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氏题记写明购买年份的书画买卖记锍有三十三条，最晚是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八月十五日购米芾《草书杜诗画山水歌》。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二月，项元汴手装孙过庭《书景福殿赋卷》，如果这件法书是开春购买的，那么目前所见项元汴购买书画最晚的记録可推迟到万历十一年，此后至万历十八年（一五九〇）冬项元汴去世，有近八年时间几乎一片空白。 虽然在这八年时间中，项元汴未必一件没买。 清初珍藏家安岐曾得到一件项元汴旧藏唐李郢《七言诗稿卷》，他据「项氏诸印，字文多有残缺」判断，「必是墨林晚年所购」。 但总体上，从项氏书画购求记锍看，项元汴在万历十一年后已很少再收购书画了。
万历十一年，对于项元汴来说不同寻常。这一年八十二岁的文嘉去世。 文嘉生于弘治十四年（一五〇一），长项元汴二十四岁，他与年长三岁的文彭是项元汴从事书画珍藏的关键人物。两人不只为项元汴寻购书画，还不辞辛劳充当两头人，向他提供重要信息和指示购求途径，几乎就是项元汴从事书画珍藏的导师。项元汴的活动范围很小：北抵无锡，南抵杭州，西不过太湖，东不出松江; 并且因为他的商人身份为文人所轻，加之个人对苛榨民财的官府没有好感而远权势，交游范围亦无限。然而自从与苏州文征明父子建立联系，并获得文彭、文嘉鼎力支持以后，局面则完全打开。项元汴的许多书画购藏都有文彭和文嘉参与。 参与深度从文彭《与墨林尺牍卷》可见一斑，在这二十封信中，文彭或告别家书画珍藏的情况，或辨真僞妍媸，或论价格贵贱，或告书画古玩销售信息，言虽简，却足见文彭对项元汴的支持。文彭信函经常被引用，但误读亦多，其中一封信说：「四体千文，佳甚。若分作四本，每本可值十两，其文赋因纸欠佳，故行笔涩滞耳。虽非佳品，然亦可刻者也。明后日诣宅赏阅也，草草奉复不次。彭顿首，墨林尊兄。」 文彭本意是希望项元汴将《四体千文》分四本上石镌刻，每本可卖十两，今人却理解为文彭教项元汴分拆《四体千文》以牟利，显然不妥。项氏刻本极佳，如刻《兰亭序》，张照极赞其「在宋本中未能多让」。项元汴按今天的话说，是一位从事文化产业且品尝极高的文化商人，他次要的收入来源不是开当铺，而是运营利润丰厚的文化商品。明 文彭 与墨林尺牍卷（局部）
旅顺博物馆藏
文彭和文嘉对项元汴的支持，直至生命终止。万历元年（一五七三），文彭归道山。他的去世对项氏书画珍藏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文嘉的去世对项元汴打击很大，此时等于两臂俱失，以后项元汴的书画购藏活动以及书画装裱与整理工作几乎完全停止，本来该题的引首也搁着不管。项元汴整天郁郁，晚事禅悦以解。七年后，项元汴追文嘉而去，年仅六十五岁。表一中显示，嘉靖三十五年至嘉靖四十五年也即项元汴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是他一生从事书画珍藏构的变化以及历代法书名画的逐步丰富，与隆庆初皇上下旨以内府收藏次要是罪臣的籍没之物。元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对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述之甚详，他的记载有两处提到项元汴。 其一：「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上有宝善堂印记者是也。后朱病亟，渐以饷江陵相，因得进封定襄王，未几张败，又遭籍没入官。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絶。其时值尚廉，迨至今日，不啻什佰之矣。」其二：「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 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严相国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 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取，所蓄几及天府。 未几，冰山既泮，金穴亦空，或没内帑，或售豪家，转眼已不守矣。 今上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狭，而所收精好。 盖人畏其焰，无敢欺之，亦不旋踵归大内，散人间。 时韩太史（世能）在京，颇以廉直收之。 吾郡项氏以高价钏之，间及王弇州兄弟。 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 」沈德符在以上两段文字中提到了项元汴聚藏法书名画的途径，他的叙述与表一比照多有不合之处，譬如称项元汴在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四月张居正被抄家后的几年间，曾购得不少权相书画，即与表一万历十二年后项元汴无任何购画记锍不合。从文献记载上看，沈德符很有可能张冠李戴，缘由有两点：一、韩世能和项元汴得严嵩、朱希忠和朱希孝旧藏书画甚多，但得之张居正者极少，几无实据可证; 二、据王世懋说，传闻张居正被抄家之后，家藏书画「多付祝融」（即多付之一炬），这一传闻极有可能是现实，因为明清书画着镙中存有张居正印记的书画很少，《石渠宝笈初编》仅王宠《书孝经、忠经册》有「江陵张居正印」。因而所谓「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者，实指严嵩籍没书画; 「时，韩太史（世能）在京，颇以廉直收之。吾郡项氏以高价钏之者，乃指成国公而非张居正所藏书画。 依此，项元汴购买严嵩和朱希孝书画的时间应在隆庆末和万历初，则与表一恰好吻合。神龙本《兰亭序》（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 佚名 燃灯佛授记释迦文图卷
38cm×26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卖给项元汴书画的出售者以地域分布看：北京有朱希忠和朱希孝兄弟; 苏州有李应祯、文征明父子、王世贞、岳岱、王峰山（王鏊孙）、陆氏（陆完后人）、史鉴孙、黄氏（疑为「王」误，当为王鏊孙，有可能就是王峰山）; 无锡有华夏（字中甫）、安仲泉（安国孙）; 昆山有周于舜（号六观）; 上海有顾从德、顾从义、何良俊、朱氏、张氏; 嘉兴有池湾沈氏（沈尔候、沈仲贞兄弟）; 乌镇有王氏（即王济）; 海盐有天宁寺僧; 杭州有丁氏; 宁波有范钦。以上出售者分布很广，总体上有几个特点：其一，他们几乎都是鉴藏世家，如苏州文氏家族、王氏（指王鏊）家族、陆氏家族和上海顾氏家族等; 其二，卖给项氏书画的鉴藏世家中，又多正德、嘉靖年间江南书画鉴藏家（如王鏊、陆完、史明古、文征明、华夏等）和藏书家（如苏州安国、杭州丁氏）的第二、第三代，向来珍藏世家都是在第二、第三代大量出售家藏字画，父集子散，所以说得不好听，就是项元汴所得大量珍贵书画实际上来自「败家子」; 其三，项元汴购藏书画的来源地次要集中于苏州、无锡和上海，三地鉴藏世家所蓄法书名画多归项元汴; 其四，嘉靖年间，项元汴次要吸收江南珍品，隆庆以后则收京城藏家书画和内府外流书画，但项元汴没有去过北京，而是通过高价钏诱，促使骨董商携带书画到嘉兴卖给他。 此外，项元汴有不少书画得自项笃寿，虽然他说是「仲兄少谿授」，但以记价看，很可能是项笃寿在外购买书画，再转授项元汴，项元汴又按原价付少兄。 项笃寿在两头没有多赚一文。 当然以他在家中老幺的身份和从小持宠娇横的个性，想必也不会多给。项元汴的买卖范围大概与他的朋友圈很少有交集：以上出售者除文征明和他的两个儿子与项元汴交往最深外，其他都没有太多交情。而文征明父子将很大一部分家藏书画卖给项元汴，其实是对项元汴珍藏事业的极大支持，絶非简单的买卖关系。跋中提到他的曾祖父竹坡公与项元汴是莫逆之交。高孟超的父亲是高松声（字符雅，一字谷传），本姓王，嘉兴人，祖父是隐士王静村。汪砢玉在《珊瑚网》特别提到高孟超的叔父王淑民（字子逸）和父亲高元雅，同时还提到王静村，说他是父亲汪爱荆的尊师，并说他一家同高家「真可称四世交」。项元汴也与汪爱荆私交甚厚，他曾为汪爱荆精心创作《荆筠图》，汪爱荆颇为雅重。
项元汴的其他好友，大概有诸子华（名夏，号滮湖居士）、姚玄鹤、沈少湖、张翼庵、张服采（号樵溪）、定湖（方外）、王雅宾和吴孺子（字少君，号玄铁）等人。李日华于万历三十九年（一六逐个）四月一日，拜访年届八十二岁的王静村时，王静村逐个列数他已经去世的以上挚友，包括项元淇和项元汴。这些人次要集中于嘉兴，多数与项元汴是至交。但以上朋友未见与项元汴有书画买卖上的往来，重要程度也远不及文彭和文嘉。项元汴收购书画古玩的整个庞大网络，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彭和文嘉，当然还有他的哥哥项笃寿为他编织而成的。文献中的记载虽然很少，但却足以从许多书画购求活动中见到他们的影子，如隆庆以后项元汴通过各种途径购得不少严嵩籍没书画，就与文嘉分不开，因为他是清点严嵩籍没书画的担任人。撰文|李万康 编辑 | Daisy原文刊发于《荣宝斋》2014. 04.15上一篇：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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