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烟卷儿相关的记忆
从我爷爷算起，我们家五代人不吸烟。父亲、叔父，我们这一辈人，我儿子那辈人，没有一个吸烟的。我的孙子还小，今后会不会吸烟，尚不得而知，至多现在不吸烟。
本人不吸烟，不见得没有见过烟卷儿。就像没有吃过猪头肉，总看见过猪走路。
记得小时候回乡下老家，爷爷家里有个水烟袋。我没有多少关于爷爷吸食水烟的记忆。倒是本家的一个伯伯，每天晚饭以后都会出现在我爷爷家里，水烟袋常在他的手中。水烟袋是黄铜做的，奶奶把它擦得铮亮铮亮的。爷爷和伯父等人烤火聊天，水烟袋在几个人手里传来传去，吸起来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递过去的人用手板擦擦铜烟嘴，算是一个消毒的过程。
水烟袋随身携带不方便，于是有了烟卷儿。乡下人没有几个买得起纸烟，最多只能买一把街上现制的纸烟卷儿。一个小木匣子里放了烟丝，垫上小纸片，手摇着纸片儿转动，烟卷儿就从小匣子里滚出来了。儿时的我和弟弟，对这小匣子充满了奥秘感，总觉得像变戏法一样。但我们不曾晓得那烟卷儿和商店里卖的的香烟有什么区别。
农人们也难得买几回街上小匣子里卷出来的烟卷儿，最多的还是吸喇叭筒，也就是他们本人用一张纸片包裹起来的那种烟卷儿。
烟丝是自家地里种的，晒干了切成丝备用。抽烟的人随身带着一个小袋子，里面装了火柴、烟丝和一些纸片。那个时候农村用纸不多，不可能有很薄的纸，孩子们用过的课本、作业本或是偶然找到的报纸，就是农家烟民做喇叭筒的材料。土烟丝本来就很呛人，厚厚的纸片点燃了也很呛人。吸烟的人全然不在乎，吸得有滋有味。
如果谁弄了一包烟卷儿，也就是农民说的一盒纸烟，那可是很奢侈、很令人羡慕嫉妒恨的，得好几个人分享。他们会先将烟卷儿架在耳朵边炫耀好久一阵，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取下来，慢悠悠地用火柴点燃，悄悄地吸几口，再慢悠悠地吐出烟圈来，享受吸烟带来的快慰。
在农家烟民看来，吸纸烟、吐烟圈儿，这是很酷的做派。
儿时生活在洞庭湖边的一个小镇上。父母是镇上最高学府小学的教师，守寡的外祖母与我们同住。教师是拿国家俸禄的，因而可以抽“纸烟”。我认识的好些个男教师是吸纸烟的。这些烟卷与现在风行的“芙蓉王”是万万比不得的，大概也只要“红橘”、“沅水”之类的品牌，好一点的是“黄金叶”“飞马”“大前门”。烟卷儿当然不会带过滤嘴，烟屁股必定是要扔掉的。
外祖母是个极会持家过日子的人，她教我们把老师们扔掉的烟屁股们捡起来，细心地掰开，将烟丝放在小纸盒里晒干。每次父母的同事开完一次会，我们就会有不小的收获。那个时代，我们是不会去思考本人有无酷的做派或是会不会被别人笑话的。我们高兴的是，外祖母晒干的烟丝，必定是舅舅和姨父喜爱的珍品。
作了两年知青后，我由生产队的农民“提拔”作了“代职干部”，也可以享受俸禄了。同龄的哥们一个个抽上了烟卷，他们也总动员我加入烟民的行列。我试过几次，总吐不出那么好的烟圈儿，常常被大伙笑话，因而就有见烟生畏的心理。以来我诗歌处女座的人，不喜欢臭臭的烟味，更不喜欢口袋里残留的烟丝纸屑一类得杂物。再是我从小眼高，看不上“红橘”“经济”牌一类，好的香烟抽不起，于是干脆作罢。
一次，哥们几个进城，大家闹着要尝尝过滤嘴香烟的味道，逼着我请客。我狠狠心，叫商店的营业员将一包红壳子的“芙蓉”香烟拆零，花了一两毛多钱，让几个人做了一回上等烟民。后来，我不断在揣摩：剩下的那些烟卷可曾有了买主？那是永远无法晓得的迷。多少年来，我经历了无数次风风雨雨，见识过无数品牌的香烟，也参观过许许多多烟厂烟店，那几毛钱的“芙蓉”烟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
可能是那次哥们“剁”我太狠，加上我生来小气，怕花了钱。或许是吐不出烟圈儿，伤了我的自尊，从此不敢再与香烟为伍。即便是不花钱送来的香烟也不吸，见了烟圈儿心里就发怵。
但香烟的味道我是品得出来的，香烟的档次我是分得清楚的。我是从朋友们的眼神里看出来的，尤其是那印有双鹤和古井的“白沙”烟，印有花朵的“芙蓉王”，他们总是爱不释手。我看到哥们两个手指夹着烟卷儿，再想想以前农人们吸水烟袋或是喇叭筒的姿势，想来吸着带过滤嘴的烟卷儿，那是很有酷的感觉。
我欣赏这酷的做派，却怎样也做不了烟民，或许这是遗传的缘由。还有一点，总会想起每个烟盒上都印着的那一句话：吸烟无害健康。
既然吸烟无害健康，那烟厂为什么要生产卷烟？这年月，好多事儿闹不明白。
作者张效雄，湖南湘阴人，生长于国营汨罗江农场（现岳阳市屈原区），湘潭大学毕业。记者出身的作家，湖南日报社高级编辑、集团原副总经理。代表作：长篇小说《风起》、散文集《寻觅天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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