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喀巴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出色的个人能力创立了西藏宗教次要派别---格鲁派。

15世纪初叶，经宗喀巴“宗教改革”后，格鲁派成为了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最初衰亡的一个大教派。

历经两个多世纪的发展，格鲁派的两位统治者达赖、班禅的活佛转世系统建立，并取得清地方政府的册封。

俗话说一山容不了二虎，但活佛转世在藏派佛教中却出现了达赖、班禅两大各不相同的派系。

那么，达赖”与“班禅”会有怎样的关系？二者又分不分伯仲呢？

达赖、班禅的由来

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藏传佛教正式构成，先后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衍生出了各具特色的教规教法和师徒传承关系。

又历经两世纪，藏传佛教第五大教派——格鲁派终以诞生。

创始人宗喀巴从来提倡以戒律范行，以教义治心，使僧俗人等同皈佛门。

在其深邃的思想以及出色的个人能力下，格鲁派也日益昌盛。

而这一后起之秀，也对藏传佛教和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明朝的时候，格鲁派后来居上，直接成为了藏传佛教的主宰。甚至，还得到了帝王的赞赏。

逐渐实现全面控制。

因宗喀巴主张禁欲，继

随后的清政府时期，蒙古政权册封达赖和班禅为活佛。

不过当时蒙古政权还只是游离于清政府之外同时又对西藏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权。

直到后来，清政府完全接管西藏后，也沿用这两个活佛系统，以更权威的权利册封了后世的达赖和班禅。

前文所述，藏传佛教分了五大派系，而每个派系的领袖都被尊为“活佛”。

处于至尊领导地位的，只要格鲁派两位活佛：达赖和班禅。

1578年，第一位达赖诞生，叫索南嘉措，被称为“三世达赖”（前两世是后续追认的）。

索南加措的最大成就就是把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到蒙古。

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青海仰华寺与索南加措会见，索南加措成功说服俺答汗皈依佛门。

代表的是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取得最高成就、超凡入圣的，学识好像大海一样渊博的上师。

不断是西藏地位最高的活佛。

跨越一世纪后的1641年，第一位班禅才刚刚诞生。

他叫做“罗桑却吉坚赞”，被称为“四世班禅。

罗桑却吉坚赞终生为寺院建设奉献，备受格鲁派内部敬仰尊重，为班禅系统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后的公元1713年，五世班禅被康熙正式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意为“瑰宝”。“班禅额尔德尼”遂成为以后历代班禅的正式称号。

同年，朝廷还宣布了一项严重

这意味着班禅和达赖这两大格鲁派活佛系统最终皆遭到同等的册封，地位也开始不分伯仲。

至此以后，班禅与达赖的后世，贯穿了格鲁派的传承与发展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达赖先行带领格鲁派前进，但班禅与达赖均为同一派系、同一祖师宗喀巴门下流传的学生，皆为师兄弟的关系。

甚至后世达赖、班禅开始互为师徒，关系亲密，其中有9位达赖拜5位班禅为师，有4位班禅拜4位达赖为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和谐共生，贯穿了格鲁派的传承与发展历程。

族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藏传佛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不过虽然如此，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并非原封不动的温和，甚至也曾在一些矛盾冲突中几度破裂。

其中达赖班禅师徒关系的彻底破裂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之间。

达赖、班禅关系的不断转化

入清以后，达赖、班禅仍由地方政府册封，两大系统之间总体上相处融洽，相安无事。

1653年，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由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

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清朝地方政府正式确认了达赖活佛系统和班禅活佛系统的名号及其地位。

而且清朝地方政府在西藏逐渐确立了以达赖系统为主导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1751年，乾隆正式将西藏政教大权授予七世达赖噶桑嘉措，影响深远的驻藏大臣制度和噶厦政权体系确立。

乾隆确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也正式成为此后处理地方与西藏关系的纲领性文件，里面以法律方式强调了驻藏大臣、达赖和班禅三者平等。

到了1793年，清廷再次修改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开头便是：“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平等”。

官方再次确定达赖与班禅的对等地位，指明他们同为“布鲁派教主”，“互为师弟”。

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达赖、班禅确实都是这般相处融洽，又都反对地方政府，共同维护着西南边疆稳定。

然而，风云诡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西藏地方处在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地方政府、达赖、班禅等几方面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种种缘由，达赖、班禅及其系统之间不断发生摩擦、冲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处于对抗、对立形态。

这之中，具体又是怎样的难以言喻呢？

鸦片和平后，随着清朝国势的衰败和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侵略的不断加深，英、俄两国对西藏的抢夺日益加剧，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先后两次入侵西藏。

虽然抗英斗争未能给予无力的支持与援助，反而一味地采取高压政策，致使西藏地方权益受损。

但是，西藏僧俗人民一直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这种突破底线的侵略。

清光绪五年，由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领衔，向驻藏大臣松淮上了一道“公禀”，要求转呈清政府，坚决反对英人前来西藏“通商贸易”，更不准“来藏游历”。

清光绪六年，英人冒险进到西康巴塘地方，遭到藏中僧俗人民的拦阻，英人见情势确实严重，才暂时放弃入藏打算，改道云南入印度，另谋入藏的道路。

调查矿脉。

但此举遭到西藏地方僧俗的极力反对，西藏地方“有宁以干戈相见而不辞之势”，于是清政府才取消总理衙门所给之旅行护照。

为了愈加无效协助。

而在这种情势下，英帝国主义开始加大对九世班禅拉拢的力度，为其入藏疏通。

至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不断对两大活佛进行诱骗、挑拨，使两大活佛之间产生矛盾并迅速激化而导致失和。

从而，也导致西藏僧俗上层态度出现分歧，与清朝地方政府、驻藏官员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1910年，川军入藏。

本身的安全遭到要挟。

其后，受辛亥革命的影响，驻藏川军内部发生内讧，进而引起动乱，不只使驻藏川军之间相互征伐，还殃及当地藏族民众，激起西藏地方民众的不满甚至反抗。

前往西藏，

为了推动“新政”中有关筹措巨额的军费开支事项，1913年初，西藏噶厦政府给札什伦布寺札萨下达令书，要求后藏地区承担清末两次抗英和平及民国初年驱逐清军所耗军费的四分之一，合计108万克青稞，并领取噶厦官员往来后藏的民佚骡马差役费用。

这不只不符合历史定制，同时也远远超出了后藏的领取能力。

为此，九世班禅多次请求达赖及噶厦减免，但不断未能如愿。

1923年处理缴税问题，但噶厦扣押了札什伦布寺的代表。

十三师达赖实行的新政得以推动，九世班禅认为已无法在两藏立足，同时为了本身的安全，计划出走内地。

1923年11月，九世班禅出走内地，成为了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公开对立，两大活佛系统间的关系至此彻底破裂。

达赖、班禅重修情谊

会呈报了这一凶讯。

之后，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大会。

掌管集合僧众诵经超度。

于是，噶厦政府通过驻京办事处电告班禅大师：“大慈悲堪青达赖佛座，十七日傍晚圆寂，照例供养，已由贵代表安钦喇嘛呈递，尚请修法，祈祷佛身早日转世，圆满本愿等语，来电转达。”

当远在内蒙宣化的九世班禅得知十三世达赖病逝后，故饬所有各喇嘛，即日为达赖佛虔诚诵经”，又“饬行辕堪布以至卫士，停止文娱七日，一律素袍摘顶，以志哀悼。

与此同时，九世班禅与国民政府一道，“通令各地，隆典祭悼，以彰殊动”，并“扶病撰祈祷达佛慧觉早临藏文赞一卷，交秘书厅缮发各寺，以资虔诵祈祷”。

班禅大师在内蒙驻锡地百灵庙亲率蒙古僧侣，用黄布包裹楼阁金顶，不用法器，诵经七日，以志哀忱。

又命令班禅会议厅派员分往蒙古、青海、西康、西藏、宁夏、五台山等地有关寺院，令僧众诵经追荐；拨供养金十万元，“以维藏局，而慰众生”。

九世班禅电告西藏驻京办事处贡觉仲尼、阿旺坚赞两代表，“陈述请追荐情形，加以慰问唁”。又电令安钦呼图克图为班禅致祭达赖代表，并向三大寺布施诵经超度。

可以说，九世班禅不只按照宗教仪轨，掌管诵经追荐，著书哀悼，还上呈地方从优追封达赖大师，协调达赖追悼大会的各项事宜。

这些都充分展示

这背后，是因为两位在晚年时期，出于个人情感和改善汉藏关系的需要，双方开始以大局为重，努力修补关系。

十三世达赖自动邀请九世班禅前往西藏，同时恢复班禅在藏的地位和职权。

九世班禅则选择放下与噶厦政府的成见，还指点他们找到了灵童。

结语：

达拉系统要早于班禅构成，但两者的地位在官方上平起平坐。

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背景下波折，从扶持的师徒，到分崩离析的失和，最初又重新修复了情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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