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夏代民生掠影
养民“九功”
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年事已高的帝舜便预备禅让帝位于大禹。据传在只要舜、禹和禹的治水次要助手益参加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帝舜最初一次调查大禹，要他谈谈治国安邦的方略。大禹回答道：“德唯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唯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九功唯叙，九叙唯歌。”（《尚书·大禹谟》）
二里头2号宫殿基址出土的陶排水管
这就是彪炳千秋的大禹养民“九功”。
“九功”，顾名思义就是要取得九个方面的成功。而这九个方面，又可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后来舜将之归结为“六府”，讲得通俗一点就是六件实事。第二部分归结为“三事”，就是三个方面的关系。
治国“六府”，也就是治国的六件实事：一是疏通河道、修筑河堤防止水患卷土重来（水）；二是制造铜制农具，提高生产效率（金）；三是提高火食（熟食）水平，保障百姓健康（火）；四是控制树木砍伐，鼓励植树造林（木）；五是改进土木建筑，改善居住条件（土）；六是发展农业生产，广种五谷杂粮（谷）。这六件实事，关系到民生的方方面面，做好了，民生的改善就有了基础。
值得留意的是，大禹在讲六件实事时，仍然把防止水患放在第一位。这是可以理解的。长达数百年的大洪灾留给华夏民众的记忆实在太深了。现在，经过大力管理，虽然洪水基本已经治平，但仍需时辰警惕。
治国“三事”，也就是要处理好治国过程中三个方面的关系。孔颖达在解释“正德、利用、厚生”时说：“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这个解释很得体。一是上与下的关系。这里的“正德”，当然要“正”的是全体国民的道德质量只要他们率领下面的广大官员共同走邪道，才能影响民风民俗、邪气清，“正德”的问题就成功了一大半。二是官与民的关系。这里着眼于“利用”问题。孔颖达的解释是：“利用者谓在上节俭，不为靡费，以利而用，使财物殷阜，利民之用。”“以利而用”，说得多好啊，只要有利于民众的才去“用”，不能把财物“用”在官员的日常靡费上，一分一毫都力求为民所用。只要这样，财物才能殷阜。三是国与家的关系。讲的是“厚生”问题。厚生即是厚民，让老百姓的家庭生活过得好了，家富了，民厚了，国自然强了。郭沫若先生说过：“科学的基本要求就是大禹说的利用厚生，为人民服务。”民生厚实了，国家才能强盛，说到底，民生诸事总是第一位的。
帝舜听了大禹的养民“九功”之后，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养民中的六件实事和三大关系，如果真的得以实施，那是千秋万世治平天下的依赖。“时乃功”，就是说：大禹啊，你的功绩可大得很哪！
从大禹的“养民九功说”可见，在夏代向上发展的时期，当时的领导层的确是把精力放在处理民生问题上的。大禹打出的“厚生”这面大旗，是有一定实际内容的。
“邑”和“邑人”
夏王朝时期人们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如何？这是大家感兴味的问题。现就某些文献材料和地下发掘材料，来寻找这方面的蛛丝马迹。
大家晓得，在原始社会时期，哪怕是它的晚期，人们是“聚族而居”的。同一个氏族乃至于部落的人居住在一起。他们有着共同的血缘、有着共同的信仰，以及共同的氏族首领。可是，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就有点不同了，“万国”中那些首领都自命为诸侯，“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把原先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格局给打乱了。再加上从帝尧时代开始直至大禹时期长达数百年的可怕的大洪灾，人们南下、北上、西奔、东漂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更是大大改变了人们原先的生存格局。最初，好不容易大禹治平了洪水，所谓“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当然，众民的安定也是相对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为了生产和运营上的需要而东奔西走的现象有的是，这是已被地下的某些发掘证明了的。
仰韶文化遗址（郑州西山）
在这种情况下，要原封不动地回复到当年完整意义上的氏族生活模式，已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要彻底废除延续多少万年的氏族制，更是不可能的。面对如此现实，夏王朝的统治者想出了一个妙招：建立“邑”制。
“邑”是一个很奇妙的字眼。根据后来甲骨文和金文的解读，该字的上半部“口”，标志着划定的地域；该字的下半部“巴”，似人形。这样，夏王朝根据新的情况，把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组织起来，构成一个个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给它一个名字就叫“邑”。“邑”就是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群聚居组织。
“邑”这个行政单位，妙就妙在恰到好处地处理了当时实际存在的人口居住交错性很大的问题。住在同一个“邑”中的，必有某氏族和某部落的主体，那也没关系，氏族和部落的血缘亲情因素照样可以发挥作用。这同一个“邑”中还会有若干“外来户”。原先实施的氏族制是排他的，他族人如进入族中就或被驱逐出去，或被就地杀戮，或被降为奴仆。但现在建立的是行政区划性的“邑”了，你不能排斥“外来户”，因为在同是“邑人”这点上，你们是平等的。我们可以给夏代的“邑”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它是仍然有很强氏族色彩的地域与居民相结合的行政性组织。
夏时对“邑”的划分还是很初始的，也可以说是很粗糙的。有大邑，也有小邑，大小由之，因地制宜。
“禹都安邑”，那是个无数万人的大邑，这个大邑中有姒姓人，也有从姒姓中派生出来的夏后氏、有男氏、斟寻氏、费氏人，这可能是安邑中居民的主体，但也会有姒姓以外的人，还会有夷人、蛮人、狄人，从“邑”的角度看，他们都是“邑”的主人。“禹子启居夏邑”，那个邑也相当大；“仲康入十室之邑”，那是个只要十家人家的小村落，也算是个邑，也有像模像样的建制和组织。
甲骨文中有“乍邑”的说法。“乍”者，“作”也，或者说是“筑”也。可见“邑”不是简单的自然村落，它要加以建设，才被行政上认可下来。“邑”既然是“乍”起来的，那可能还会有一些划分势力范围的标志性建筑。还有，由谁来管理“乍邑”呢？它属于六官中的司徒管辖，因为他统管地上所有的人事，因而司徒又称地官。
具体到“邑”的日常生活，它的管理由“里宰”这种官吏来实施。“里宰”作为夏王朝的基层干部，有的说夏制以七十二家为里，有的说二十五户、一百户，都无从考证了。“里”的管理者通常称里宰，也有称为里人、里长、里正、里尹的。据史书记载，他们通常为邑人做这么几件事：
一是家庭管理，包括人口管理和登记，家庭财富的登记。家庭财富中最重要的是六畜、车辆等。在当时，如果这个家庭是“有车族”，那说明这家人家的生活情况至多是在中上了，养猪的多少也是贫富的标志。
二是农业管理，包括督促民众按时耕作，最重要的是组织同一邑里的人众在农事上的互助合作。这样看来，“里宰”的重要工作是组织生产。有专人担任组织生产，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需要无数字化的管理，记录牛几头，鸡几只，人数口，没有文字，也该有图画吧。只是当时的载体无限，不像殷商记录在龟壳之类不朽坏的东西上，所以暂无考古的实物发现。
三是税务管理，每年的税赋通过他们实施征收。
四是政令管理，上头有什么政令需要下达，由里宰来宣示。当时能否由里宰敲着木铎宣示政令法令，不得而知。当时还没有正轨的文字，看来也只能口耳相传了。
五是安全管理，当时实行民兵制度，兵器发放到邑中，由里宰经常检查兵器能否丢失，兵器能否损坏，要不要补充等。
二里头遗址中大量的一居室、二居室的存在，说明夏时小家庭已较为普遍，这是夏王朝实施“家天下”的社会基础。
夏代的民居已经像模像样了，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民居，房址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与当时地平面齐平的地面建筑，也有深入地下一米上下的半地穴式，大小不一，室内有烧灶。房屋柱基有的用石础，有的用夯土墩。地面建筑在建造前先清理地基，挖掉浮土，再填上净土，层层夯实，到与地面齐平时，再敷上细沙，平整表面，用火烧烤，令其坚实，然后建房，整个房屋建成后再分割成一间一间的家居小屋。这些有条有理的造房工艺，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夏政权指派的里宰的监工和指点，要把民居建造得如此齐整划一是不可想象的。
在里宰的指点和统一规划下，夏民居室的条件大为改善了。不少邑中人家除有“门”之外，还有了“窗”，有了排除室内油烟的“通气口”。屈原的长诗《天问》中说到的一些故事还告诉人们，夏邑人居住的最大突破在于发明了木制的床榻和“可卷可释”的草席或竹席。荀子说：“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荀子·礼论》）人类直接睡在大地的怀抱里有上百万年之久，到夏代才移身于床笫之上，这对于人类的“养体”功能是极大的提升。
邑人的食谱
从文献以及地下发掘材料看来，大禹提出的“水、火、金、木、土、谷唯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的养民“九功”方略，在夏王朝是认真实施了的，不然就不会有夏王朝的兴盛，也不会有夏民邑人食谱的如此丰盛。
襄汾陶寺遗址墓葬出土的人骨，经碳14测定数据表明，陶寺人生活的年代为公元前2085年左右，属于夏纪年的初期。那里的邑人以粟为主食，而且在墓葬中有丰盛的粟积余。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三、四期的一些灰坑中，发现了很多炭化粟粒，有一坑内堆积的炭化粟粒厚达40—73厘米。那可不得了，堆积那么厚的炭化粟粒，少说也有几万斤，够一个居民点的人食用上一段时间的了。这种粟粒的堆积向后人显示了在夏王朝的注重下农作物的丰收景象。大禹说的“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尚书·皋陶谟》）并非虚言。“烝民”者，指的是大多数民众也。大禹的意思是，夏王朝的目标就是要让大多数的夏民能吃饱肚子，只要那样，万邦才能大治。
为了达到“烝民乃粒”的“食政”目标，夏王朝还大力拓宽食物品种。从河南洛阳市洛河南的关林皂角树遗址出土了大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小麦、粟、黍、豆、高粱、水稻等炭化粮食遗存。其中大多数粮食品种是中原地带的传统作物，而豆类是从东北引进的，水稻也是从江南一带引进的。为了改善民生，夏王朝的统治者大大拓展了活动范围，从东北地区，到当时还相当荒蛮的江南地区，纵横数万里，在交通条件还相当落后的四千年前，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夏王朝的“政在养民”方略使邑民的食物越来越丰盛了。
夏代人有两大类食物，即所谓“根食、鲜食”。一类是“根食”，即根生植物，上面说到的“五谷”、“六谷”、“九谷”之属皆为根食，次要指粮食作物，也包括一些蔬果品。另一类是“鲜食”，夏人认为，凡鸟兽新杀则为“鲜”，次要指动物性肉类食品，也包含有若干鱼虾之类的水产品。
夏族原先是一个以“根食”为特色的族类，大禹的“治国九功”也重在粮食作物的栽培，夏族人的祭祀文化同样长期以水菜和粮食作物作为祭品，与周人的以全羊、全牛祭祀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随着夏人对天下统治权的获取，随着各地交流的强化，夏王朝对畜类的养殖普遍了起来，“鲜食”上餐桌也普及了起来。
在晋南襄汾陶寺出土的龙山晚期墓地中，大型墓用整头猪实行随葬，在中小型墓葬中发现猪的下颌骨，而且数量不少。这说明猪这种畜类正在更多地为夏人所接受。
家畜家禽的养殖在夏的中后期得到了极大的注重。夏代家畜至多有猪、犬、羊等，稍后又有马和鹿。家禽有鸡、鸭、鹅等，大概鸡是最早豢养并豢养得最多的，在甲骨文中就有“鸡”字。总是先有现实后有文字，鸡在夏代得到普遍豢养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据史籍记载，狩猎野生动物后来成为夏统治层的一种冠冕堂皇的活动。听说夏王启就对田猎很感兴味，有了收获就与下属一起大吃一顿野味。后羿在位的时候，对游猎更是视为常事。夏王予为了获取鲜食，刻意东征。夏王芒要求九夷与他一起“东狩于海”，收获也很可观。夏王孔甲更是个田猎的高手，常会出入于山岭之间。夏桀“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对野猎的兴味大大高于治国。这些典籍所记虽未必全是现实，但当时某些夏王对狩猎很感兴味那是可以想见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代食物的丰富。
商代青铜公鸡（四川广汉出土）。昂首翘冠，十分传神。
灰陶鸡形壶（云南元谋出土）。壶口为鸡头，腹部呈元宝抽象为鸡身，器上刻点线纹作羽毛状，外型新颖。
陶鼎（夏代，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洛阳博物馆珍藏）
鱼类食品也开始登上夏人的餐桌，方法有网捕、垂钓、弓箭射杀、鱼鹰捕捉等，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鱼钩是一个明证。甲骨文中还有“王鱼”的记载，这说明夏、商二代的王者有时还会有带头去河边捕鱼的雅兴呢！不过，那时鱼还是稀有食品，不然后人不会说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的话来了。
夏人对谷类作物的食用一般称为“粒食”，也就是整粒的食用。当时的粮食加工还不发达，一般把粮食收割后，脱去粮食的外壳，就用煮、蒸、烤等方法整粒食用。这种方法据传从神农氏时代就开始了，“米而不粉”的食用方式已经维持了一两千年，夏以后还要维持千把年。到有了磨盘以后才能进入“粉食时代”。
夏人早就有粒食和蔬菜同食的习惯。白菜、芹菜、雪里蕻、荠菜等是常用的下饭菜。《夏小正》有云：“正月囿有韭。”这就说明了两点：一是当时夏人是常食韭菜的，因为这种菜养分好，又有一定的杀菌力；二是当时已有了种植蔬菜瓜果的菜囿、菜圃了，商代甲骨文中有“囿”和“圃”二字，这也证明了商前之夏人种植蔬菜现象的客观可能性。
种植粮食的大田和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同时出现，说明夏代农业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夏人食谱的如此完备，这多少与夏王朝贯彻大禹定下的养民“九功”是有关联的吧！
尚黑右衽的夏装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前，中华祖先已告别了赤身露体的野蛮时期，进入了以衣蔽体的文明初始阶段。“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在中华文化中，“垂（穿）衣裳”成为“天下治”的一个重要因素。“衣者，依也”。到了进入阶级社会的夏代，服饰进一步成为发挥避寒暑、蔽形体、遮羞耻、增美颜、塑仪表这些实用功能的依托。
中国历来认为“服以旌礼”（《左传·昭公九年》），既然衣服属于礼的范畴，而且是礼仪的一面旌旗，而中国的服饰文化又是夏、商、周一体的，那么，这里参照殷、周二代地下出土的服饰材料，便可大致推断出夏代精确的服饰情况。
根据地下发掘材料，可以发现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衣服款式大致上有这样数种：
一、流行的款式是：上衣与下裳分开。上衣衣长及臀，袖长及腕，窄袖口。这种上衣便于劳动，也便于身体的活动。下裳是带褶的衣裙，男女无别，有宽腰带。这种宽大的裙式服装既起到了遮羞的功能，又比较宽松温馨。
纺轮、纺锤（河姆渡遗址出土）
二、把衣与裳连在一起，构成一种叫“深衣”的模式。这种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它比上衣下裳分开的款式要后起，在夏、商时代，深衣应该是一种时髦的款式。深衣前襟过膝，后裾齐足，同样是长袖，窄袖统，袖长也是及腕。这可能是服装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进步。上衣和下裳的连成一体，既提供了一种创新的衣服款式，又大大节省了衣料，是服装史上的一大突破。
三、以小袍取代上衣，袍长至膝，长袖，袖子较宽大些，配以宽裤、宽腰带。这次要是上衣的革新。
四、不管款式怎样变，都有一个中原地区标志性的式样：“右衽”。当时还没有发明纽扣，只是制造上衣时制得比穿者实际身材宽大些，这样可以把左、右襟相叠，再束上腰带即可保暖了。“右衽”是将右边的衣襟制造得宽大些，向右叠在右襟上。
五、大多数情况下，当时人并不留太长的头发，夏、商时期留下的一些石人或玉人，倒大多是发及耳际，或发披肩上的。这可能在生产力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没有过多的时间放在梳理头发上，因而男女一式地留短发了。从中也可以想见当时的文明发展形态。头发有护寒之功能，再则没有刀具之类的利器，所以，只能任其生长，大概都只能长发飘飘了吧！有了铜刀，可以割去多余的头发，方便从事各类生产活动。纹身断发，也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根据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晓得夏、商时期人们穿着的大体情况了吧！具体到夏人，有这两大特色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尚黑；二是右衽。而这两点恰恰从服饰角度精确而生动地反映了夏代民生。
五帝时期末期到三代，人称“三极格局、三色世界”。“三极格局”是指夏、商、周三大族群齐头并进，主导天下局面；“三色世界”是指“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黑位水。”（《逸周书·小开武》）尚黑崇尚的是一种水文化。夏人起源于伊水、洛水之间，对水、对水文化有着一种天然的特殊感情。作为水文化的崇尚者，夏人秉承了水的刚柔兼备的性情和“上善若水”的质量。
在一切生活的重要领域里，夏人总是以黑为时髦。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夏后氏尚黑，大事殓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这是人生中最大的三件事：办丧事大殓要到黄昏（天黑下来），出征作战要骑黑马，祭祀杀牲要选黑毛的动物。还有一点这里没有讲，平时夏人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参加丧礼也穿镶白边的深色衣服，这种传统不断延续到当今。
在五帝时代的三极格局时，夏族、商族、周族可以各有所尚、各行其是。但是，一旦当夏王国建立以后，夏就会通过政权的力量力推“尚黑”精神，并使尚黑精神融入到养民“九功”中去。
将“尚黑”融入治国养民的规范之中以后，其内涵就愈加深刻了。大禹就是以勤劳俭朴著称的，而这本身又与“尚黑”相通。墨子在《经说上》中说：“人分两类，有黑者不黑者也。”墨子说的“黑者”，就是劳动者；墨子说的“不黑者”，指的就是脸皮白净的不劳而获者。墨子就是自称“黑者”，而且说：“吾止爱黑人。”墨子是禹的崇尚者，也是禹尚黑精神的后继者。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多次说到尧、舜、禹这些大圣人“颜色黧黑”，他们都是尚黑者。至于普通百姓，被称为“黎民”、“黔首”，都是言其黑也。这样，“尚黑”又与把普通百姓的寒暖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点相通了。夏的“百官”穿着俭朴的黑色服装，心里装着黎民百姓，以“养民”精神治国，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景象啊！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管仲非仁者与”提问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说的“被发左衽”指的是当时天下某些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据传，当时的越人就是被发、文身、左衽的，非越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是左衽。而孔子等人要坚持的是大禹开创的“束发右衽”的生活习俗，标榜的是华夏正宗礼俗。这背后是对相对先进的中原地区文化的肯定，当然，这在现在看来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
“右衽”和“左衽”其实只是生活习俗的不同而已，为了尊重对方，中原地区的先民在坚持右衽的前提下，左衽一下有何不可呢。反之亦然。《汉书·终军传》：“大将军秉钺，单于奔幕，票骑抗旌，昆邪右衽。”不可以左衽呢？
中原华夏民族的右衽，恐怕与夏人的“尚右”习俗有关。人在生活中大多数时间在利用右手办事，上衣右衽对用右手伸入胸前的袋子（袋子一般缝制在衽的里面）中取物也比较方便。久而久之，也就成为夏人的习俗了。
一些民族学家另有一种说法，说“在一些民族中有以雌性太阳为左、雄性月亮为右的观点，由此可见，尊左衽也就是尊崇母系，尊右衽也就是尊崇父系。”[29]有此一说，录此备考。
“开道”与“筑梁”
“若要富，先筑路”，这个观念的发端应该是很早的，至多在大禹治水成功、划定九州、建立夏政权后，夏王朝的统治者想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筑路。《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这是指最宏观的道路工程，即在九州的这一州与那一州之间开辟九条大道，并使这些大道相互连通，成为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不是哪个州的州牧这样的行政长官办理得了的，必须借助于夏王朝的人力和物力，也必须借助于夏王朝的权威。这个工程能否完全成功了或者说能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史无明文。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工程是实施并圆满完工了的，那样伟大的治水工程都能完成，区区“经启九道”为何完成不了？
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大禹抑洪水十三年过程中就开始了大道的建设。这些大道有连接水道与水道的，有沟通水道与山道的，有供治水大军前行的，也无为便利邑人外出的，更大的工程是把九州连接起来的大道，所谓“通九道”指的就是州与州之间的道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是大禹治水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治水大业成功后的道路交通建设是更有规划性，规模上也更上一层楼了。
文献记载的道路工程在地下发掘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印证。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出了一条属于夏史纪年范围内的道路，路面宽1.2米到2米之间，道路的铺设厚度达5厘米，系用陶片和碎石铺压而成。其道路的宽广度和平整度是史无前例的。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都城遗址南北约1500米，东西约2500米，总面积约有3.75平方公里。在如此广阔的城区范围内，除了有用鹅卵石铺成的石子路以及红烧土路外，还发现有一条铺设讲究的石甬道，路宽0.35—0.60米，甬道西部由石板铺砌，东部由鹅卵石砌成，路面平整，路的两侧还保存有较硬的路土，如果说两头的鹅卵石砌成的主道是车行道的话，那么，两旁的硬土道恰似后世的人行道了。这就说明夏代的道路建设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似乎已经有了专业化的筑路工。
现在看来，夏王朝掌管修建的一些大道，不只利及当世，也能为后世所用。《诗·大雅·韩奕》是一首长篇纪事诗，该诗一开首就写道：“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周代年轻的韩侯意气风发地入京受封、迎亲，当他行进到吕梁山（古称“梁山”）一带时，看到山势是那样的高峻，而脚下的山路又是那样的平坦，不由想起这仍是当年大禹治水时筑下的道路啊，不由大声赞赏起大禹“有倬其道”的丰功伟业来。
与开道一样，筑梁也是夏王朝的便民实事工程之一。中国晚期的人们称“桥”为“梁”。《说文》云：“梁，水桥也。”桥有多种，有木桥，有石桥，而最早的桥大多为木桥，木桥即木梁，久而久之，人们就将“桥”和“梁”等同着使用了。
在夏周之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国语·周语》）其意是说，夏朝人是把建筑道路和搭建桥梁连在一起办的。如果九月份建筑了一条道路的话，作为配套工程，十月份必然要架建起桥梁来了。有史家说：“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这话实在是很到位的，开道和筑梁这样一些便民举措，必然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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