被晋国吸引去了。这一时期，在平民阶层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学问、有才干的学者，他们打破了往昔“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成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新鲜血液。
经过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与融汇，秦汉以后，人们把一生为社稷江山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知识精英，统称为“士大夫”。
士大夫在公言公绝不营私
记者：士大夫的基本品格有哪些？
彭林：历史上“士大夫”很多，如宋代的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清初的顾炎武等。他们身上体现的士大夫精神，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
有学识。学问与知识是力量，是软实力。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笨的军队，而愚笨的军队是不能打败敌人的。”列宁也说过：“只要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本人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古代，人们同样懂得知识是服务于社会的重要工具。古人定义“士”，不只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闻一知十为士”，要能够举一反三，标准很高。古代中国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士不种地、不唱工、不经商，是靠学问立足于社会的，所以《汉书》说：“学以居位曰士。”士是靠学问居于官位的。《礼记》说士“夙夜强学以待问”，夙夜强学，是指刻苦学习的态度；待，是等待明君的顾问，而不是用知识换取官爵。真正的士，淡泊名利，清高以待问。
有德行。士大夫不只有学问，而且立志追求“道”。“志于道者之谓士。”“朝闻道，夕死可矣。”德行高尚，是他们的重要特征，所以古人说：“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有道德之称。”就像今天的社会，不缺有学问的人，而是缺道德、文章都好的人。《礼记》说士“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士所怀抱的不只是知识，还怀有忠信这样的美德，并且一直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他们努力做好本人，等待社会和国家的举荐与任用。
有操守。操，是操持；守，是固守。操守，是指有正确的理念与德目，终身执持，牢牢固守之。士大夫有正确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判断，无论面对何变节。
历史上清廉自守的人很多，如王球是东晋宰相王导的曾孙，司徒左长史、丹阳尹王劭之孙，司徒王谧之子，太常王惠的堂兄弟，出身名门望族，家世显赫，但王球没有官宦之家的坏习气，日常生活，“简贵，素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当时的尚书仆射殷景仁和领军刘湛“并执重权，倾动内外”，王球与他们是通家姻戚，但极少与之来往，绝不借用私亲关系牟利。王球担任铨选官员，而接客甚希，凡是为求官者说情的书信一律不看，勤于职守，清廉公正，做到“铨衡有序”，所以“朝野称之”。
不营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广泛团结大众，不朋比为奸。《荀子·强国》赞誉古代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士大夫在公言公，在野言朝，出了家门入公门，出了公门回家门，绝不四处串门，拉关系。小人结党营私，搞人身依附关系。
有抱负。士大夫以身许国，或发誓“不破楼兰终不还”，或豪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立志为天下万民奉献终身，诚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有担当。士大夫有抱负，更有担当、敢于牺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舍生取义，决不当叛徒。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都是掷地有金石声的豪言壮语。
士大夫精神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记者：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士大夫精神有哪些重要的历史贡献？
彭林：首先是树立了中华民族的人格标杆。士大夫修身进德，淡泊名利，清廉自守，一心为公，品行高洁，为中国社会大众树立了高尚的人格标杆，引领社会进步。
“学统”成为国家的稳定器。中华文化是独立构成的文明体系，经过历代知识精英不懈奋斗，不断完善提升，逐渐构成了举国认同的“学统”。其后，无论是蒙元、还是满清入主中原，政统易于上，而学统存于下，中国依然是中国，成为维系中华大家庭的稳定器。
天下情怀。士大夫精神最突出的亮点，是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每当国难临头之际，他们都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激励万民起而救亡图存。中华民族历尽劫难而一直没有被灭亡，这是其中最重要的缘由之一。历史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已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是由于外敌入侵等缘由，他们的固有文化出现了断裂，他们今天的文化是在外来文化基础上重新开始的。只要中国文化一直没有断，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文化的传承，具有强大的惯性，时至今日，“士”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有其特殊地位：大学本科毕业获得的学位叫学士，高一层级的学位叫硕士，最高级别的学位叫博士，最高学衔叫院士，都是“士”。但是不少拿了这些学位的年轻人，很少静心细想：我除了学习专业，还要追求“道”，内心还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顾炎武等传统士大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天的我们，如何承继他们的伟大胸怀与格局，做无愧于时代的典范，恐怕是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认真作答的人生大课题。
春秋战国的大夫是一个特定的爵位。
五大夫：在秦国，五大夫为二十等爵中的第九级。另外，魏、赵、楚也有五大夫。五大夫是大夫之中较高的爵位。
中大夫：魏、赵、齐均有。中大夫是爵、是官，从发展看，春秋时期尚属爵，到了战国，有时为官称，有时又为爵称，须具体分析。
下大夫：春秋时期有下大夫之爵。
士大夫：这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战国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文字中讲等级序列的，仍用“大夫士”。“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颠倒了一下位置，但它却反映了一个重要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官僚与知识分子的混合体。
士之所以冠于大夫之前，是士伴随着官僚制的发展而大显身手的结果。出身士的人不必像过去那样，按照台阶一层一层向上爬，他们常常凭仗才能平步青云，越级而为卿相。于是士跑到大夫的前头。
扩展材料
大（dà）夫。古代官名。殷周有大夫、乡大夫、遂大夫、朝大夫、冢大夫等。古代职官的级名。西周以后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后世遂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
秦汉以后，地方要职有御史大夫，备顾问者有谏议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等。至唐宋尚有御史大夫及谏议大夫之官，至明清废。又隋唐以后以大夫为高级官阶之称号。明清高级文职官阶称大夫，武职则称将军。
大夫是古代官名。西周以后的诸侯国中,国君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且有封地。后来大夫成为一般任官职者的称呼
古代官职名。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后世遂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隋唐以后以大夫为高级官阶之称号。明清高级文职官阶称大夫，武职称将军。
宋徽宗政和年间重订官阶时，在医官中设置“大夫”官阶，故今仍沿称医生为大夫。明、清职事官不用大夫为官名。
参考材料来源：百度百科-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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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户2010-05-30
春秋时期是大夫最兴盛时期。大夫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复合体：从爵位上看，它是一级爵位，同时又兼任一定的官职；大夫一般都有封邑，因而既是封邑主，又是封邑中的行政首脑；大夫有本人的宗族，在宗族范围内又是宗族长；大夫还有本人的军事力量。到了战国时期大夫仍很活跃，但与春秋时期的大夫相比，它发生了严重变化。从称谓上看，似乎应是一脉相承，实际上，战国时期的大夫并不完全是春秋大夫的继续。虽然它与春秋大夫有一定关系，但更次要是从家臣发展而来的，是官僚与知识分子的混合物。春秋大夫的孑遗到战国次要是封君。下分为几个问题对战国的大夫作一简略辨析。
一、大夫的含义分析
战国时期的“大夫”具有多种含义。
首先谈大夫与爵位的关系。战国时期的大夫是不是一个特定爵位呢?从一些材料看，这一点是无疑的，且看如下一些记载：
“庶人不得一次(恣)已而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而为正，有诸侯正之……” 这里描述的庶人—士—大夫—诸侯序列，既可视为行政体系，又可视为等级系列。
“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这些制度未必指战国，但表明大夫仍是一个特定的等级。
《墨子•七患》谈到灾年时提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孙诒让云：五当为三之误)，大夫彻县，士不入学。”说明大夫是一个等级。
《管子•立政》载：“……将军大夫不敢以庙，官吏不敢以朝，命士止于带缘。”(依许维?校改)孟子是战国中期人，他葬其母与其父不一样，母以三鼎，父以五鼎，其缘由是“前以士，后以大夫” 。此例说明士与大夫等级分明。
孟子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荀子讲：“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 民、士、大夫分为三个不同等次。
从以上材料看，在当时人看来，大夫是一个特定的爵位。所以孟子讲：“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大夫之爵位于公卿与士之间。大夫作为爵位，是一个较宽泛的等次，其中又分不同的亚等次。大夫之中分亚等次早在春秋时已出现，到了战国，情况愈加复杂，这些亚等次有如下不同的称谓：
五大夫：在秦国，五大夫为二十等爵中的第九级。另外，魏、赵、楚也有五大夫。五大夫是大夫之中较高的爵位。《商君书•境内》载：“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五大夫可以率军出征，《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四十五年，令“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范睢蔡泽列传》载：“使五大夫绾伐魏。”王陵也曾以五大夫身份率师攻赵。 《战国策•魏策四》记载，魏国有五大夫：“信陵君使人谓安陵君曰：‘君其遣缩高，吾将仁之以五大夫，使为持节尉。’”《战国策•赵策三》载，赵也有五大夫：“建信君曰：‘秦使人来仕，仆国之丞相(鲍注：使为丞相官属)，爵五大夫。’”《吕氏春秋•长见》载，楚亦在五大夫，楚文王“爵之(指苋�)五大夫”。《战国策•楚策一》载：“楚杜赫说楚王以取赵。王且与之五大夫，而令私行。”另外，《墨子•号令》也有“赐爵五大夫”之语。 上大夫：又称国大夫、长大夫、列大夫。赵、魏、齐均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稷下先生“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上大夫”又称“列大夫”，《史记•孟荀列传》载，齐稷下先生“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齐国印玺有“上大夫之玉玺” 。魏亦有上大夫，《尹文子》载：“魏王赐献玉者千金，长食上大夫之禄。” 《吕氏春秋•慎小》记载吴起赏人以“长大夫”。高诱注：长大夫，上大夫也。长大夫又称国大夫，同一件事《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仕之国大夫。”
中大夫：魏、赵、齐均有。中大夫是爵、是官，从发展看，春秋时期尚属爵，到了战国，有时为官称，有时又为爵称，须具体分析。《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故晋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荀子•大略》载：“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赵襄王赏士中章、胥己为“中大夫”。文中明确指出，“中大夫”为爵之“重列”，这些材料都说明中大夫为爵之一。《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魏有“中大夫”。《韩非子•内储说下》载，齐在春秋时有“中大夫”。《管子•山至数•轻重戊》中也有“中大夫”的记录。中大夫除作为爵称外，还演变为一种官职，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下大夫：春秋时期有下大夫之爵。除前文引述之佐证外，《论语•乡党》载，孔子“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荀子•大略》所言的上、中、下大夫未点明时间。战国时期究竟有否下大夫之爵，未见其他材料，尚不能肯定。这里仅记之以备参考。
公大夫：魏国有。《韩非子•内储说上》：“庞敬，县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还之，立有间，无以诏之，卒遣市，市者以为令与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无奸。”又：“是以庞敬还公大夫。”
上官大夫：楚设。《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楚之上官大夫，亦大夫阶爵之别矣。”
大夫：大夫既是大夫层的统称，又是大夫层次中的一个等级。《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吴起“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仁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这里大夫比国大夫要低。
在大夫层中，秦国的二十等爵中，大夫明显分为几个不同的亚等次。第五级称“大夫”，第六级称“官大夫”，第七级称“公大夫”，第八级称“公乘”，第九级称“五大夫”，李学勤认为这四等均可称为大夫层。
其次谈谈大夫与官职。大夫不只表示爵位，同时又是一种官职。大夫任官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以大夫之爵领一定官职，如《荀子•君道》所说“大夫擅官”。《管子•五辅》讲：“大夫任官辩事，则举措时。”另一种情况，“大夫”本身又是一种官称。这种情况一般在“大夫”前要加一个定语。这里我们只谈第二种情况。综观各国，有如下一些不同的称谓。
中大夫令、中大夫：中大夫本为爵名，同时又为官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国有“中大夫令”。《正义》：“在大夫令，秦官也。”《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在大夫掌议论。”战国时的中大夫是议官，但又不限于此，中大夫亦可以为使臣。《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范睢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资治通鉴》卷五：“魏人范睢从中大夫须贾使于齐。”又可为近臣，《韩非子•内储说下》载：“齐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饮于王，醉甚而出。”又可以担任财政经济方面的职责。《管子•轻重戊》载：“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即令中大夫王师将人徒载金钱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
监大夫：担任监察之职。《吕氏春秋•季夏纪》：“是月也，令四监大夫合百县之秋刍，以养牺牲。”
郡大夫、守大夫：郡守。《�冠子•王�篇》：“十县为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属，郡大夫退修其属。”郡守又称“守大夫”，《管子•山至数》所载的“守大夫”即指郡守。
都邑大夫：地方长官。齐国未设郡县，沿春秋之制，称为都邑大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都邑大夫又称“都大夫” 。见于记载的有：城阳大夫 、盖大夫、平张大夫 、即墨大夫、阿大夫、临淄大夫等。
又，封君所属掌邑之长官亦称“邑大夫”。三晋官印有“阴成君邑大夫金安” 。
第三，关于大夫的总称。“大夫”除表示一定的爵与职官之外，还常常作为一个统称，涵盖着君主以下庞杂的官僚与贵族层，如下一些言论即是明证：
”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把封君应侯范雎也列入大夫之列。《吕氏春秋•自知》载：“魏文侯燕饮，皆令诸大夫论己。”凡此等等，“大夫”均泛指官僚贵族层。另外，还有如下一些称谓，也是泛指。
卿大夫：《墨子•尚同中》、《管子•轻重己》以及出土铭文中均有“卿大夫”连属之语。
士大夫：这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战国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
战国文字中讲等级序列的，仍用“大夫士”。“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颠倒了一下位置，但它却反映了一个重要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官僚与知识分子的混合体。士之所以冠于大夫之前，是士伴随着官僚制的发展而大显身手的结果。出身士的人不必像过去那样，按照台阶一层一层向上爬，他们常常凭仗才能平步青云，越级而为卿相。于是士跑到大夫的前头。从有关记载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次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指居官位和有职位的人。《周礼•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大夫。”士大夫指职能官。《墨子•三辨》批评“士大夫倦于治”，指的也是一般
官吏。《战国策•秦策二》载，楚之“诸士大夫皆贺”，这里指朝廷之臣与王之左右。《荀子•强国》记载秦国官府情况：“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泛指所有官吏。文官称士大夫，武官亦称之。《荀子•议兵》载：“士大夫死行列。”其二，指有一定地位的文人。孟尝君的门客，《史记•孟尝君列传》称为士，《战国策•诡使》载：“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士大夫指的是一般文人。总之，士大夫泛指知识分子与官僚。
显大夫：《云梦秦简•法律问答》：“‘可(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
子大夫：大夫之尊称，《管子•轻重甲》：“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取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
散大夫：《管子•山至数》有“散大夫”之称，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论》：“散者列也，散大夫即列大夫。”
令大夫：《管子•轻重甲》、《轻重乙》均谈到“令大夫”。“令大夫”即“命大夫”，受王命而为大夫，在大夫中比较高级，所以《轻重乙》中的“命大夫”高于“列大夫”。
综上所述，大夫是一个内容繁杂的概念，要根据外行文中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战国大夫与春秋大夫之比较
大夫层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在重要地位，但与春秋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次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春秋时期的大夫是一个经济、政治、军事、宗族相结合的实体，具有一级政权的性质。战国时期的大夫与之相比较，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大夫虽然仍有食邑田里，但次要是食租税，收邑入，没有地方政治统治权，即便有也很薄弱，不稳定。这些食邑和田邑一般是作为俸禄，“去官之日，遂收其田里” 。当然这并不排除有些善终的官员可以把田邑传给子孙。王翦向秦始皇要赏田，就是为子孙留产业。大夫的养士虽然具有潜在的武装性质，但已不像春秋那样，不再是公开的、合法的、独立的武装力量。
“大夫”这个称号虽然是承继春秋而来，但实际上，战国的大夫不是春秋大夫的继续。沿着春秋大夫发展下来的是战国时期的封君，战国的大夫与春秋的家臣联系更为密切。
第二，战国时期的大夫同官僚相为表里或相混通。如前所述，当大夫作为爵称时，一般地说，它同时又兼有一定的官职。而有些大夫则只是官称。大夫作为一种爵称是一种荣誉，所担任的官职才是实质性的。春秋时期的爵、官虽然也互为条件，但爵不只是一种荣誉，而有一系列的内容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爵比官要稳定、充实。战国大夫的爵称已缺乏独立性，而是从属于官僚制度的。
第三，春秋时期大夫的概念与内容是明确的，到了战国则逐步变为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大夫或士大夫越来越成为官僚、贵族和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的统称。下一篇：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