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与书斋名

 

作者 | 狮城文献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书斋是文人学者读书、创作的文化基地，也是藏书的库房。古今文人为书斋取名犹如为本人的子女取名同样看重，文人们认为，一个好的书斋名，不但可以展示本人的风雅气派，而且可以把本人的爱好、追求、寄托和希望倾注其间。

在我国，为书斋取名之风气，可上溯到曹魏时期。最早见于记载的，大约是曹操之子曹衮的“遂志堂”。唐宋以后，文人和士大夫的这种风气逐步盛行。有的文人对本人书斋的取名注重谦逊与朴实，如唐代杜甫在四川成都筑了一座他很满意的住宅，这位大诗人并没有替书斋取什么特别有诗意的名字，只是简单地称之“草堂”。后来，白居易在庐山筑的屋室，也叫“草堂”，这也许是效仿杜甫吧。白居易的朋友刘禹锡，更是把本人的书斋称作“陋室”并写下世代传颂的《陋室铭》。

有些书斋的名称缘于某些事物的因由。明朝文学家章溢隐居在龙泉县一间陋室中进行读书与创作，他不计较生活条件之艰苦，发奋读书，著作甚丰，他曾说：“人知乐之为乐，而不知苦之为乐；人知乐之乐，而不知苦生于乐。”刘基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写了《苦斋记》一文，把章溢的书斋取名为“苦斋”。清代学者徐干学藏书很多，他曾指着满楼的书对儿子说：“吾何以传汝曹哉？所传者惟是矣。“故名其藏书楼为“传是楼”。

有的文人偏爱某一种植物或为某一种花木的品格所感动，他们的书斋竟有不少弥散着花卉之芬芳，缀饰着果木之秀美。宋代名相李纲常以桂花品格自勉，亲植桂花以明“蟾宫折桂”之志，他的书斋命名“桂斋”。后来，政治家林则徐在李纲祠旁筑一读书处，也命名为“桂斋”。

可见，志士志向如出一辙。著名明史专家谢国祯，把本人的书斋命名“瓜蒂庵”。何以命其名？他解释说：“别人都在搞堂堂正正的大部头史著，我搞的是一些零零碎碎的野史。别人像抱个大西瓜，我捡的东西恰似瓜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杜国庠钟情岭南能给人以某种启示的红棉，特将本人的书斋取名为“红棉书屋”。现代文学家、漫画家丰子恺因受其老师弘一大师影响，崇尚佛教，书斋取名“缘缘堂”，并在此书斋创作出名扬四海的《护生画集》。

有些文人平生喜好珍藏，他们在书斋的取名中，便以名家作品或其大号命名书斋，以表敬恭之情。文人周春曾购到宋版陶渊明诗集和《礼书》各一套，他为本人的书斋取名“礼陶斋”。

后来，他把《礼书》让与书友，书斋名只得改名“宝陶斋”。到后来，由于种种缘由，他又不得不把陶书转让出去，这时书斋名就改成“梦陶斋”。清代黄丕烈珍藏了一百多部宋版旧书，心中得意非凡，他给本人的书斋取名为“百宋一廛”。还有些人的书斋取名包涵着深刻含义，深藏着本人毕生的意愿。清代张岳龄在书斋中写了“味蓼书屋”一匾。这“蓼”字出自《诗经》中句：“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蓼是一种苦菜，而“味蓼”则有体味艰苦之意，这一斋名寓意当时国家多灾多难，本人应有吃苦、为国分忧的精神。

清初名士龚贤反清复明意志甚坚，他在南明灭亡后，隐居清凉山，筑一小楼，认真读书，他苦于没有一个满意的书斋名。一日，他见一小和尚在打扫院中落叶，联想到叶虽落，树犹生，他突然来了灵感，随即跑回书斋写下“扫叶楼”，以表本人的哀思和反清到底的愿望。

明末清初的爱国理学家、书法家黄道周，少时在其家乡福建东山岛塔屿一石室勤奋读书，他为本人的读书处命名“石斋”，以明研究学问心坚如石，为人处事刚正磊落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