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清：辛德勇《制造汉武帝》读后

此书本是作者的长篇论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原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六期，嗣后经由作者修订后发布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网站上，2015年经作者添加《撰述缘起》和《代后记》后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我所读的，乃是作者发表于北大中古史中心网站上的版本。

此书除引言部分外分六章，这六章又可以分作三个部分。前四章作为第一部分，旨在阐述汉武帝晚年没有发生如《资治通鉴》中所展示的路线转变，这一情节出自于司马光对汉武帝抽象的塑造，而塑造所依据的则是《汉武故事》这样很成问题的史料。第五章是第二部分，阐释《汉武故事》的作者王俭构建这一转型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第六章则为第三部分，这一章又回到西汉，旨在探求汉武帝所谓戾太子不类己这一故事的原型。

（《资治通鉴》手稿）

虽然全文近八万字，而且两头夹杂了许多与主题相关的其他问题的论述，以及对大量古人史论和前人成果的援引与评述，往往溢出主题之外，给人以枝蔓之感。但基本的论证过程很清楚，即：汉武帝晚年没有发生路线转变，所以《资治通鉴》的记载有误。而《资治通鉴》这一记载来自《汉武故事》，《汉武故事》其他内容颇多怪诞，不可信因而《资治通鉴》所采这一记载也不可信。同时，《资治通鉴》在其他地方使用了比《汉武故事》更不可信的《赵飞燕外传》，由此可见司马光为了构建他所需要的历史，会有意使用不可靠的文献。而司马光选择使用《汉武故事》的记载正是为了构建符合他需要的汉武帝抽象。随后又通过论证《汉武故事》中戾太子“守文”抽象乃是王俭依据刘宋太子刘劭巫蛊之事所塑造的，而武帝认为戾太子“不类己” 又是王俭移用了高祖与惠帝的故事，来佐证本人之前所论。

由此可见，该书的结论是建筑在三个基本史实的基础之上：汉武帝晚年没有发生路线转变，司马光的这段记载是采用了其书所记不可靠的《汉武故事》，司马光使用《汉武故事》是出于构建符合本人政治主张的历史。

但是这三个基本史实真的都成立吗？

（明《三才图绘》中的汉武帝像）

首先是汉武帝晚年有没有发生路线转变的问题。

作者认为，“轮台诏所针对的內容,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是因貳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受挫所做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针”。武帝晚年依旧推行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而且“临终前精心安排的托孤诸臣,不管是霍光,还是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这些人,后来实际上都是在继续执行汉武帝一以贯之的施政方针,看不出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所说的路线转变 ”。而且，作者还引用比《汉书》更为原始的《盐铁论》，论证“无一语提及《通鉴》所说武帝‘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之事 ,看不到汉武帝本人的实质性转变”。并认为“通观《盐铁论》全书,述及汉武帝所谓悔悟改过的举措,仍然祗有停罢轮台屯田这一件事情 ”。同时，作者还认为班固将轮台诏载录于《汉书·西域传》而不是《武帝纪》里,“已经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提示,班固本人,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意识,要把它看作是汉武帝政治取向转变的标志 ”，并认为《武帝纪》赞语里的“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显然是在指斥汉武帝暴虐子民的一生,值此盖棺论定之时,亦略无一语提及他在晚年对此行径有过罪己悔过的举措。这更进一步显示出,在班固的眼里,汉武帝并没有改变过他的基本政治取向”。

然而现实果如辛德勇所分析的那样吗？辛德勇坚称轮台诏所针对的“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可《汉书》之中，无论是《西域传》还是《食货志》，却又都明白写有“悔远征伐”、“深陈既往之悔”。对此，辛德勇给出的解释是“我想这有可能是从刘向《新序》下面一段议论中,采录了相关的内容(也有可能取自与《新序》此文同一来源的某一著作),或是遭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所引《新序》原文过长，这里不再转录。问题是，这个解释能靠得住吗？且不论这一解释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只是一种推测，就是所引《新序》文中关涉到武帝悔过的文字也只要“孝武皇帝后悔之”和“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两处而已。再者，由西汉到新莽再到东汉，这一期间中秘藏书和金匮石室的档案文书损失并不大（见吕世浩《从<史记>到<汉书>》），而且班家本就有所赐中秘藏书的副本，他在撰写《汉书》时有必要从《新序》这种书中搜索史料吗？此外，倘若这些文字真是班固依据其他史料添入的，那这岂不是与辛德勇之前所论定的“在班固的眼里,汉武帝并没有改变过他的基本政治取向”相矛盾？ 而且在轮台诏之后，班固紧接着写的就是“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自此，汉武帝停止了长达几十年的南征北伐，改变了他此前 “一日不征伐，则天下不安”的国策，难道这些也是“局部性问题”？而诏书中屡次出现的“不明”、“悲痛”、“不忍闻”等痛悔与自责之词，不知是不是被作者认为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虚情假意，而直接无视了。

（《盐铁论》）

为了进一步的否认武帝晚年已经有过治国路线上的转变，辛德勇将视角转向了经济财政方面，次要的调查对象与史料也由《汉书》变为了更为原始的《盐铁论》。辛德勇认为，“通观《盐铁论》全书,述及汉武帝所谓悔悟改过的举措,仍然只要停罢轮台屯田这一件事情 ”，可《盐铁论·未通》明言：“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这是汉武帝晚年改关东小亩为大亩，减税富民的一个重要措施，正呼应轮台诏中的“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不知为何被忽视？《盐铁论》这一记述与轮台诏，以及《食货志》中的“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以故田多垦辟……用力少而得谷多”彼此呼应，可见武帝晚年至多在经济政策上，确实一改之前兴利百端，与民争利，竭天下之财以自奉的所为，开始减税富民，恢复农业生产。如果这不算悔悟改过的举措，那我真不晓得什么才能算是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汉武故事》的问题。

相较于武帝晚年能否有过路线转变和悔悟改过，《汉武故事》的问题要简单得多。辛德勇依据吕祖谦《大事记解题》“《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戾子及巫蛊事甚详……凡此类,皆不可尽信”，断定司马光的这一记载乃是依据的《汉武故事》。姑不论吕祖谦与司马光相去百年，又当南渡之后，如何得知《通鉴》某处具体所采用的何种史料。但从吕祖谦的这段话来看，“引《汉武故事》诸书”“皆不可尽信”，这两处至多表明了吕祖谦留有一定的余地，并没有咬定《通鉴》的记载就一定出自《汉武故事》，而《汉武故事》的记载就一定不可信。可作者在这里却将吕祖谦的这一带不足地的说法当做定论，并进而对《汉武故事》的价值基本予以全盘否定，并为此专列一章。然而这一章的后大半段，所讨论的却是“宽厚长者皆附太子”一事，更夹杂进了大段的关于《公羊传》与《穀梁传》经义比较的讨论，实质上论述《汉武故事》所记不可靠的只要一开始的一小部分。

由于《汉武故事》原书已佚，各家辑本也都未见与《通鉴》记载相关的轶文，因而这一记载到底写了什么，它与《通鉴》所载之间有何差异，我们都无从知晓。严格来讲，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无从对《汉武故事》中的记载做出史料价值上的判断。因而，辛德勇所采取的论证方式，是通过列举《汉武故事》中其他记载的错误、荒谬与虚构，从而得出“此书本属驾神托仙的小说故事,内容怪异离奇,”“足知此书充满怪诞传说,绝非信史”的结论，并再进而由这个结论来否定书中关于汉武帝晚年悔过改正等记载的可靠性。然而，这一论证却存在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即：史书甲由史料abcdefg构成，即便其中史料abcdef均是错误或臆造，也不能必然推出史料g不可信。更何况，我们根本连史料g长什么样子都不晓得。而类似的逻辑错误，作者在后面又犯了一次。在第四章中，辛德勇用不短的篇幅，论述了司马光如何以己意取舍史料，并举《通鉴》中用《赵飞燕外传》为例。由此引出了一大串关于《通鉴》史料选择严谨性和关于小说笔记史料价值的讨论后，总结说“有理由推断,他刻意择取《赵飞燕外传》和《汉武故事》中的某些记载,只能是通过有选择地记述历史现实,来证释和阐扬他的政治主张”。换言之，辛德勇在论述了司马光用《赵飞燕外传》史料以为镜鉴之后，便连带着认定他用《汉武故事》的史料也是出于阐扬他的政治主张，这在逻辑上并不能成立。一个学者，在著作的甲处因为缘由A犯了一个错误，并不能证明他在同一著作的乙处犯了一个同类型错误的缘由也是A。

总之，辛德勇的论证，并没有能够证明司马光使用《汉武故事》是出于构建符合本人政治主张的历史，这一结论。至多，这个论证过程是有问题的。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本来，到此，关于武帝晚年转向与司马光构建历史的论述已经结束，然而作者的兴致并没有就此终止，他转而论述《汉武故事》中戾太子与武帝路线之争以及武帝晚年悔过记载的来源。老实说，这一论述十分危险，因为我们看不到《汉武故事》的文字，只能由《通鉴》所用来推想（何况《通鉴》未必只用了这一种材料）。为此，辛德勇先要考定《汉武故事》的真实作者。可这一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在宋代之前不断是不著撰人，自《崇文总目》始题作班固撰，已被司马光所否定。辛德勇则采用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的说法，认为是南朝王俭的作品。然而余嘉锡这一观点次要还是来自《郡斋读书志》所引唐代张柬之《洞冥记跋》中所称，《提要》以为“唐初去齐梁未远，当有所考也”。余嘉锡在此之外并没有在提供坚实的证据，仅是列举了张柬之在《洞冥记》和《西京杂记》作者问题上考证的精到，认为关于《汉武故事》出自王俭之手的说法也应是可信的。然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即：同一类的甲乙丙三个问题，学者A对于甲、乙两个问题的精准考证，对于判断他对于丙问题的解答能否正确，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而《郡斋读书志》所引，并没有张柬之论证的经过，因而可以说，对于王俭撰《汉武故事》这一说法而言，独一的证据依旧只是一句虚飘飘的“唐初去齐梁未远，当有所考也”。若论去齐梁的时间，《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不比张柬之更近一些？为何却将作者一栏缺而不记？不知辛德勇能否是察觉到了此中的问题，因而在随后又给出了两条证明。其一，是“从中国古小说的发展历史来看,诸如盐谷温、周树人等也早已指出其书盖出自六朝词人之笔”。且不论盐谷温、周树人等人的论断能否一定可靠，用所谓“古小说的发展历史”来推测某一具体著作的成书年代，本身并不一定可靠，只可作为参考，不可作为铁证。而辛德勇给出的另一个证明则是“今检刘宋裴骃《史记集解》与唐人颜古《汉书注》,可见所引六朝以前古注都没有引述《汉武故事》,而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注以及与之约略同时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始见援引此书 ,适与王俭的时代相接续”。这一论断看上去似乎颇有道理，然而这恰是最成问题，因为作者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写本时代文献的流传速度。刘孝标撰《世说新语注》是在南朝，姑且不论。郦道元生年比王俭晚约20年，若依辛德勇的推测，王俭著《汉武故事》当在其十八岁入朝之后，换言之其成书年代当与郦道元的生年差不多同时。当时南北对立，互视对方为寇仇，而书籍流传的独一方式是手抄。这时，南朝一本新出的关于汉武帝的笔记小说，能够很快地流传到北朝去吗？可以举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为例，《后汉书·王充传》注云：“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论衡》成书于东汉初年，而蔡邕乃东汉末年人，也就是说，历经东汉近二百年的时间，《论衡》的传播范围一直没有超过东南吴越一带。虽说郦道元的时代较东汉已远，且纸张已经得到了大量的使用。然而，书籍流传的方式依旧没有改变，书写工具的改变并不能提升书籍流传的速度，扩大流传的范围，更何况当时南北对立，文化上的交流甚少。连魏收这样北朝文宗，想将他的诗文集传播到南方，都需要去拜托南来使臣。而《汉武故事》一书无论在文辞还是故事上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何以竟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迅速地流传到敌对的北魏去？因而，《水经注》中对《汉武故事》的援引，恰恰证明了此书不可能出自王俭之手，它的成书年代要远早于郦道元，甚至可能出自南渡之前。

既然否定了王俭是《汉武故事》作者的可能，那么作者后面长篇大论关于书中戾太子故事与宋文帝和太子刘劭故事的关系，以及武帝所谓太子“不类己”是受高祖与惠帝故事影响等讨论，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辛德勇书中的两个基本观点：汉武帝晚年没有发生悔过与路线转向、司马光这一记载是出于本人的政治需要而建构出历史，均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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