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占领下居住的燕云十六州汉人的生活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王安石说：）今两属人户供两界差役，若彼要尽占人户供差役，令我更不得差役，即方占得两属人户，料彼未肯。如此即全无理，虽用兵与争，亦所不免；若不如此，即如何占得两属人户？俟彼待我罢却乡巡数月之后，彼巡兵尚来不止，即两县人户亦皆德我而怨彼，以彼为曲，以我为直，然后因其使来，语之以此，料契丹主亦必不容边吏如此非理生事也。”

此处涉及的雄州“两属地”是宋辽边境的共管地，其境内的白沟关是宋辽岁币的交割地。从王安石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得知，两属地居民需要分别承担宋辽两国的差役，但是，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中，北宋对两属地实行特殊的赋役蠲免政策，赋税几乎全免，徭役也大幅减免。

就北宋一方而言，其对两属地居民有较严格各种限制，比较典型的是婚姻限制，如《宋史》：“应袒免以上亲不得与杂类之家婚嫁，谓舅尝为仆、姑尝为娼者。若父母系化外及见居沿边两属之人，其子孙亦不许为婚。”《长编》：“诏宗室嫁娶，不得与‘杂类’之家为婚。‘杂类’，谓舅曾为人奴仆，姑曾为娼，并父祖系化外及见居缘边两属之人。其子孙并不许与皇家袒免以上亲为婚。”在北宋宗室眼中，两属户近于奴婢娼妓之类，在一定程度上可见其社会地位之低下。

“两属户”，又称为“两输户”，居地也被称为“两输地”，需要同时向宋辽两朝纳税，并服差役。正常来讲，为防备可能发生的和平风险，此种地界居民应该维持在一个相对较对的水平，而实际情况是北宋时期雄州的两属户增幅远超其他地区，神宗熙宁五年雄州两属户已发展到4000余户（《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三年已达8969户（《元丰九域志》），到徽宗崇宁时期，两属户已增至16900余户。而且“隶于雄州者多两属户”（《宋会要》），那么这其中大部分应该属于两属户，这样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北宋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

那么人口增长的秘诀在哪儿呢？

次要是减免两属户的赋税和徭役。早在宋太宗时期，宋廷就已蠲免了雄州两属户的赋税。欧阳修在《乞不免两地供输人役》中谈道：“臣勘会沿边界河以北百姓，虽有两地供输虚名，其税赋已经太宗皇帝全放，即今只于北界纳税，唯有差役则两地共之。”《长编》记载：“河北缘边安抚司言，雄州两属户累值灾伤，采薪刍市蔬薪者，乞不由。从之。”面对民众遭遇自然灾祸的情况，放开了一部分资源管制。并且《长编》：“（熙宁三年五月）诏莫霸保雄州、安肃广信顺安信安乾宁保定军，皆并边阻溏泺，及西山少耕稼之利，毋给百姓青苗钱。”无疑是给两属地居民的特殊政策。

另外，宋辽边贸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商机也是促使人口聚集增长的重要缘由。雄州设有大型榷场，每年以雄州榷场为主的宋辽贸易额达一百多万贯，这样规模的贸易所带来的周边需求同样巨大的，有利于人口蕃滋。

对于两属地特殊赋役制度的成因，任娟玲、刘金柱《北宋雄州两属地的赋役制度探析》有以下的论述：

北宋之所以要减免两属户的赋税和徭役，一方面是因为两属地的性质使得对当地的管理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竞争性，简言之，就是宋朝想要博得两属地民众的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北宋政府对两属户的限制过多，使得两属户的社会地位低于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宋朝有必要通过赋税优惠来进行安抚。……北宋政府从国家安全与边境稳定的大局出发，减免两属地的赋税和徭役，这也与北宋政府所征收的赋税总量较高有关。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虽然它的疆域范围远远小于唐代，但赋税收入远远高于唐代。宋代初期的国家税收就已是唐代初期的两倍,而税收最高时达到了唐代的9倍之多。这次要是由于宋代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宋代的工商业税有了显著的增长。工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田税、禁榷收入之外对宋代财政影响较大的税项之一。农业虽仍是社会最次要的经济门类，其赋税来源的组成结构却发生了严重变化：原来在国家赋税收入中占次要地位的田赋税逐步退居次要地位；原来在国家赋税中无足轻重的商税、专卖税、矿税等则逐步升居次要地位。这使得两属地以农业为主的赋税在国家的全体财政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虽然两属户仍然要在一定程度上服役，但他们所承受的徭役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人们来说要轻得多。

虽然雄州两属地人口的增长看起来是环境宽松所致，但宋史记载中不乏辽地汉民因灾越过国界到北宋境内乞食的记载，如《长编》：“（天圣七年三月）河北转运使言契丹岁大饥，民流过界河。上谓辅臣曰：‘虽境外，皆吾赤子也，可不赈救之！’乃诏转运司分送唐、邓、襄、汝州，处以闲田，所过州县给食，人二升。”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宋辽对峙的百余年里，辽地幽云十六州的居民基本上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常态里，即守着田地勤劳生产，承担沉重的徭役和赋税，以及不定时发生的自然灾祸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但也存在一些相对稳定的城市如雄州，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安居乐业”。

添加，变为了第一大民族。仅《辽史·地理志》所载南京、西京两道户数，就有40余万户，人口则超过200万，远多于契丹人，而能进入《辽史》列传者却只占全体宦之家，或为文化世家；这些世家大族或雄踞乡里，称雄一方；或世代任职地方分享政治权利。元人王恽感叹道:“辽氏开国二百载，跨有燕云，雄长夷夏。虽其创业之君规模宏远，守成之主善于继述。亦由一时谋臣猛将与夫子孙蕃衍众多，克肖肯构，有以维持藩翰而致然也。……迄今燕之故老谈勋阀富盛，照映前后者，必曰韩、刘、马、赵四大族焉。呜呼盛哉”。相当数量的家族凭仗各种有利的社会条件，逐步跻身辽朝统治阶级各阶层，构成世家大族，在政治、社会以及社会生活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辽政权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

城的见闻:“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围桑税亩，数倍于中国，水旱虫蝗之灾，无蠲减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凿；力蚕之妇，十手并织，而老者之衣，不得缯絮。征敛调发，急于剽掠”。其中虽然其中不乏宋人路抖擞现实

无效进行管理举，立经童科，次年，正式开科取士，录取222人。辽景宗保宁八年（976），下诏在南京（幽州）“复礼部贡院”，保宁九年（977）、统和二年（984）和五年（987），相继开科取士。统和六年（988）诏开

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不只包括南院枢密使、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官职，还有北院枢密使、北南府宰相、于越、夷离毕、惕隐、南院大王等北全体

针对辽朝前期频繁的和平情况减轻；刘六符去世之前，辽道宗亲身去慰问，并最初而民无南顾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简易，盐、麴俱贱，科役不烦故也”。 余靖已经三次使辽，他的感叹，应该是他在出使期间细心观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意味，契丹贵族也不采用后来女真族及满族入主中原时期采取的暴力改移措施，而是一仍其旧，国服：“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舆服：“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朝服：“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连辽帝本人，自辽太宗入晋之后，穿舆服与朝服的场合，也穿汉服。这种做法，显见是对汉文化的尊崇

以上举措的实施，基本上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生计问题处理次要逐步带来巨大的心理伤害，这种伤害，有时候只能埋之于心底，一到合适时机则会以报复、背离等方式迸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