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喜庆/亦对《诗经》谷名之考证

由 147小编 分享时间：2023-02-06 08:59:40 加入收藏我要投稿点赞

【摘要】笔者从2018年80岁起，有一系列偶然机遇与重要发现，如：2018年7-10月份在运城市禹都公园里发现了100余株野生高粱，写出第一篇论文，已公开发表。继而又于2019年从《尔雅翼》《本草纲目》里发现了我国古籍里的“稗”就是我国高粱的野生祖本，文章被收入社科院先秦学会编辑出版的《后稷文化论集》里。最近又对《诗经》里的谷名进行了考证，结果证明：“稷”只可能是高粱，不可能是粟；而且基本厘清了自汉以来“稷”逐步消失的缘由。【关键词】诗经；稷（古汉字，高粱）；稗（古汉字，野生高粱）；后稷（周朝始祖，农神）；后稷文化；谷名.Another textual examination of the name of grain in the Book of SongsFan XiqingAbstract:Im 80 years old in 2018, and Ive made a series of serendipitous and important discoveries. For example, from July to October 2018, more than 100 wild sorghum plants were found in Yuncheng Citys Yudu Park, and the first paper was written and published. Then, in 2019, it was discovered from Erya Yi and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that“Bai”(稗)in ancient Chinese texts was the wild ancestor of Chinese sorghum.This paper was included in Houji Cultural Treatises published by Pre-Qin Socie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cently, I have researched the name of grain in the Book of songs.The results show that “Ji”(稷) can only be sorghum, not millet; In addition, the reason for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Ji”(稷) since the Han Dynasty has been basically clarified.Keywords：Book of songs； Ji(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稷 sorghum)； Bai(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稗 Wild sorghum)； Hou Ji (ancestor of Zhou Dynasty, god of agriculture)；Houj culture；Name of grain.笔者从2018年80岁起，有一系列偶然机遇与重要发现，如：2018年7-10月份在运城市禹都公园里发现了100余株野生高粱，写出第一篇论文[1]，发表于《山西农业科学》2019年01期；后又于2019年从《尔雅翼》《本草纲目》里发现了我国古籍里的“稗”就是我国高粱的野生祖本，文章又有幸被收入社科院先秦学会编辑出版的《后稷文化论集》[2]里。最近偶然想到也对《诗经》谷名进行考证，结果跟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的《毛诗[3]谷名考》[4]有关键性的不同：证明，“稷”只可能是高粱，不可能是粟；而且基本厘清了自汉以来“稷”逐步消失的缘由。因而，笔者把这次考证的结果公诸于世，希望我国学界的专家学者能不因笔者地位与名望之卑微，愿与他们进行敌对地交流与讨论：

一、历史学家齐思和的历史观未必都正确

齐思和（1907—1980），字致中，教授。直隶宁津（今属山东宁津）人。中国民主同盟会员，著名历史学家，曾留学美国，是位爱国学者。历任北平师大教授，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主席。齐思和虽然学贯中西，名高盖世，但他的历史观未必都正确，尤其对古代周部落的发祥地以及对周的祖先后稷的认识很值得商榷。请看他下面的一段话：周人自信他们的祖先后稷是农业的发明者。这固然是一种神话，但至多可以反映周民族农业历史的悠久，和农业关系的密切。……周民族无疑是吾国古代农业发明者之一。靠着他们优越的技术，他们沿着泾、渭流域向外发展，来寻找土地扩大他们的耕种区域。他认为周族是古代农业的“发明者”，也承认后稷是周的祖先，这是对的。但他对周族的发祥地在泾、渭流域，然后向外发展，把后稷只当做一个“神话”人物，不要说我们稷山人不会承认这是历史现实；就以这本《后稷文化论集》里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都认为周族在历史上有一次西迁的过程。该《论集》第一篇钱穆的《周初地理考——后稷篇》[5]是节选。现仅摘录其中前几句：后稷生闻喜，其说犹不止上举。明李汝宽《闻喜县城北门外重修后稷庙记》亦言之曰：“先朝儒臣吕柟氏序《稷山县志》，谓其邑去后稷所产之地甚迩，而后稷始穑于此，邑因是名。”是亦谓后稷产闻喜，而始穑于稷山也。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地方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就是由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于1963年合并成立的，实际就是港大的首任校长。钱穆说“后稷生闻喜”，是因为古代稷山在尚未置县之前，其汾南部分属于春秋时晋都曲沃之辖地、两汉时隶属左邑县（今闻喜）。关于古代晋都曲沃不断有争议：现在侯马东有个“曲沃”县；但史学界普遍认为“故曲沃”在今闻喜，如《汉书·地理志》云：“河东郡闻喜，故曲沃。”因而，闻喜县也有后稷庙。李汝宽是闻喜人，明代嘉靖丙辰(1556年)进士,授清丰知县，著有《在涧集》。

图1 后稷出生地“邰家庄”（小阳村）

吕柟（nán）（1479—1542)，陕西高陵（今西安附近）人，明代学者、教育家，状元，学者称泾野先生。一生仕途坎坷，几起几落。正德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因宦官刘瑾窃政，引疾返乡，筑东郭别墅从事教育。嘉靖三年又因冒犯龙颜而入狱，不久谪为解州判官。在其主政解州期间（代理知州），又有多项建树。我推测在此期间为《稷山县志》写了序。从这个“序”就可证明：后稷出生地距离稷山县城很近（甚迩），长大后在这里教民稼穑（始穑），稷山县也因而而得名（邑因是名）。尤其这位吕先生是陕西高陵人，这就非同一般。连泾渭流域的泾野先生都承认后稷出生地在稷山，可见山东齐思和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还有，齐先生把后稷说成是“神话”人物，我认为绝非“神话”，而是被“神化”了的历史真人。关于后稷的具体出生地，据本县学者黄建中的文章《后稷与稷山》[6]，其母姜嫄的娘家原为“有邰部落”，其名称由有邰国、邰国，最初演变为邰家庄。明代万历《稷山县志》载：大阳里：城南二十五里，村则：大阳、董家庄、吴壁、店头、邰家庄五个村。后稷就出生在他母亲的娘家。再后来因历史沿革，“邰家庄”改名“小阳村”。黄的文章有旧版县志截图，“邰家庄”很清楚，但其它村名缺少；笔者把新版（“邰家庄”模糊）与旧版搞了拼图（图1），可以互补。还有一位跟钱穆齐名的“现代四大史家”吕思勉（1884-1957），江苏省常州市人。这本《论集》的第二篇《周先世事迹》是节选了他的《先秦史》[7]，也抄录其最初几句：庆节而后，贤者当推高圉（yǔ）、亚圉，故《鲁语》谓高圉、大王能帅稷。而《左氏》昭公十七年载王命卫侯之辞，亦曰“余敢忘高圉、亚圉”也。古公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宫室，事盖与公刘同。以农耕之族，介居戎狄之间，而迄未为其所同化，亦可谓难矣。这几句话里的“公刘→庆节…→高圉→亚圉…→古公（亶dǎn父）”都是后稷之后、文武之前的周族先辈。证明周族从河东迁移到河西的戎狄居住区，艰苦创业，开发西北，搞民族融合，终于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奴隶制帝国周朝。这本《论集》里只收录了本县黄建中和笔者的两篇文章，黄与我都是草民，现在全国各地争名人故里的事多如牛毛；但与齐思和同时代的钱穆与吕思勉都是研究西周、先秦史的专家，都是江苏人；尤其明代吕柟，是西安高陵人，而且是明代正德“状元”，“翰林修撰”，连吕柟都承认后稷生于稷山，这几位名人不可能有“争名人故里”之嫌吧？钱穆先生不知能否来过晋南，提到闻喜县的一块碑文，以及碑文里又提到明代学者吕柟为《稷山县志》写了序。这件事，恐怕今日稷山县无人知晓。2018年本县编纂了一套《明清稷山县志》合订本[8]的序里说：“稷山县志始于明永乐年间儒学训导范升，所编者不传。明正德九年梁溥（字宏济），修成稷志，今佚。明万历三十五年知县吴凤翔续纂县志，未成。明万历四十年知县张思恭掌管编修的《稷山县志》，是现存最早的版本。现有迹可查的《稷山县志》共有明、清两朝六个年代的九个版本。”由此可知，这本“嘉靖县志”已是“绝本”。一位明代的正德状元、曾为京官的吕柟能给稷山县志写序，在全国已属稀有，而他能称后稷生于稷山并教稼与斯。我希望今后稷山有人能查一下《闻喜县志》《解州州志》以及李汝宽、吕柟的著作，若能找到这个《序》的全文，无疑是研究后稷文化的宝贵材料，是后稷出生在稷山的无力证据，很可能还有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史料。二、古代只要一种谷物的名称与“后稷”有关既然稷山是周部落的发祥地，是其祖先后稷的诞生地并教民稼穑于此，“稷”就必然跟后稷有关。可以说：我国古代只要一种谷物的名称跟一个人“后稷”有关，这种谷物只能是“稷”而不是“粟”，除此，别无任何选项。我在那篇关于野生高粱的文章[1]里推断：稷山县在尧舜时代，出了一位古代“袁隆平”式的人物，是他（不排除在他之前或其同代人）在稷王山下，把一种野生高粱驯化培育成比较高产且抗旱的粮食作物，并教民稼穑于此，从而处理了当时人们的吃饭问题。尧封他为“农官”，舜封他为“后稷”。后人便把这种粮食作物叫做“稷”（今日稷山话叫“稻黍”读tǎofu），尊奉他为“稷王”或“农神”。我的这个推断不是发现了野生高粱之后才提出的，而是早在十一年前的2007年的一篇文章《社稷与稷山》中就得出的：在稷山的汾南地区，直到解放以后，高粱仍然是仅次于小麦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因而我们认为后稷教民稼穑就是发生在稷山的汾南地区。这里地处旱垣，高粱比较耐旱，而且高产。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民以食为天，只要发现和培育出一种高产的粮食品种，才能处理人民的吃饭问题。后稷正是古代的“袁隆平”，是一位在当时的农业科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农学家。

图2 稷王山下的野高粱与高粱比较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黄河晨报》上，还有一篇《羲和》，署名都是樊喜庆、黄建中。随后被黄推荐到“铜雀历史网”，再后来分别被“北京中考网”“福建中考网”，两篇都被“中国留学生网”收录为“历史阅读延伸材料”。如果我们的文章没有参考价值，如何能被“中国留学生网”收录？2018年初春，我从本市考古学家卫斯的文章《试探我国高粱栽培的起源》[9]看到，我国第一次考古发现高粱遗存的万荣荆村遗址，就在稷王山下；2019年本县杨继红先生也在后稷出生地小阳后坡村发现了野生高粱；2020年本县女教师杨爱兰从稷王山下的坞堆村给我寄来“䵚黍”（原来写做“稻黍”）的照片和种子。这些现实都可以证明：我在2007年就得出的“稷是高粱”的推论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那我们再看齐思和先生是怎样推理的。齐的文章最早发表在1949年6月的《燕京学报》上。该文之后还加了一段《后记》：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半坡村发现一处公元前六、七千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掘报告说：“当时种植的谷物是粟，即现在华北盛产的小米。……”（1978年补记）以此推算，距今已经七、八千年了。这恰恰证明“半坡人”不可能是周的祖先。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后稷与尧舜同时代，距今只要4000多年。“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距今才4300年—3900年。试问：后稷是通过什么“时空隧道”能在他出生之前3000多年去西安半坡“发明”粟的呀？齐先生以为西安半坡的考古发现，为他的“周族起源于泾渭流域，“稷是粟”的观点提供了无力的“证据”；但恰恰相反，半坡人与周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稷根本不可能是粟。可以这么说，把周族、后稷搞错了，其它就基本全盘皆输。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叫“九州”，第一州就是“冀州”，在今山西与河北，普遍认为“晋南”就是“古中国”；而第九州是“雍州”，在黄河以西。正如今人所说“五千年中国看山西（晋南），三千年中国看西安”。齐老先生听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西洋史”，很可能用研究西洋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由于他对周族起源地和对后稷的认识有错误，仅仅把“稷”当做一般谷物、一般形声字。因而，他说“稷是粟”就是“一错再错”！后来我在写《中国高粱可能源于稷王山下》时，对稷的渊源做了考证，不妨摘抄几句：“畟”读音是cè时，《说文》：治稼畟畟进也。从田、人,从夊。《诗》曰：“畟畟良耜（sì）。”又，《说文》：测，深所至也，畟畟，测测，皆状农人深耕之貌。若读音是jì时，则同“稷”，五谷的总称。现在单说这个“畟”，是由“田”“人（儿）”和“夊”三部分组成。这个反文“夊”可能是古代的农具“耜”。“治稼”就是种庄稼。“畟畟进也”有种种解释，无非就是农人在田间劳动，步步行进。当读cè时，可以理解为动词“耕”，也可以理解为描述词“状深耕之貌”。但当它读jì时，词性就转化为名词，先是指一般“农人”，继而指某一特殊人物，再而转指某种特定植物，进一步引申为五谷，也就是同“稷”。“畟”不只仅是为了表声，更为了表义。齐先生也有类似的推理，尤其他认为“稷”是周人的“图腾”（见“七之一”）的见解使我茅塞顿开，但他所说的“稷”是“粟”而不是“高粱”。另外，按齐先生的知识和智商完全有能力做出与我类似的推理，但很遗憾，他没有从这个方向思考。三、“五里手”的“颜色论”是伪科学笔者过去未看过《诗经》，不过，现在有电脑可以查阅。先是随便查了几个作品，就发现齐先生有疏漏和错误。于是，前后仅用了约一周功夫，也搞出个“诗经谷名考”。又看了齐思和批程瑶田的“十大错”,觉得他批程的第一“大错”，就是错误。齐思和说：按五里手的说法，黄是地方的颜色，所以要食稷与牛，可见稷是黄的谷类，不是谷是什么？高粱只要红白二色。网上查，倒是有个“五行家”的名词：古代以五行说解释人事和宇宙现象的一种学派。后亦以称星相卜筮之士。我不是“五里手”，不懂这套玄妙的理论。恰巧黄河流域的土是黄土，牛是黄牛，谷子、黍子也多为黄色。那举一反三，浙江的良渚又如何？我查了一下，该省的土壤以红壤为主,占全省总面积的40%，黄壤仅占10%；水牛不是黄色；稻到底算黄色还是白色？齐先生如何用“五行学说”来解释？这套“五行说”有科学道理吗？《大雅·生民》是周朝歌颂其祖先后稷的。过去我很少读，现在一读就发现齐先生有错误，而且不能自相矛盾。这首诗里有一种黄色谷物叫“黄茂”，分明就是粟，可能被他疏忽了。诗里还有“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这12个字里就有4种“嘉种”，其中的“秬”与“秠”，据齐先生考证是黑色的“黍”；“穈”与“芑”是两种“粟”，“穈”读mén,不是糜，是赤秆红米，“芑”（qǐ）是白秆白米，而且他漏掉了一个“穈”。按齐先生的“五行说”，这四种“嘉种”的颜色都是犯忌的。能否食用后会遭什么厄运？尤其是齐先生连我国高粱的颜色都搞不清。我国近现代次要有两种高粱：即名叫“秫秫”的“红高粱”与名叫“䵚黍”或“乌禾”的“黑高粱”，白高粱极少。他是山东宁津人，原属直隶，据我了解，那里解放前有不少穷苦农民逃荒要饭，也吃高粱；但他的出身比较富有，能到美国留学，绝非一般家庭，可能吃得高粱太少。笔者少年时去山东潍县“留学”一年，吃了400多天的“红高粱”，占我今生所吃高粱的80%以上。这是我求学之路最艰苦的一段，但很侥幸，不然就会停学。潍坊是山东的心脏地区，一马平川，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但因人多地少，不多种高粱就得挨饿。虽然他们祖辈都是以红高粱为次要食粮，当时他们都很困难，但与高粱的颜色无关。 四、两个“谷名考”的品种与数据有明显不同笔者之所以也要搞个谷名考，并非盲目，而是以微见着：我发现齐思和所考出的谷名表中没有“粟”。记得有个典故，商末遗民伯夷和叔齐因不食周粟而去采薇，结果饿死首阳山。因而推测《诗经》里很可能有粟。另外，我在此前曾看到《小雅·甫田》有“黍稷稻粱，农夫之庆”的句子。其中的“稷”与“粱”必然有一个是高粱，一个是粟，若不承认古代有高粱，肯定无法解此“死结”！表1：齐思和考出的谷名及出现次数作物名称

黍稷麦禾麻菽稻秬粱芑荏菽秠来牟稌

15种

出现次数

19 18 9776543222221

89次

表2：笔者考出的谷名及出现次数

谷名

黍稷麦牟粱禾粟榖芑穈粻百谷稻稌麻菽薇秬秠粺（稗）20种

次数

24 21 7 14 6 4 1 4 2 1 65 1 6 10 11 3 2 1120次

说

明

①牟，大麦。②榖，成熟的谷子植株。③芑、穈均为粟的另类。④粻，米粮，非作物。⑤“百谷”泛指。⑥稌，稻的古称。⑦菽，含“荏菽”、藿（豆叶）。⑧苴,麻。⑨薇，野豌豆。⑨秬秠都是古代的黑黍。⑩“粺”：稗的异体，野生高粱；“疏”：作为“稷”。注：笔者所考38篇篇名与所含谷名及数字请看后面的附录。据我调查，《小雅·黄鸟》里不但有粟，还有两个字繁体“榖”字；但齐思和的统计表中没有粟，也没有榖（谷）。现把这首诗全文抄录如下：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这首诗有人把第一个“榖”译成“楮树”，我觉得不合理；有人译做“榖树”还说得过去。这种写法在诗词创作中叫“互文”。该诗的第一章，是写黄鸟趁无人之机，落在成熟的谷子植株上，啄食穗子上的籽粒；其它两章，一则为了押韵，再则写另一种情况：鸟儿见人来了，都飞到附近的大树上；等人走了，又飞回田间啄食谷物的籽粒。如果都写成鸟儿都栖息在“大树”上，就乏味，也不合理。至于“不肯我榖”，我觉得解释为“谷子”比较好，但未列入表中。《诗经》里繁体“榖”字很多，一般解释为吉利、良好，我尽量尊重原注。既然第一章写的是“粟”，那第二章的“粱”是什么？我查的是《古文岛》，译文是“红高粱”（古代恐怕只要“黑高粱”，但正文为：粟类）。起初以为齐先生“疏忽”了这个“粟”字；后来看到他在原文第17页明确写道：只要《小雅·黄鸟篇》：“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只言粱而未言稻。看来不可能是“疏忽”，而是因为“粟”与“粱”有矛盾。请看他对“粱”的考证：“但‘粱’是什么呢？”接着他引用了《说文》等5种古人的注疏：“粱，米名也”；“好粟也”；“好粟也”；“粟类，善者”；“米名”。然后得出结论：“据此看来，自汉以后，都以为粱是小米的一种，是一种精米。这是对的。”可是，他最初却说：“程瑶田：《九谷考》既以稷为高粱，遂不得不以粱为现今的谷子了。”“小米”与“谷子”有什么区别？他的意思是“稷”只是普通的“粟”，而“粱”是“好粟”“精米”。再好的粟也是谷子。比如我们山西的“沁州黄”是给朝廷的“贡米”，与普通谷子相比，并无本质的区别。既然他认为“粱是小米（粟）”，程瑶田也认为“粱是现今的谷子”，如何能证明他就是对的，程瑶田就是“大错”？我是看了《尔雅翼》才晓得“粱”是“粟”：请看罗愿的说法：“粱，今之粟类”。“古无粟名，则是以粱统粟，今粟与粱功用亦无别，明非二物也。”罗还有一句：“粱是其类内则曰饭：黍稷稻粱。” 我的理解是，古代“粟”是纯书面语，口语不叫粟，直到宋代，还有许多人把粟叫做“粱”。另外，粱还可以泛指“黍稷稻粱”，也就是凡脱壳成米的谷物的总称。还有，《小雅·小宛》里面有两个“粟”字：“率场啄粟”“握粟出卜”。这两个“粟”字不可能也是“疏忽”了吧？他把“黄茂”给疏忽了，还可以理解，这明明白白地两个“粟”字，怎样会疏忽呢？其它谷物，多几个少几个都无所谓；但对“粟”，一点儿也不应马虎，因为他的立论就是“中国古代无高粱；稷是粟”。若不是现在有电脑，我压根儿不晓得《诗经》里不但有粟，而且名称最多；在我的谷名表中，谷子的名称或品种就有8个：“粱禾谷（榖）粟”既可特指，又可泛指（“粟”的泛指，见管仲《治国篇》）；“穈芑”是粟的另类；“百谷”是泛指；“粻”（zhāng）仅指成粮，不指庄稼苗，在此诗中次要指“军粮”；“百度”释文为：古时由富户捐助赈济饥民之米称为粻。也许有人会说：“一物多名”嘛，把“稷”说成“粟”，无非多一种称谓。这就麻烦啦！五、含“稷”的诗被“考”得使文学家都语无伦次！我是从《古文岛》中随意择几篇含有“稷”的诗句及其译文、正文，并加上我的评语，请读者看看，“稷”能否“粟”：例1.《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译文：看那黍子一行行，高粱苗儿也在长。注：稷：古代一种粮食作物，指粟或黍类。笔者评：如果“稷”是高粱，译文就很好；但注就是错误。例2.《唐风·鸨羽》：不能蓺稷黍。译文：不能回家种五谷杂粮。注：蓺（yì）：种植。稷：高粱。黍：黍子，黄米。笔者评：译文含糊；正文却清楚。例3.《小雅·楚茨》：我黍与与，我稷翼翼。译文：我们的小米长得茂盛，高粱在地里排得划一。注：无。笔者评：译文把“黍”译为“小米”，应为“黄米”；无注解绝非“疏忽”。例4.《小雅·甫田》：黍稷稻粱。译文：年年小米稷稻粱五谷丰登。注：谷类作物。笔者评：此例最滑稽，译文把“黍”译为“小米”，后面的“稷稻粱”无解释。四种谷却是“五谷丰登”；注等于不注。恐怕“黍稷稻粱”这4个字连齐老先生也解释不清楚！在《诗经》里含有“稷”字的诗共有11篇。请读者品尝一下，这些《诗经》的译注者应该都是我国当代的文学精英吧，怎样竟然语无伦次呢？是“智障？还是思维混乱？“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的“经典”，把它搞成这个样子，如何世代薪火相传？我如果不是费了几天功夫“考”，做梦都想不到问题有这么严重！几乎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请那些权威高粱专家们来看一看，想一想，周朝的“稷”是什么？能不能还要坚持“稷是粟”！六、《诗经》里考出我国古籍里最早的稗想不到《诗经》里也有野生高粱“稗”的记载，不过写做“粺”（稗的异体，或把稗碾成的米）。《大雅·召旻（mín）》是大雅最初一篇。共七章，下面仅择录第五章：原文：维昔之富不如时①，维今之疚②不如兹。彼疏③斯粺④，胡不自替⑤？职⑥兄⑦斯⑧引⑨。译文：昔日富有今日穷，时弊莫如此地凶。人吃粗粮他白米，何不退后居朝中？情况越来越严重。正文：①时：是，此，指今时。②疚：贫病。③疏：程瑶田《九谷考》以为即稷，高粱。④粺（bài）：精米。⑤替：废，退。⑥职：主，含有“此”意。⑦兄（kuàng）：“况”的假借。⑧斯：语助词。⑨引：延长。查了多个版本，不同之处就是对“疏”的正文：有的说是“高粱”；还有说是“粗粮”；而这个注，不但说是“稷”、是“高粱”，而且特别提到程瑶田的《九谷考》。查“粺”的释义：“百度”：1.精米。 2.古同“稗”。《辞海》：一一石粗米舂九斗的精米。《诗·大雅·召旻》：“彼疏斯粺。”毛传：“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二稗的异体。

图3 稗与高粱种子比较对这首诗，我有不同看法：古代早已有“稗”，也就是野生高粱。笔者是我国第一个提出稗是野生高粱者。既然“粺”“古同稗”是“粺的异体”，我认为“粺”就是稗脱壳成米，即“稗米”。比如小米就是粟脱壳成米，也叫“粟米”，稻米雷同。既然“稗”与“粺”读音都相同。李时珍给“稗”下了个很精确的定义：“稗乃禾之卑贱者也，故字从卑。”那“粺”自然也应该是：“粺乃米之卑贱这也，故字卑。”怎样“卑贱的米”，摇身一变，就成了“精米”“白米”了呢？那些编者不晓得稗就是野生高粱。不知者不怪。再说“疏”是什么。唐诗里有“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说是“粗粮”就很合理，可是周朝的“粗粮”是什么？“粟”，现在叫粗粮，古代却是“嘉谷实也”；若说是“高粱”吧？那可是程瑶田的“大错”呀，程瑶田已经被“打倒”[10]啦。可是这首诗是要“登大雅之堂”的呀！于是，有人才想起了程老先生，引用程瑶田的《九谷考》。再说这五句诗，我认为不是“讽刺”个人的，而是真实反映了周幽王时期那些中小贵族官员的处境的。从全诗看，当时的社会情况已是每况愈下，今不如昔；可是这一章偏偏把“彼疏斯粺”译为“人吃粗粮他白米。”我觉得可能译反了，把“粺米”当做“白米”啦。既然“疏”是高粱，“粺米”就不可能比高粱好吃。我没有尝过，估计口味跟高粱差不多，区别就在于：高粱是谷物，要种，产量高；稗是野草，没人种，产量太低，需要采集（见图3）。到汉武帝时才命典农官多种稗，以备“凶年”。在“人吃粗粮他白米”中的“他”，只能指个人。由于译注者不晓得“粺”是何物，只好这样翻译。“彼疏斯粺”四个字，平仄相反，对仗严谨：昔日吃高粱，今朝尝粺米。不如退朝回家去，往后日子更困逆！对一首诗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但对同一首诗的译、注、解，竟然各吹各的调，口径不统一，成何体统？这种现象我还从未见过，这让读者如何理解？这种现象何以能够存在？更使我意想不到的是，《诗经》里也有“稗”的记载。在此之前，我已经从我国的古籍里查到10部（篇）有关稗的记载，今天又有新发现，而且很可能“创纪录”，距今大概2800年。比战国时期的孟子约早500年。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稊（tí）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关于野生高粱，除了已被收进《后稷文化论集》的文章，笔者今后还会有专文论述。七、齐思和“打倒”程瑶田是历史的错误有人说：“齐思和打倒了程瑶田这个‘学术权威’”[10]，不由让我联想起“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打倒程瑶田”是历史的错误！其它问题且不说，光在《诗经》研究和传播方面带来的混乱就不可低估。但，我并非要“打倒”齐思和，而是认为他有错误；现在对他的历史观和考证方法进行客观地分析，同时也是向他学习，参考他的某些观点：（一）自汉以后“后稷”跌落神坛，“稷”被冷落，稷逐步被“粱秫”所取代通过对《诗经》谷名的考证，证明《诗经》里不但有黍、有稷，而且有粟。这一结论跟山西农科院古世禄等人的说法完全一致：“粟、黍、稷在前汉及其以前古文献中并无混淆，也根本没有稷即是粟的现实存在。”[11]。齐先生说：“黍和稷都是古代普遍种植的谷类。”“稷这名词自汉以来，已经不用了。”这两句话，除了对稷有不同的理解，非常正确。“稷”在《诗经》里出现的概率与“黍”几乎相同，问题就在于，为何自汉之后“稷”字逐步不用了？其中必有缘由。笔者认为，到汉代及以后，“社稷”这个词被保留了下来。虽然以后历代朝廷每年都要派官员来稷山祭祀后稷，但越来越流于方式，最初连朝廷命官也不来啦，只好由县宰代祭，可以说“后稷”逐步跌落神坛。再后来的王朝都不会承认后稷这个“姬姓”祖先，因而，除了稷山人还惦记着后稷，其它地方没有几个人知道后稷。后来人对后稷崇拜的热度就越来越冷淡，“稷”逐步被淡化，也就是被边缘化了。同时也被某些人钻了空子，把“稷”与“粟”给混淆了。这一点古世禄等的文章已经讲得很清楚。自汉之后“稷”字逐步消失，“高粱”一词还没有普遍出现，后人便以“粱”“秫”取而代之。已故南京农业大学著名教授胡锡文有一篇文章就是《古之粱秫即今之高粱》[12]。我查阅了两本最早的农书，正是这样：1.《氾胜之书》[13]是我国第一部农书。氾（fàn）胜之是西汉末年成帝时的人，他的书中只写了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等十三种农作物。虽然其中既没有“粟”，也没有“稷”，实际是“一物多名”，用了其它名称。如“禾”，现在一般多泛指粮食作物，如：“锄禾日当午”；但在氾书中的“禾”就是特指“粟”；虽然书里没有“稷”，但文章中有“秫”与“粱”，即两种高粱。如：①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卷五禾）；②稗中有米，熟时捣取米炊食之。不减粱米；又可酿作酒。（卷九稗）。①是说种庄稼要讲究时辰，那是古人的迷信。其中的“禾”就是特指“粟”。还有个“秫”：《说文》秫，稷之黏者也。②是把野生高粱“稗”（不是稻田里的稗子）当做一种农作物，说用它的米做饭，不比“粱米”差。这个“粱”不可能是粟，因为已经有了禾，只能是高粱，完全证明汉代就有高粱。2.《齐民要术》是我国第二部农书，作者贾思勰是南北朝北魏时人。也摘其中两句：①凡秋收之后，牛力弱，未及即秋耕者，谷、黍、穄、粱、秫茇（bá草根）……；②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qiāo yì）高悬之。这两句话的5种谷物完全一致。“谷”与“粟”都是指“谷子”；“黍”，古今无争议；“穄”（jì）我已经论证过，是与黍类似的糜[2]；而“粱”“秫”，只能是“粳”“糯”两种高粱。关于“劁刈高悬之”，限于篇幅，我仅简述：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选种”方法，即在田间把纯种好穗子割下来，拿回家，高悬起来，直到第二年作为种子。但在5种谷物中，只要高粱因植株高大，必需要先割穗子（稷山方言叫“鹐”qiān）。恰恰证明北魏时高粱的种植很普遍。其它4种，连秆子收割回来，也能选种，不需要“鵮”穗子。东汉的许慎编写出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简称《说文》。《说文》：“稷：��也。五谷之长。从禾畟声。”“粟：嘉谷实也。从��（tiáo）从米。”许慎讲得非常清楚，并没有说：“稷，粟也”“粟，稷也”，没有搞“互训”。为什么许慎说“稷，��（zì）也，五谷之长”呢？请看罗愿关于“稷”的说法：“稷者五谷之长。故，陶唐之世名农官为后稷，其祀五谷之神与社相配。亦以稷为名，以为五谷不可遍祭，祭其长。”可见，“稷”在古代的地位非常尊贵，罗愿把“稷”“后稷”“社稷”联系在一起，充分证明“稷”与“后稷”的关系密不可分，没有“后稷”就没有“稷”！当然，古人对后稷搞“个人崇拜”，我们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假如历史上没有后稷，会不会有高粱？我认为还会有，但名字不可能叫“稷”。不过，这样的历史事件并没有发生，因而，我仍是坚持“没有后稷，就没有稷”。可以说：在周朝，“稷”既是他们的祖先，也是一种植株高大、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另外，我非常赞同齐思和先生关于“稷”是周族的“图腾”的说法：周人以后稷为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为国家的意味，可见周民族与稷的关系之密切。稷为谷名，而周人以为始祖，稷大概是周人的图腾。在我的文章[2]中也说：如果把“稷为五谷之长”的“长”字，仅仅理解为植株高大，不免有些偏颇；高粱属于“春种秋收”的作物，在秋粮作为中只要高粱的生长期最长，加上植株高大，通过光合作用，果穗内积累的无机物质最多，在古代其产量就最高。（二）我国北方先民最早驯化的谷物是粟，高粱的驯化则较晚我国南方的稻与北方的粟，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驯化、培育的粮食作物。连他们的名字都相同。南方人把稻叫“谷”，脱壳叫“米”；北方也是把粟叫“谷”，脱壳也叫“米”。只要当两种米需要区别时，才叫“大米、小米”。也正因为此，人们把所有粮食作物都称为“谷”，这才有所谓“五谷”“百谷”之称。齐思和说：“程氏硬认高粱为稷，又硬以谷子为粱。不知稻、粱为古代极珍贵的食粮，而谷子乃是北方极其便宜普遍的食料。程氏所言，实与现实违谬，其误三。”这一点最具迷惑性，但不宜说有“欺骗性”。人常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各取所需，各有各的立场和观点。要把这一点讲清楚，需要多角度论述。据卫斯1994年《古今农业》02期的一篇文章[14]，我国考古发现的史前出土的粟的遗址就多达44处；其中最早的是河北磁山，距今已8000多年。这么多谷子出土的遗址，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大多数都是在后稷出生之前。时空差距太大，齐先生硬说稷是粟，合理吗？

图4 晋中、稷山、野生高粱株高

与“轴延体”长度对比

据卫斯的另一篇文章[9]，我国最早考古发现的高粱遗存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万荣荆村遗址。这个地点和时间与后稷生活的年代最为接近；另有郑州大河村（我认为是稗的种子）、甘肃民乐等处，连同卫斯本人1978与1982年在平陆县西延村和南盘村两座汉墓里发掘出的一碗高粱米和两个高粱外稃，共有14处。虽然时间远比谷子晚，数量也少得多；但毕竟是在我国土地上出土的，充分证明我国古代有高粱！尤其万荣荆村就在稷王山下，而且2019年后稷出生地附近也发现了野生高粱。这充分证明稷王山附近古代就有野生高粱。是后稷与其前人及其同代人，在对高粱的驯化、栽培方面有严重贡献，因而“后稷”与“稷”的关系密不可分。写到这里，我插叙齐思和的几句话：“大凡某一谷类在某一地还有许多野种和别种，那这个地方可能是最早艺植某一种谷类的地方。谷子的野种如稗、荑、莠之类，现今在北方还散布甚广……”齐老先生能提到这一点，已经实属难得。他说“稗是谷子的野种”，实际与谷子相差甚远，是野生高粱。遗憾的是，他只是从别人的书上抄的，没有亲眼看见过，更没有亲手实践过。如果他能亲眼看见了“稗”，再亲手做过实验，肯定就不会再坚持“稷是粟”了！人常说：“耳听千遍，不如眼看一遍；眼看千遍，不如手做一遍”。笔者不但在我国的土地上发现了野生高粱、从古籍里找到野生高粱（稗），而且用“土办法”搞了10余次试验，应该最有发言权。我在这里仅把一组试验照片流露一下，证明我对本人的言论是担任认的（见图4）。再纠正一点：“莠”不是“狗尾草”，与谷子最类似。笔者在2016年对这两种野草进行了3-6个月的调查，证明“莠”不是粟的野生祖本。“荑”读tí（又读yí），《诗经》里两处提到“荑”，但都是用一种野草比喻女人的优美、娇美，跟谷物的野生祖本无关。“荑”有几种异体，其一是“稊”，罗愿把“稊”与“稗”视为同类，用“稗”概之[2]。请读者想一想：西安半坡与稷王山哪个与后稷的活动最有关系？“稷”与“粟”哪种谷物与后稷的劳动创造最有可能？我过去有个比喻：若稷是粟，后稷就是一条虫；若稷是高粱，后稷就是一条龙。你就笨想：假如凡是“发明”粟的人就叫“后稷”，那就是“神州遍地皆后稷”；如果说是后稷发明了“稷”，那历史上只要一个，没有第二个。（三）齐氏硬把稷说成是最便宜的粟；而硬把“稻、粱”说成是极珍贵的食粮，与历史现实违谬。齐思和两次三番地说：“程氏硬认高粱为稷，又硬以谷子为粱。不知稻、粱为古代极珍贵的食粮，而谷子乃是北方极其便宜普遍的食料”。现在且不说“稻”。笔者很不理解，同一个“粱”，程说是“谷子”，就是“极其便宜的食料”；而齐也说是“粟”，就成了“极珍贵的食粮”。这是什么逻辑？既然粟有优劣之分，稻也不可能全是珍品。太原的晋祠大米确实比其它米好吃。天津小站米也是贡米。任何谷类都有优劣之分，为什么他偏要把“粱”再分为“贵粟”与“贱谷”呢？实际上从他的行文中也提到《小雅·甫田》和《唐风·鸨羽》，这两篇里都有“黍稷稻粱”，因为他无法解释“稷”与“粱”各是什么，以致使那些文学精英们对“黍稷稻粱”的译、注竟闹出了笑话。我对“稷”与“粟”的认识，也是逐渐摸索的。最后认为“稷、粟”是书面语名词。在对《诗经》调查之前，还以为可能在“国风”里出现的次数少，在“雅颂”里出现的多。调查结果，完全颠覆了我的认识！“粟”只要3个字，都在“小雅”里；“大雅”里的“黄茂”实际是“粟”，还有一个“禾”，也肯定是“粟”，还有“穈”“芑”也是粟；但国风里没有一个“粟”字，《魏风·伐檀》和《豳风·七月》共有5个“禾”都是泛指，不一定指粟。“黍”与“稷”出现的概率最高，齐先生与我的统计数字，大体一致。据我的统计，在“风雅颂”里的次数分别是：黍：8，11，5；稷：6，10，5。看来，“稷”在周朝及其以前，根本不是书面语名词，民间与贵族都使用。在古代，“稷”（高粱）与“黍”是平起平坐的高贵食粮，其地位甚至超过黍！正如齐先生所说：稷是周族崇拜的图腾！笔者认为，在上古时的尧、舜、禹、后稷，还是原始氏族社会，这几位古人都是普通劳动者，如尧能与击壤者聊天、舜耕历山、大禹治水、后稷教稼，他们所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稷”的口味最差，但产量最高（见下文）。“民以食为天”，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与自然界的斗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人们最最少的要求就是要填饱肚子，只要“稷”才能解救啼饥号寒的广大人民群众！古代次要的谷物是“稷、黍、粟”，“粟”相对比较少，即便把“粟禾粱谷”都加起来也比“稷”少。难怪，后人把后稷当做“救星”、当做“神”！退一步说，就算当时的贵族奴隶主不吃高粱，奴隶们也要吃饭吧？如果把奴隶都饿死了，谁养活他们呀？ （四）齐氏对我国古代高粱缺乏深入考查，“稷是粟”纯属唯心臆断。这一部分，我要分几个层次来论证：1.我国高粱的普遍存在，绝非只要近百年的历史。《王祯农书》是我国第三部农书，是第一次写了“高粱”的，不过他是用的是“薥黍”二字；是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纪昀等在前面加的按语中有“高粱”二字。王祯（1271－1368）是元代山东人，该书卷七的谷物有粟、水稻等15种，而把“薥黍”排在第12位。没有“稷”“粱”“秫”。虽然只要80多个字，我觉得写得非常精彩，写出了这种高粱的特色。仅从“穗大如帚，其粒黑如漆”这几个字就可判定是我说的“䵚黍”。现摘其中两句，第一句是：“其子作米，可食，余及牛马，又可济荒。”这句话委婉地道出了高粱的缺点——难吃。为什么单单高粱才能“余及牛马”？因为人们都是“有好的不吃赖的”，谷子、麦子和稻子好吃，轻易“余不下”，只要高粱，剩下的就喂牛马。另一句就是“亦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阙也。”其它谷物人吃饱了就不挨饿，按理说也可以“济世”呀，为什么王祯不提呢？高粱的最大优点就是“高产”，比较能抗旱涝。在平常年份显不出高粱的特色；而遇到“大俭”（灾祸）之年，其它庄稼都严重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关键时辰显真功，只要高粱才能“济世”！因而，我认为不是“亦”，而是“唯”，不是“之一”，而是没有“之一”！齐先生也看到了《王祯农书》，但跟我的读后感却完全相反，他的读后感是：“薥黍虽然自晋以来即有，但直到明季，它仍是一种备荒的植物，种植尚未普遍。高粱在北方和东北的大量种植，乃是近百年的事，而程氏竟认为是古代极普通的稷。”齐的第一几句就很不严密，他前面刚说了“”怎样此处又说“薥黍虽然自晋以来就有”？实际上我国的高粱自古就有（约5000年），绝非“乃是近百年的事”。清代程瑶田的《九谷考》成书的年份，有人考证是“1785”年，齐思和的文章首发是“1949”年，光这两个年份的差就有164年！王祯《农书》在元代已经普及到“农家不可缺也”。就算到元代，也超过了600年！关于“稷粟之争”，大概也争论了2000多年，怎样能是“近百年”的事呢？笔者2020年给某期刊投稿《我国最陈旧的高粱品种：䵚黍》，随即收到该刊收稿编辑徐先生的来信，对我的稿件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很多民间才能具体知晓的粮食物种问题确实值得关注，您的论述结构层层推进，还有大量图片佐证，非常难得”；但最初未能发表，给我赠送了他们两本刊物。这我已经很满足。再后来，我又给该刊投稿《中国高粱可能源于稷王山下》，该期刊很注重，找了一位“编外”专家评审。这位专家与我的观点相左，提出了7点“反对”意见，第一点就是“稷是粟已是学界公认”。从这一点看，该专家好像是齐的“忠实”门徒。不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用古世禄等研究粟的专家的话回答了他。但该专家对“䵚黍”与我有共识。现在我也用“它山之石，可以为错”，照搬这位专家的话，来纠正齐先生的错误，该专家研究考证的结果：关于“䵚黍”一词，最早记录是在北宋《集韵》中，原文为“土皓切，音讨，关西呼蜀黍曰“䵚黍”。该名称次要见于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写法不一，文献中也未发现这一名称的来源。但是，《本草经注》有“（䵚黍）荆、郢（yǐng）州及江北皆种此，其苗如芦而异于粟，粒亦大”的记载。后来胡三省在注解《资治通鉴》中谈到过这种作物，说当地人称它为“讨黍”，湖北一代可能更早有“讨黍”这一称谓。关于“䵚黍”二字，我是从网上查到《康熙字典》里有“䵚”，觉得这个字既是形声字，也是会意字，还是“合成字”，此后，我便采用了“䵚黍”。多亏这位专家，我才晓得原来出自《集韵》（肯定不是最早）。《集韵》是北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由丁度等编辑出版的，距今已近一千年。高粱的另一个别称叫“乌禾”。据我考证，乌禾这一名称要比䵚黍更早。南朝有个陶弘景（456—536），通晓医药、炼丹。不愿做官，遁入深山，人称“山中宰相”。李时珍说“弘景曰”：“稗，子亦可食。又有乌禾，生野中如稗，荒年可代粮。……”这位专家大概没有调查《本草经注》是谁的作品，是什么时候写的；据我考查，是陶弘景的著作，距今更超过1500年！不知该专家能否还坚持“稷是粟已是学界公认”的“真理”？陶弘景不但对我国的高粱有记载，也对“野生乌禾”有研究，充分证明我国的高粱是我国古代先民独立选择、驯化、培育的。高粱这个陈旧品种存在的时间之久，地域之广，现代许多高粱专家根本料想不到！绝非“乃是近百年的事”！连“近千年”都不止！！2.齐老先生对高粱不屑一顾，对其产量只字未提。齐先生说：“但直到明季，它仍是一种备荒的植物，种植尚未普遍。”这话也经不起推敲：既然它的种植都尚未普遍，又何言用来备荒？那种“贵粟”不是很高产的嘛：“在北方五谷中，以谷子每亩的收获量为最丰，丰年每亩可获五六百斤，比麦子、黍子几多一倍，所以是一般人的食粮。”（见齐批程之七）齐先生开头引用了《王祯农书》35个字，却没有一个字是“王祯”的，而是另一版本的编者按语（比《四库全书》按语多12个字）。不过，他基本抄录了原文：薥黍，春月种，不宜用下地。茎高丈余，穗大如帚，其粒黑如漆，如蛤眼。熟时收割（原文为“刈”）成束，攒（cuán）而立之。（省略了几种用处）亦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阙也。但他对这些话无一字置评，恐怕没有留意“粒黑如漆”4个字，不然就不会说中国高粱只要“红白”二种。“饱汉不知饿汉饥”，他对这种可以“济荒、济世”的谷物的态度之冷漠，可见一斑！齐先生提到了粟在丰年的产量，但没说歉年如何，尤其一字不提高粱的产量，这是不公平的。笔者看到1994版《稷山县志》[15]里一张解放后本县小麦、玉米、高粱与谷子4种次要粮食作物的产量表。于是通过计算，求出解放后1949-1968连续20年4种次要谷物的平均亩产的“特征值”：即最高、最低、平均及三年困难时期的数据（附表略）。高粱20年的亩产平均值为111.35公斤/亩，遥居榜首，几乎是谷子的2倍！其它则是：小麦63.54；玉米96.00；谷子60.50。即便在三年困难的1960-1961年，其它作物都减产，唯独高粱不但不减产还减产。我之所以选取这20年，是因为稷山县高粱的主产区在汾南，而汾南在这20年内没有任何水利设备，完全是靠天吃饭；再一个缘由是小麦、玉米频频换种，而高粱与谷子一直是传统品种，直到1969年才引进“晋杂5号”高粱。这4种谷物的生长条件并不平等。无情的数据证明：稷绝对是高粱不是粟！其实你就笨想：高粱的口味最差，它若再没有任何优点，谁种它？很遗憾，某些人就是不情愿从这方面想。3.齐先生认为“高粱是外来之物”的理由几乎荒诞无稽！齐先生说“稷这名词自汉以来，已经不用了”，这句话非常正确，但“解铃还须系铃人”，为什么不用了？他没有向读者交代，能否有难言之隐？然后就提出“外来说”：中国文字是单音的，因之凡中国原有的草、木、虫、鱼，几乎都是一个字的单独名词，而外来语则或者就中国原有的名词而加以形容，如胡桃、倭瓜之类，或直译原来的音，如萝卜、蒲桃之类是。蜀黍是属于前一类。全是借中国原有的名词而加上一个描述字，以其似粱而高，遂为高粱，或似稷而高如木，故称它作木稷，以其似黍而种来自蜀，所以名之为蜀黍。我是从刘夙的文章看到程瑶田与齐思和的[10]。刘先生没有说明齐思和“打倒”程瑶田的缘由，我还以为有多么高深的理由；现在才找到原文，原来齐老先生就以这个缘由断言我国的高粱是“外来的”呀？“稷”本来就是单音节词，到了汉代，皇帝姓刘了，因而，人们逐步不使用“稷”了，而改为“粱、秫”等。“稷”作为高粱的“基因”，有时还保留在某些别称或方言俗称里，如“木稷”“黍稷”“芦稷”等。尤其在潍坊方言里把散穗高粱叫做“稷子”（黏的叫“黍稷”），这恰恰证明高粱就是“稷”！齐先生说“高粱”是因为“粱”前面加了个描述词“高”，就证明它是外来语。那么“黄粱一梦”的“黄粱”能否也是外来语呀？宋代罗愿对“粱”的释义有广狭二义：广义“粱”泛指“黍稷稻粱”；狭义单指粟。西晋杨泉“物理论”把“百谷”分为“梁稻菽蔬果”5类各20种的说法，固然有些穿凿，但把“粱”作为一类谷物的名称是合理的，而“高粱”就是粱（粮）类中的最高者，连民歌都唱道：“五谷里的田苗子，唯有高粱高”。因而，把“稷”叫做“高粱”何以证明就是外来的呀！王祯的原文是“薥黍”。有些植物的名称是双音节，如还有个“薥葵”，齐先生的谷名表中不是也有个“荏菽”嘛；《大雅·生民》也有个“黄茂”。不知是谁、什么时候把“薥黍”改为“蜀黍”，现在已经商定俗成，普遍认为高粱叫“蜀黍”。因而，有人就“望文生义”“以其似黍而种来自蜀，所以名之为蜀黍”。齐先生又进一步推论“蜀黍”就是外来的！这太荒诞无稽了吧？至今没听说四川哪个地方有考古发现的高粱遗存。就算有，“蜀”是外国吗？齐先生的话，我是一字不落地照抄，也许是我愚蠢，看不出哪个字能体现出我国高粱是“外来的”。如果说“粱”前面加了“高”就成了“外来语”；那“蛇”也是单音节词，山东人管蛇叫“长虫”，能否也是“外来语”呀？另外，他前面说的两种外来物名，倒是没有错，但所举的4个例子，不够典型，不免差强人意。比如“胡桃”，我查百度是：中国人过去不断认为核桃是汉代张骞从西域传入的，但现今的研究表明：核桃不是一地而是多地起源的植物，中国也是原产地之一。胡桃科植物在中国有7属28种，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原产于我国的有4个种，胡桃楸、野核桃、铁核桃和河北核桃。“倭瓜”，如果写成“番瓜”，前面有个“番”还可理解为外来的，一般人叫“南瓜”，我们稷山话却叫“北瓜”，偏偏潍县话就叫“倭瓜”，这就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来自日本。而且能否一定来自外国，我觉得中国未必不是原产地之一。再如“萝卜”，有两个版本：一是“萝卜”，一是“萝贝”，估计齐的原文应该是繁体“蘿蔔”。他说是外文直译，是哪种外文？我认为萝卜就是我国自产的，如果萝卜是外来的，那“胡萝卜”如何解释？齐先生是《毛诗》研究的专家，正好，请看《毛诗》：《邶风·谷风》有“采葑采菲”。注：葑（fēng）：蔓菁也。菲：萝卜之类。另外，中药名叫“莱菔”。还有“蒲桃”（葡萄），现在一般人都认为是从西域传入的。查有关材料我国也有近缘植物，如“野葡萄”“山葡萄”，我们本县也有一种“牛葡萄”，其特征与葡萄完全属于同科同属，证明我国也有野生品种。《王风·葛藟》有“绵绵葛藟”，注：葛藟（lěi）：藤类蔓生植物。即野葡萄。不过，齐思和的文章写于建国前夕，当时“胡桃”“蒲桃”都认为是从西域传入的，就算是“相对真理”。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的思维逻辑问题。既然现在科学研究结果证明核桃原产于多地，为什么有些人就敢断言高粱只能来自外国？笔者2018年5月份有一篇文章就提出：①我国北方虽然没有人发现什么野草跟高粱有类似关系，但说不定在某些地处偏远、人迹罕至、尤其专家们的脚印未到的地方，或许就有野生高粱。②我基本不赞同世界文明的单元性和单源性，而主张其多元性和多源性。结果，73天之后，我就在禹都公园里发现了野生高粱！这大概就是“天助我也”！4.据我考证稷山县在春秋时期是晋国的“高梁”邑。我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古代稷王山就是“高梁”——高高的山粱。曾提出“高粱”的名字可能与稷山县的古地名有关，但跟其他朋友商量，意见有分歧，我也不坚持地名与植物名有必然联系。现在我觉得“高粱”是“粱（粮）中最高者”就很合理。提出植物名与地名的说法，反而容易引起误解或曲解。因而，我将把对稷山县古代地名的调查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地名研究成果。文章很长，三言两语说不清，不宜在此处讨论。（五）由于时代的发展，粟被后来历代政府所控制，使稷与粟发生“倒位”。我国古代“四大农书”，没有一个人敢把粟排在第二位。“稷”本来地位很高，后来遭到冷落，其缘由除了前面讲得，还有两个：第一就是由于受历代政府的操控，使谷子稳坐第一把交椅。关于这一点，齐先生毕竟是历史大家，知识渊博，说的非常精确：“因为小米自古至今是华北最普遍的食粮，所以历代以它为物价的标准，为薪俸的单位，为买卖的媒介，由国家来存储，来控制，来支配。”笔者也是在研究县志时，逐步摸索到这个缘由，与齐先生的观点已经十分接近。现在把我此前的一点体会抄录如下：万历十三年，对全县所有土地按类进行了丈量，并计算出夏税13491.3石（dàn）；秋粮40465.3石；粳米32.5石等三个数字。按这组数字计算“夏税”（应指“小麦）”仅占总田赋的1/4。不过，这是“田赋”数据，并非实产比例。如果按实产，可能小麦连1/4也占不到。比如，解放后我们稷山农民交爱国粮，全部是麦子，稷山人民把麦子贡献给国家，本人吃秋粮。古代也有“非农业人口”，那些政府官员、军队官兵，还有商人等，能让他们净吃高粱吗？当时的“官仓”里储存的肯定次要是粟，其次是麦，估计高粱很少。在晋南小麦成为“第一谷”的时间估计超不过一百年。第二个缘由就是由于人们的“世俗偏见”，对高粱另眼看待。正因为高粱的口味差，某些人总是不把它当做一种普通粮食，更不认为是“济世”之谷，只配“备荒”，“喂牛马”。笔者1983年杜撰的一则“文言寓言”《猫鸱列传》，从未公开，虽然有点搞笑，但比讲“大道理”通俗易懂。现只说大意：古，鼠患猖獗。或自山中得二奇兽，专食以鼠。名之曰猫、曰鸱（chī）。后来猫司昼，鸱司夜。再后来，因为鸱遭到主人的误会和猫的献媚、进谗，最初被逐出家门。从此，本来是同种动物，一个成“兽”，一个为禽。最初的结语是：“鸱因得恶名，而蒙千古不白之冤。虽近世之专家解剖甄考，屡屡鸣乎不平；然世人陋见，根深蒂固，终无以正名矣！”“鸱”即“猫头鹰”，稷山话叫“鸱怪子”。本地有个歇后语：“鸱怪子叫明哩（啼晨）——没好事！”当然，猫头鹰遭人冷遇，跟猫没有关系。它们都是“捕鼠专家”。只因猫头鹰是“地下工作者”，人类对它们缺乏了解。现在用猫与鸱比拟谷子与高粱，有类似之处；但有不同。对猫头鹰的误解只是一般群众的“陋见”，现代的动物学专家肯定不会；而对高粱的误解，次要是当代一些高粱专家。但其本质没有什么区别，从古至今，在科学界，是与非、真与假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八、齐思和掀开了我国现代高粱研究的序幕，是先行者！他老人家解放前留学美国，又回到祖国，就凭这一点，就证明他是爱国者。我不是搞历史研究的，估计他在我国历史研究中肯定有严重贡献。但他在对周族起源及高粱问题上跟我的观点不同，这也是正常现象。我要感激社科院先秦学会能把齐思和的“谷名考”节选《<诗经>中所见的谷类——稷》与笔者的拙作同时收入《后稷文化论集》。这本身就是一种“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治学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程瑶田虽然在稷是高粱这个问题上，占据了近百年的“统治地位”，不应该被“打倒”；但一个是他本人的知识和研究能力无限，尤其受时代的局限，清代的中国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最腐朽的历史时期，我国在科学文化领域早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可以说，我国对高粱的研究已经走进“死胡同”，已经构成“死水一潭”。这时非常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打破这种沉寂，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带来新的气象和新的生机。而齐思和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先行者”。他是留学美国的，已经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思想。如他所说：现在西方学者对于欧、美、西亚、印度各种谷艺植的起源，已有详细的调查。惟有中国，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发源地，但没有详细调查，以致西洋人独对于农业的起源，犹很模糊，我们的科学家们真该当努力了。我想每位读者，当读到齐老先生这几句话，能不为他的一片拳拳爱国之心所感动吗？但我认为他的研究方向有错误，也是遭到一定局限，比如他虽吃过高粱，但吃得太少，对我国高粱的种植历史了解得很少，长期从事历史教学，缺乏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他认为周族起源于西北，也许有历史的缘由，还可能跟他所接触的社会关系有关，比如他说：前些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在陕西岐山县古代周原附近的斗鸡台发现新石器文化。据该所研究员苏××对我说，他在此地的瓦鬲中发现谷子粒。因而就先入为主地认为稷就是粟，周族是由西北起家等。另外，他提出“高粱是外来的植物，中国无此谷”，很可能不盲目地已经遭到高粱原产于非洲说的影响。但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抄袭任何外国人的所谓“研究成果”，并要求“我们的科学家们真该当努力了”。 图5 两种高粱极可能不同源齐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建国前夕，他又是从美国回来的、是当时著名的大学教授，由他这“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后辈的一番高粱研究热潮。尤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打开了国门，使我国对高粱的研究能与世界高粱研究接轨，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有许多有志青年，在高粱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高梁杂交品种的大量出现；高梁栽培技术的提高等等。另外，我认为我国确实存在两种高粱，即密穗的红高粱与散穗的黑高粱[1]，这两种高粱极有可能不同源，甚至存在生殖隔离现象（见图5）。在科学上常有“歪打正着”的事情发生。虽然齐老先生不承认我国古代有高粱；但我国极有可能存在外来的高粱。因而，他的文章对解放后我国出现的高粱研究成果和热潮，确实起到一定推动作用。齐思和“打倒”程瑶田是个历史的错误，但迎来的是我国高粱研究的空前发展。现在齐老先生的路也走进了“死胡同”，他作为许多年轻学者崇拜的“外来论”的鼻祖，已经对我国古代能否有高粱的继续深化研究构成阻力。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要“打倒”他，而是纠正他的错误，汲取他的某些成果（如“图腾说”）。假如今后有一天，也有人把我当做高梁研究的阻力，要“打倒樊喜庆”了，我一介草民竟然能遭到像程瑶田、齐思和一样的“礼遇”，那是我的荣幸。到那时我将是“待到山花烂漫是，她（我）在丛中笑”！那一定是我国高粱研究又进入更高的历史阶段。附：笔者所考篇名：按“风雅颂”所含谷名及出现次数多少陈列，共计38篇。《豳风·七月》黍1稷1菽2稻1禾2麻1苴（麻籽）1麦1百谷1；《唐风·鸨羽》黍2稷2稻1粱1；《王风·黍离》黍3稷3；《魏风·伐檀》禾3；《魏风·硕鼠》黍1麦1；《王风·丘中有麻》麻1麦1；《曹风·下泉》黍1；《墉风·载驰》麦1；《墉风·桑中》麦1；《曹风·蜉蝣》麻1；《陈风·东门之池》麻1；《国风召南·草虫》薇1；《小雅·甫田》黍3稷3稻1粱2；《小雅·黄鸟》榖1粟1粱1黍1；《小雅·小宛》菽1粟2；《小雅·楚茨》黍2稷3；《小雅·大田》黍1稷1百谷1；《小雅·信南山》黍1稷1；《小雅·出车》黍1稷1；《小雅·采芑》芑2；《小雅·采菽》菽2；《小雅·黍苗》黍1；《小雅·华黍》黍1（诗今轶）；《小雅·白华》稻1《小雅·小明》菽；《小雅·白驹》藿1（豆叶）；《小雅·采薇》薇9（野豌豆）；《小雅·四月》薇1；《大雅·生民》黄茂（粟）1禾1麻1麦1荏菽2秬2秠2 穈2芑2；《大雅·江汉》秬；《大雅·崧高》粻1（米粮）；《大雅·召旻》稷（疏）1粺1。《鲁颂·閟宫》黍2稷3菽1麦1稻1秬1；《周颂·良耜》黍2稷1百谷1《周颂·丰年》黍1稌1；；《周颂·噫嘻》百谷1；《周颂·载芟》百谷1；《周颂·思文》牟1；参考文献：[1] 樊喜庆《对野生高粱的发现、观察与源考》[J]《山西农业科学》2019（01）。[2]樊喜庆《<尔雅翼>之“稷”与“粟”》[M]宫长为主编《后稷文化论集》2021.9。社科院出版社出版。[3]《毛诗》：战国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也就是流行于世的《诗经》。[4]齐思和《毛诗谷名考》[J]《燕京学报》1949年6月。[5]本文是《论集》编者节选自氏着《先秦史》第八章第五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6]黄建中《后稷与稷山》[M]宫长为主编《后稷文化论集》第183-191页，2021.9.社科院出版社出版。[7]本文是《论集》编者节选自氏着《古史地理论丛·周初地理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版。[8]明清稷山县志编纂委员会.《明清稷山县志》 [M]中华书局出版.2018年12月。[9]卫斯《试探我国高粱栽培的起源——兼论万荣荆村遗址出土的有关标本》[J]中国农史，1984（2）第45-50页。[10]刘夙.《高粱：来自非洲的毒品还是希望?》 [J]甘肃农业.2015年19期58-59页.[11]古世禄、古兆明等《山西谷子（粟）的栽培史》[J]《农业考古》2006年04期。[12]胡锡文《古之粱秫即今之高粱》[J]《中国农史》时间及期刊号不详（网上查）（83-90页）[13]《泛胜之书》及其它凡不特别注明的古籍，都引自网络《中华典藏》。[14]卫斯《试论中国粟的起源、驯化与传播》[J]《古今农业》1994年02期。[15]稷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稷山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9月。[16]卢庆善《高粱学》 [M].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樊喜庆，男，汉族，1938年生于山西省稷山县。1957年在太原水利学校，以全校独一8门记分课全部5分的成绩，位居优等生榜首；1958年上半年参加全省流域规划，因办农民水训班编写了一本农民水训教材，一个平时默默无闻的学生，竟成为全校大跃进的“英雄”；继而提前一年毕业，保送太原工学院；1960年毕业于太原工学院水利专修科，分配到原山西水利学院教高等数学。1961年压缩城市人口，带工资下放回乡支持农业。半年后工资被取消，从此失落农村，成为社员。文革后期进入本村学校。1978年已经40岁，参加了太原工学院招收“高速水流”研究生的考试，获得第二名。但听说被一名清华学子取代。随后参加本地区民办教师转正考试，以化学、语文两个单科全县第一的成绩转正，工作调到西社中学教化学。1980年落实政策。1988年调到稷山中学代化学，1999年退休。职称为高中高级化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