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梁时期，建有侍卫亲军作为君王的亲兵。

欧阳修《新五代史》认为侍卫亲军乃是君王自将的“私兵”，而侍卫亲军者，天子自将之私兵也，推其名号可知矣。

侍卫马步军、在京马步军实为一指，为君王“私兵”。侍卫亲军包含龙骧、神捷、神威、天兴四军。

后梁、后唐以来对侍卫亲军的构建

后梁的侍卫亲军实力要弱于六军，指挥使也多由六军中的龙武军统军兼任。

如刘捍，出身宣武牙军，朱温建梁后，任左龙武统军兼元从亲军马步都虞候，再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刘鄩，原任朱温元帅府都押牙，开平三年（909年），改左龙武统军，充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开平五年，后梁太祖朱温的外甥袁象先为左龙武统军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后梁侍卫亲军大致有龙骧、神威、神捷、控鹤等军。

乾化元年（911年），后梁、后唐为抢夺河朔地区的控制权，在柏乡迸发大战，后梁亲军尽出。

侍卫亲军辖下除天兴控鹤军随朱温屯驻西京洛阳外，其余三军损失殆尽，后唐军斩杀梁军两万人，俘获战马三千匹，后梁由是一蹶不振。

需要指出的是，后梁侍卫亲军中的马军似乎并不强大，后梁侍卫亲军极少加“马步军”之称。其缘由可能是因为缺少战马，骑军的规模不能与步军相匹敌，后梁骑军出动至少不过两千余人，常常仅百数，侍卫四军之中也只要龙骧一军为骑军。

五代时期，中原缺乏战马，以至于采取了鼓励人民出塞盗取马匹，再由政府出直购买以补充战马的办法，“五代募民盗戎人马，给其直，籍数以补战骑之阙”。

后梁王晏球曾任龙骧第一指挥使，这一军职似为骑军指挥的指挥使并非军指挥使。紧接着再任龙骧四军都指挥使，成为龙骧骑军的总指挥，龙骧军似有“四军”之多。

但是在贞明二年（914年），平定捉生都将李霸叛乱时，“势将危急”，仅出动“马五百”，与叛军激战一夜，可见龙骧军下属骑军必不算多。

龙骧军有时也出镇地方。贞明元年，“澶州刺史王彦章将龙骧五百骑入魏州，屯金波亭”，规模亦不算大。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率军突袭梁都开封，灭亡后梁，将后梁禁军全数收编，仍袭其旧制，构成原后梁六军、侍卫亲军，后唐河东镇军、亲军诸军号并存的局面，军号芜杂。

后唐明宗继位后整理军号，先将多支军队并入六军之中，充实了六军的实力。天成二年（927年），李从厚被拜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

在平定朱守殷叛乱后，石敬瑭被擢为侍卫亲军马步军总指挥使兼六军诸卫副使，侍卫亲军的地位大大提高。

天成四年，李从荣继任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

长兴四年（933年），李从荣联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发动兵变，却被马军都指挥使朱弘昭所挫败。

此后，六军改编为侍卫亲军，判六军诸卫事被合并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逐步构成了捧圣马军与严卫步军两大番号。

顺应元年（934年），以严卫左右厢都指挥使、岩州刺史皇甫遇为忠正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

骑军与步军并立，侍卫亲军有了侍卫马军与侍卫步军的区别，此后多称“侍卫马步军”。

侍卫亲军由此定型，仅末帝更改军号，以捧圣马军为彰圣左右军，严卫步军为宁卫左右军而已。

李嗣源死后，李从厚自魏州前往继位。

由于他没有统领侍卫亲军的经历，仅出任过判六军诸卫事，而六军又被合并到侍卫亲军之中，导致其势力单薄，朝政也被侍卫亲军军将朱弘昭所控制。

朱弘昭等人大肆排斥异己，李从厚亲信之人也被外放，“帝不悦而无之何”。

清泰元年（934年），李从厚为削弱藩镇，通过枢密院令李从珂改镇河东，但未按朝廷规制下达制诏，璐王李从珂在部下的鼓动下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叛乱。

起初，叛乱并不严重，凤翔到洛阳之间的藩镇大多忠于李从厚，并派遣军队协助。

李从珂无力抵挡，只得登上城头，自陈战功，哀感诸军，“吾未冠从先帝百战，出入生死，金······我何罪而受诛乎！”

一番言辞，加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张虔钊率亲兵以白刃驱士卒登城，反而激起士卒仇恨。

一些侍卫亲军将领因而解甲归顺，最终还包括了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和其他警备京师的亲兵部队，正是靠着侍卫亲军的临阵倒戈，李从珂才得以称帝。

与后梁不同，藩镇对地方政局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小，决定五代政局变化的基本力量已不再是藩镇，而是地方禁军。自后唐始，禁军，特别是侍卫亲军，成为整个王朝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

后唐侍卫马军与侍卫步军并立，有着多重的缘由。

首先是后唐军的骑兵传统。后唐起于代北，次要由沙陀贵族建立，以游牧为重要的生产方式。

庄宗继位后，常对左右近臣说：“我本蕃人，以羊马为活业”。因而后唐自建立之初就有着浓厚的骑兵传统，谓“我师破贼，唯恃骑军”。

更为重要的是，后唐此时拥有大量的马匹，总数约在三万五千到五万之间。

明宗亦常叹息，“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吾老矣，马将奈何！”

后晋侍卫亲军次要源于石敬瑭天平军节度使的元从亲军——护圣、奉国二军，后晋建立之后，原有的彰圣、宁卫也被编入两军之中。

两军都指挥使，皆能迁为侍卫步军与马军都指挥使，两军地位大大提升。

值得留意的时，后晋时出现了侍卫亲军的统御机构——侍卫司，通常由侍卫亲军马、步军指挥使掌管。

天福元年（936年），杨光远同时出任“判六军诸卫事”及“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唐六军建制虚化，“标志着自唐代以来的六军诸卫禁军管理制度彻底崩溃”。

后汉国祚短暂，侍卫亲军大致是以各藩镇召回的后晋军为基础重建的，延续了后晋的制度。

这个王朝的重要性在于，在其短暂的统治期内，北中国的藩镇权力下降到了足以对地方权威构成要挟的临界点之下。借此可以推论，藩镇完全由侍卫亲军所主导，并构成新权力结构的基础。

需要留意的是，侍卫亲军本为君王“私兵”，但五代以降，在侍卫亲军之外，君王仍有相当数量的亲兵。

如后唐时有殿前诸班，驻扎于洛阳宫城皇宫西北的应福门附近，应福门“五代以来曰甲马门”，“盖诸班宿直其内”。

再如控鹤军，自后唐以来一直独立于侍卫亲军，后汉时更是出现了“殿前都部署”一职，为后周于侍卫亲军之外，整合亲兵力量，再建殿前亲军铺平了道路。

后梁、后唐以来禁军变乱的特点

后梁太祖朱温通过一系列掺沙子式的改造，使得宣武军的骄兵倾向大为改观，军将的作用愈发重要。为掌握禁军，朱温收蓄义儿，“养（李）让为子，是为朱友让”；又收朱汉宾为养子。

朱温还收养康勤为假子，名朱友文，后封为博王，并令之与己子分掌亲军，“以亲王为军使”。此外还多任命姻亲、牙校统领亲军，典掌兵权，通过控制军将来实现对禁军的全体控制。

乾化二年（912年），朱温病重，欲传位于朱友文，并出朱友珪为莱州刺史。

统领左右控鹤禁军的朱友珪益不自安，于是秘密潜入左龙虎军军营，于是派遣牙兵五百人，杂入朱友珪手下的控鹤军军士中，潜伏于宫内，于当夜刺杀朱温。

朱温被弑后，以其为核心凝聚的后梁军将蠢蠢欲动，朱友珪虽然不断“啖以金缯”，但后梁军将多数仍不肯归附。

次年，天兴军节度使兼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朱友贞先后联络杨师厚、袁象先预备协力除掉朱友珪，朱友贞先是鼓动龙骧军叛乱。

闻变后，左龙武统军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帅禁兵数千人突入宫中”，朱友珪他杀。朱友贞即位于东京大梁。

后梁的两次宫廷变乱，均是依靠禁军军将特别是执掌宫禁宿卫的左龙武统军的支持才得以成功的，并非是禁军军士的自发叛乱，体现出朱温对原宣武牙军及禁军改造的成功。

但也要看到，随着朱温的被弑，朱友珪的威望不足以凝聚后梁军心，仅依靠侍卫亲军也难以抗衡地方军将。张厚作乱，杀节度使韩建，“友珪不敢诘，以（张）厚为陈州刺史”。

杨师厚垂涎天雄军，“久欲图之，惮太祖威严，不敢发”，此时亦引兵入牙城，吞并天雄军，其后率兵万余人赴洛阳谒阙，朱友珪恐惧不已，“甘言逊词以悦之”。

此外，随着后梁军将阶层陷于内斗，亲兵的骄兵化也在抬头。

八月，怀州三千龙骧军“溃乱东走，所过剽掠”；袁象先之诛朱友珪，“诸军十余万大掠都市”。后梁的两次宫廷变乱，第一次不得人心，很快走向失败，而后一次则在强无力的藩镇支持下，政变成果得以保留。

这清晰地表明了，以六军为核心的君王亲兵无力抗衡藩镇的军事力量。若非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的支持，朱友贞和袁象先恐怕也不会贸然对抗朱友珪。

这一情况源于朱温对宣武军的改造，为压制宣武牙军的骄兵倾向，朱温加强了军将的权势，并，有足够的先见之明不让军队的权力在京城发展，但他没能遏制住本人派往边境的武人壮大权力。

最终的结果是魏博镇在旧牙军的尸体上新建了更为强大的亲兵武装——银枪效节军，且远强于后梁的君王亲兵。

而后唐的君王亲兵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亲兵军士的骄兵化倾向猛烈地发展，以至于拥立皇帝。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谓后唐军士的骄兵发展过程，“始于同光，甚于长兴，极于清泰。”

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兴唐后，对后梁侍卫亲军等军队一概承继，但同时又频繁调动后梁降将，破坏了后梁建立起来的将兵关系。

李存勖本人又骄狂自矜，贪图享乐，宠信宦官和优伶，苛待功臣，使后唐军将日益离心。

同时，后唐禁军亲兵的骄兵化趋向也愈发明显。李存勖常随意赏赐军士，以至军士的贪欲不断膨胀。

李存勖对于原河东军士多赏赐无度，但对于后梁降军则略显吝啬，后唐之所以可以迅速攻灭后梁，全赖银枪效节军的反叛，夹河之战中该军也屡立殊勋。

为此，李存勖将该军收为亲军，并“常许以灭梁之日大加赏赉”，但平梁后“赏赉非一”，银枪效节军“士卒恃功，骄恣无厌，更成怨望。”

其后银枪效节军赴瓦桥关屯戍，完成任务前往时，李存勖担心其回到邺都后会叛乱，故命令其留在贝州，军士皇甫晖“夜聚蒱博不胜，遂作乱”，劫持指挥使赵在礼洗劫贝州，并攻入邺都。

李嗣源带兵平叛，后唐亲军军士却再次发动兵变。

在变乱中，从叛军首领银枪效节都指挥使赵在礼，到平叛的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李嗣源及其部将安重诲、霍彦威均无意叛乱，是被“各杀都将”的亲军军士所威逼。

缘由即在于后唐庄宗李存勖对亲兵军士的赏罚不一，有时发赏太滥，以至“威令不行”；有时又苛待有功军人，“更成怨望”。

李存勖的刘皇后吝啬惜财，无视亲兵军士的困难生活，同光四年（926年），洛阳受灾，大饥，本应及时赈济军人，却为皇后所阻。

及赵在礼作乱，出兵讨魏，始出物以赍军，军士负而诟曰：“吾妻子已饿死，得此何为！”亲军军士亦逐步离心。

李存勖反抗邺都兵乱失败，亲军离散近半，自万胜镇回师时，极力讨好剩余军士，军士亦不领情。

前往洛阳后，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鼓动本部军士于兴教门外大呼，与黄甲两军共攻李存勖，步军开始变乱。

而骑军将领朱守殷“按甲不进”，李存勖独与宦官及诸王亲兵抵抗，最终死于流矢。亲兵左右了后唐的统治次序。

就在同年，还发生了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为首的叛乱，乱军三千人焚掠坊市，杀死知州。

汴州马步都指挥使李彦饶曲意逢迎，伏甲于室，尽杀乱首四百余人，才平定叛乱，可见变乱的次要领导者已转变为军士。

李嗣源继位后虽努力整理禁军，但到长兴四年（933年），由于本身久病未愈加之征夏州无功，军士之中颇有流言。

李嗣源不得不优加赏赐，以安抚军士，“赐在京诸军优给有差；既赏赉无名，士卒由是益骄”。但滥赏又加剧了军士的骄兵情绪。

应顺元年（934年），在李从厚继位不久之后，璐王李从珂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

前往平叛的军队因军士投降而解体。李从厚再遣侍卫都指挥使康义诚率禁军前往抵御，临行前大赏军士。

然而，军士们并不感恩，无所畏忌，以至扬言至凤翔拥立李从珂，以再获取一分赏赐，视造反叛乱为谋取私利的机会。

后唐之骄兵达到顶点。

后晋、后汉同样也是“侍卫诸军骄恣，朝廷姑息之”，军将投敌与军士叛乱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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