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大禹：‘三代’第一王
“三过家门而不入”
早年的禹，就是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据史书记载，他是尧帝手下最得力的团队中尤为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一。这个团队中有皋陶、契、后稷、垂、益、龙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他们来自天下的四面八方，有来自华夏地区的，也有来自四夷的；他们各有各的特长，各有各的才华，后来成为尧手下分管各部门的次要成员；他们在气质上也各有千秋。在这个群体中，禹以办事认真又谦恭有礼博得了人们普遍的赞誉。他与他的父亲鲧在性情上有很大的差异。鲧外向，耿直，锋芒毕露，又好功利，而作为儿子的禹却是一个谦谦君子，史书上记载他是个“其仁可亲”的人，就是说，禹这个年轻人既有仁心，又和蔼可亲。
鲧既是个治水的英雄，又是个名利心很强的人。他不断以本人的举动挑战当时的最高权威尧，并坚决反对尧把帝位禅让给舜。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了断然措施——以治水“绩用弗成”的罪名革去了鲧治水大员的官衔，同时把他抓了起来，发配到边远的羽山去，最初死在了那里。这大概是尧晚年的事。
大禹雕像
家庭的严重变故使禹这个年轻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没有消沉。他还是在本人的岗位上克勤克俭地劳作着，少言寡语，埋头苦干。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了，可他还是顾不上去考虑个人的私生活。他的同事后稷、契等人是理解他的，总是不时地安慰他，开导他。年迈的尧和即将继任的舜，也没有因为他父亲的缘由而对他另眼看待（当时的社会毕竟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公有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作为天下最高的行政长官，他们默默地观察着他，调查着他，一致认为禹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好小伙。
从鲧被革除治水大员的职位，到舜登上帝位，有好几年时间，这段时间并没有任命新的治水大员。共工与鲧，两任水官都出了事，这使当政者在新的任命上显得特别的郑重和小心翼翼。他们得好好调查。在暂时还找不到合适对象的情况下，宁缺毋滥，先空缺下来，由尧和舜本人代理一下吧！
到了尧三年丧毕，舜的帝位也坐稳了，他觉得任命新的治水大员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他召开了一次最高的议事大会——“四岳会议”，专门讨论新的治水大员的任命问题。会议一开始，舜就说：“我们的先帝尧非常注重治水这件事，认为这是当今天下头等的大事。大家看看，谁是能担当起这一重担的人，请推举给我。以后谁能把水治平了，他就是光大先帝尧事业的人，我要让他当司空，让他站到辅佐政事的高位上来。”
这时，差不多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齐口同声地说：“除了禹之外，没有别人了。只要禹才可以当司空，相信他能够光大尧的事业。”
舜看到禹已是众望所归，就附和大家投了赞成票：“好吧，就这样吧！禹啊，决定由你担任治水大业，你可得好好干啊！”
禹站了起来，十分真诚地向大家深深一鞠躬，诚恳地对大家说：“谢谢各位对我的高度信任，但是我考虑，如果让后稷、契、皋陶中的一位去承担这个重要职务，他们都可能会比我干得好。”
整个会场热闹起来，大家总的意见是一致的，坚持认为禹最适合当司空。最初，舜一锤定音：“不要议而不决了，现在就定下来了，由禹当司空，总揽治平水土这件大事。禹，你去上任吧！”
既然是舜的一锤定音，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众人的认同声中，禹默不作声——他默认了。
上面这些情节都写在《史记·五帝本纪》中。
回到住处，禹的心情怎样也平静不下来。他晓得“司空”这副担子的分量，它表面上与大理、礼官、稷官、工师、司徒等职官平起平坐，但在“汤汤洪水滔天”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治水是压倒一切的。水患要挟到了全体民众的生命安全，不把水患治好，一切都说不上，这样，“司空”一职实际上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正因为如此，舜要召开“四岳”的专门会议讨论“司空”人选。禹深感本人肩头担子的沉重。他想到了父亲鲧。父亲鲧是个治水的专家，也可以说是治水的英雄，说他治水“绩用弗成”多少有点欲加之罪的味道，但是，客观地说，由于父亲的争职官，讲名位，多少影响了治水大业，这该是个极大的教训。这就是禹后来常向人说的“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一语的深意之所在。父亲那样的争名、争利、争地位，最初因损害了公共利益而“受诛”，这使禹十分伤感和伤心。
为了不使历史的悲剧在本人身上重演，禹必须从父亲身上吸取沉痛的教训。他是没法推脱治水这一重担的，但必须比父亲干得更好、更出色，而关键在哪里呢？他想了又想，觉得关键还在于“孳孳”两字。
《史记》上有一段文字，记录了禹的治水精神。禹虽然身居高位，可他在生活上很刻苦，也很自律。他在地上行走乘车，在水中行走乘船，在泥沼中行走就乘木橇，在山路上行走就穿上带铁齿的鞋。他与所有民工一样吃的是粗粮，穿的是粗麻布的短打衣服，住的是茅草屋，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大家诚心诚意地祭祀山川鬼神，然后亲身带领大家一起治山治水。舜对禹的作为很满意，在一次会议上，舜要禹说说治水的经验，禹回答得极为简约：“予何言，予思日孳孳。”（《史记·夏本纪》）短短的八个字，把禹的所思所想，乃至整个精神气质说清楚了。他告诉舜帝，自从接任司空之职以来，他什么别的都没想，只是每天考虑孜孜不倦地把治水工作做好。
“予思日孳孳”，这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品格。
“三过家门而不入”正是“予思日孳孳”品格的具体表现。
按照战国时代大思想家孟子的推算，禹被任命为主管治水的“司空”时，大约是二十六岁，一路的治山治水，工程推进到涂山地区时，已是禹接任治水大臣要职的第四个年头，正合了“三十未娶”这个数。婚姻是要讲缘分的，有缘千里来相会。禹在离故乡千里外的涂山（不管涂山在何处有多少种解读，但离禹故乡有千里之遥那是肯定的）遇上了“涂山女”，过不多久就成婚了。
新婚的第四天，禹就带着治水大军要走了，好心的部属劝他多待几天，他的回答还是：“思日孳孳。”他日夜思索的是治水，他孜孜以求的是治水。他说什么也不答应多待几天，那么多事等着他去办，他怎样能因私忘公呢？
就这样，他左手拿着准和绳，右拿着规和矩，还装载着测四时定方向的仪器工具，率领着治水大军又出发了。
过了一段时间，涂山女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为开，又名启，合起来刚好是“开启”，这大概是当父亲的对他的一种期望，要他日后肩负起开启新时代的重担。这个启就是日后开启中国私有制社会的第一人——夏启。
这时，禹带着治水大军又来到了涂山，恰好回到了本人的家门前。禹分明听到了儿子的哭声，只需他离开治水大军短短的半个时辰，他就可以踏进这个家，与久别的妻子和心爱的孩子见上一面。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撒开步履径自往前走去。史书上是这样记述这次“过家门而不入”之事的：“启呱呱而泣，而弗子，惟荒度土功。”（《尚书·益稷》）禹是分明听到了孩子的啼哭声的，他也不是不想与从未谋面的儿子见上一面，这样做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没有动摇，为了不荒废“治水”（亦称“土功”），他只能以身作则，他只能身先士卒。如果本人为了满足私欲而进了家门，那么广大治水将士要求回家该怎样办呢？
据传说，他第二次经过家门时，妻子怀抱着儿子等候在家门前的院子里，告诉孩子爸爸回来了。当治水大军路过家门时，妻子指着那领头的对儿子说：“那是你爸！”儿子冲着他直招手。然而这时工程正进行到紧要关头，禹只是朝妻子和儿子挥一挥手，就随治水大军走过去了。
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儿子已长到六七岁了，听说禹率领的治水大军要经过家门前的大道，孩子就早早地等在大道旁，一见到父亲便用力地要把他往家里拉。禹深情地告诉孩子：“水患未平，爸不能回家！”于是又匆忙离开了。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是感人的，百姓对禹的崇敬可以说是历数千年而不衰。在鲧、禹的家乡嵩山一带，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一过家门听‘哭声’，二过家门听笑声，三过家门捎口信，治平洪水转家中。”歌谣虽朴素，却传递出代代民众对大禹公而忘私精神的崇敬之情。
禹是清醒的。“身为度”（《史记·夏本纪》），本身的行为是最好、最有说服力的法度。想不想回家呢？与常人一样有着血肉之躯的禹当然也想，但是，正如他本人说的，是“过家门而不敢入”。“不敢”一词用得太贴切了。想到由于本人的顾家而会耽搁治水的工期，想到由于本人的顾家而会涣散治水大军的人心，此时大禹怎样还“敢入”呢？
这里依据的当然次要是神话传说故事。在没有发现夏文字之前，这是研究夏史的重要凭信。正如李学勤说的：“中国的神话，一则数量少，二则类型也不同。比如世界多地最普遍的神话是洪水传说，中国亦有，且见于《尚书》首篇的《尧典》。不过其他地方的洪水传说都是讲天降洪水，将人类灭绝，只要少数留存下来，成为现今人类的祖先，而《尧典》却说洪水怀山襄陵，禹受命动员人众将之管理平息，其思想涵义显然有别，不可与其他传说同日而语。这里面反映的不同观念，是很值得玩味的。”[5]中国这种比西方更富于人文色彩的传统，值得弘扬。
治水十三年功成
从禹开始治水不断到功成名就，一共用了十三年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太长。这进一步说明了鲧的治水是为禹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的。同时，他的成功也与他的聪明才智分不开。“禹为人敏给克勤”，他这个人一是思维敏捷，想出了许多新点子；二是勤奋刻苦。有了这两条，还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克服？
首先，禹把全体的设计和局部的管理结合起来。
以前的治水都是注重于局部性的，反正治到哪里就哪里。如果是小规模的洪灾，那样做还可以，但是，这次大洪灾遍及黄河、长江流域，还涉及南方一些地区，那就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规划。禹是这样做了。“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就是说，登上各地的高山，在山上树立标志，用科学的方法测定全国各高山大川的情势，查明之所以发生洪患的缘由。然后，根据不同的局部情况，定出治水方略来。
这是件比治水本身可能要花费更大精力的活儿，显然，单靠禹率领的这支队伍是不够的。但是，要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治水成功，非这样做不可。禹把情况向舜作了汇报，并要求各部门积极配合。舜一听，感到有道理，就马上派了最得力的干将去援助他。“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与人徒以傅土。”益是东夷的著名首领，又是天子舜帝麾下主管山林河道的虞官，有了他出面，山川的普查和治水工程的开展方便多了。后稷是周部落的始祖，又是天子舜帝麾下主管农业的最高长官，有了他的助力，治水工作就更会得到广大农业部落的协助了。
为了从全局上把握治水工程，禹还积极调动各种力量。契是商部族的始祖，他就是因为“佐禹治水有功”而遭到奖掖的。当然，助禹治水对他本身也有好处，这样做提高了他的威信，“百姓以平”，没有人闹事，社会就太平了。秦地处西陲，当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相对要落后些，但是，在协助禹治水上很积极。当时秦的首领叫大费。他不只分担了秦地的治水要务，还为禹出了许多好主见。后来禹平水土成功，舜帝赐给禹玄圭，禹却说：“治水能成功，不是我有多少能耐，倒是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大费的辅助。”大禹说的是很实在的话。
其次，禹把“堵”和“疏”的管理方法结合起来。
有人以为，鲧治水的失败，是因为一味使用堵的方法所形成的恶果。这话不全面。其实，堵是管理水患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千年之后的当今之世，此法也不能废。在古代更是这样。大禹治水不是废止堵法，而是实施堵疏结合、以疏为主的管理方法。在《诗经》中由商人或周人写的诗稿里，有六七处提到“维禹之绩”。疏是难以留下数百年、上千年“遗绩”的，《诗经》中的“禹之绩”一般都是堵留下的堤坝。
禹治水的方法是以疏为主。《墨子·兼爱中》中有所描述，大致说出了大禹时代疏河的情况。大禹在天下的西部，疏通了西河和渔窦，用以泄出渠河、孙河、皇河之水。在天下的北部，为了防止原水、泒水的众多，经过疏导使之注入昭余祁和滹沱河之中。在黄河中的砥柱山分流，凿为龙门，以有利于燕地、代地、胡地、貉地以及河西的老百姓。在东部则穿泄大陆的积水，防止孟诸之泽众多，分流为九条河，以此限止东土之洪水，以利冀州之民。天下的南边，就要疏通长江、汉水、淮河、汝水，让其东流入海，以此灌注五湖一带的地方，用以造福于荆楚、吴、越和南夷的民众。
墨子描绘了一幅天下疏河的全景图，虽然说不上很精确，但大致情况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而且，如果墨子说的失实，那么大禹治水的范围绝不如某些学者说的只是限于黄河流域，而是覆盖了整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于也包括了珠江流域的一些地区了。众多有关大禹治水故事的流传也从侧面说明，禹治水的范围不只仅局限于黄河流域。
第三，禹把治水和治山结合起来。
山水相连，“穷山”与“恶水”总是关联在一起的。客观地说，洪水滔滔的一个缘由就可能是因为山的挡道引起的。《诗经》中有载“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说的就是大禹开凿吕梁山的故事。吕梁山位于今山西省的西部，处于黄河和汾河之间。这么大一座山，它的余脉伸展到黄河和汾河中去，形成河水流之不畅。一到洪水时节，就会众多成灾了。大家晓得中国有“愚公移山”的故事，其实，这一故事就发生在龙门一带，故事中“愚公”的原型不就是大禹吗？
大禹治山过程中，最大的移山工程大概莫过于“凿龙门”这一工程了。在黄河的三门峡一带，黄河的河心长着一座挺拔入云的大山，因为它状若砥柱，因而被人们称作砥柱山，“中流砥柱”一语，就典出于此。那个地方人们称之为三门峡，因而也叫三门山。《水经注·河水四》：“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
秦公簋及其铭文拓片
在整整十三年的治水过程中，凿通砥柱山的工程大约至多花了两个年头。有这样的传说故事：为了调查黄河水情，大禹亲身驾一叶扁舟，到砥柱山一带去调查。一看，原先那么开阔的河水，到了砥柱山一带就狭窄了不知多少。整整一座山长到河道里去了，河道还能不狭窄吗？禹驾着小舟前后左右看了个周全。该怎样办啊？众人都凝视着禹，禹想了想，斩钉截铁地说：“靠谁都不行，只要靠本人！”众人问：“怎样个靠本人法呢？”禹还是那样的斩钉截铁：“靠本人的一双手，用我们大家的一双双手，把这山凿出个通道来，让水分流出去，那样就不再会有洪灾了。”有人问：“那行吗？”禹从身边摸出一把铜凿，他就倚在山崖上，“当、当、当”地凿了起来，一会儿工夫，就凿下一块不大不小的山石来。禹将这块山石高擎在手说：“看，不是凿下了那么大一块吗？”有人笑了：“凿一块容易，要凿通一座山不容易。”禹顺势鼓动大家：“能凿下一块，就能凿下十块，百块，千块，万块，就能把整座山凿通，大家说对不对啊？”大家的劲头一下被他的话鼓动起来了，大家以移山填海般的气势回答：“对，我们就跟着你干了。”
西周青铜器遂公盨
遂公盨内壁铭文
禹带着十万治水大军就在那里凿山。砥柱山的半山腰刚巧有一块伸向半空的石台，禹就站在那石台上指挥凿山，久而久之，那块横空出世的石台被大禹的脚板磨得光光的，几乎光可鉴人。因为它是整个凿山工作的指挥台，后来就有了“相工坪”的美名。这“相工坪”不断留存了下来，直到今天还是龙门一景呢！
也不知凿了多少时日，终于凿出了一个门阙状的大口子。有了这个大口子，黄河水得以分流，这是治水工程的一大胜利。砥柱山的这个门阙状口子是禹带领民工凿出来的，因而人们称之为“禹门”。后来，人们发现时有成千上万尾鲤鱼集于“禹门”下，便有传言说有能耐的鲤鱼往上一跃，就成了龙，这样，“禹门”又渐次在民间演化为“龙门”了，而“鲤鱼跳龙门”又成了人们有志趣、有追求、有梦想的隐喻。
一转眼，十三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十三年间，禹的治水大军，跨过大河，越过长江，翻过崇岭，穿过群山，活跃在天下的南北东西。禹是一个与民众打成一片的治水英雄。十三年间，他与治水大军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也劳作在一起。当治水工程结束时，他回到了舜帝那里。出现在舜帝面前的是一个面色黧黑、衣衫破烂，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中年人。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大禹！
对西周青铜器秦公簋、遂公盨铭文的考释，提供了关于大禹治水传说的最早物证。郭沫若释秦公簋铭文为：“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宅禹责（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獶（夏）。”其意是说，我伟大英明的皇祖接受天命，占有大禹治过洪水的地方，到如今已经过十二位先公了，祖先的神灵在上帝身边，恭恭敬敬地遵照天命，保持秦的世系不断，协和蛮夏各族。据此，郭沫若先生认为：“上言‘禹迹’，下言‘夏’，则夏与禹确有关系。”[6]当代学者李学勤先生认为，遂公盨铭文所言“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说的是夏禹治水之事，说明大禹受命治水，功不可没，泽及当世，传颂万代。[7]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文字记录，表明早在两千九百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夏代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人们为表达对禹的感激之情，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并建“大禹陵”。
遂公盨铭文拓片
“唯禹之功为大”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舜帝时代，可能已建立起了严格而正轨的考核制度。“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史记·五帝本纪》）规定对上层社会人士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决定该降级的降级，该提升的提升，该疏远的疏远，该亲近的亲近。考核是公平的，促使一切事业都兴隆发达起来了。
禹是个特例。
禹太忙了。十三年间，他无暇顾及回到帝都接受按惯例三年一度的考核。在这点上，舜认同了他。可以说，自上而下，都觉得禹是个信得过的人。现在是洪水治平了，他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帝都，迎接他的是要同二十二位地方级的官员一起接受考核。
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粗略地记录下了这次考核的结论。总体上有一个结论，叫做“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二十二位地方级的大员都在本人的岗位上完成了本人的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论。
接着是对每个人进行点评。
皋陶是分管刑法的，他办案还是公正的，因而百姓对他的判决能够心服口服。
伯夷是掌管礼仪的，在他的教育下，天下的人上上下下都能谦让有礼。
垂是主理工程的，检查下来每一项大的工程都完成得不错。
益是主理虞政的，山陵、湖泊、河流的日常事务归他管，这些年的林业、渔业都有了发展，这份功劳归他。
弃是掌管农业生产的，大洪灾时期农业关系到全体民众的吃饭问题，可是，这些年没有听到饿死人的事，这就是大功劳了。
契是担任司徒主管教化的，百官都亲善和睦。
龙是掌管接待宾客及外交事务的，这些年来远方来客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添加……
看来，舜帝掌管下的考核决不是走过场，要一个一个地过堂，而且每个人都要有实实在在的结论。
最初轮到禹了。
气氛分外的热烈，与会的每个人都发表了见解，最初是舜的归结性的点评，他用了这样六个字来描述禹的功绩：
“唯禹之功为大。”
意思是说，二十二位大员的功劳都是很大的，但是比较起来，那只要禹的功劳是最大最特出的，其他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与之匹敌的。与会的所有人心服口服，大家报之以热烈的喝彩声。
那么，“唯禹之功为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功：“平治水土”。当年舜委禹以重担时就叮咛他：“汝平水土，维是勉哉。”其意思是说，你的次要任务是平定水土，你勤勉地做的重点就是这么件事。舜说出了当时华夏大地上千万民众的心声。大禹有戒于其父治水无功而被流放的教训，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外劳累奔忙了十三年，就是从家门口路过都不敢进去探望关照。他身先士卒，亲身操持测量工具，为水土整治工程划线定位。“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对此，《淮南子·修务训》概括评说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确实如此，洪水不平，千百之国的百姓哪会有安稳日子过？在长达百余年乃至数百年的洪水大众多期间，不知有多少个家破灭，不知有多少人死亡。如果让洪水众多下去，华夏民族的生存真的成了大问题。治洪成了民族生存最为突出的问题。
这是千秋万代的伟业，也是泽及子孙后代的伟功。大约一千五百年以后，周景王的一位特使刘定公在会见赵文子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为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左传·昭公元年》）这是一段中国古典文化中很有名的警语，值得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置之座右，一日三复。这段话告诉人们：大禹的功绩真是辉煌伟大啊，他的伟大德行定能流传万古。要是没有禹，我们这些人大约都变成鱼了吧！我们现在能戴着礼帽穿着礼服，以管理民众，这都是禹的力量。你何不承继禹的功德，去好好维护民众的利益呢？
我们每一个华夏子民都应该反躬自问：作为大禹的后裔，我们享用着的是“禹之功”，可我们能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历史课题。
第二功：“尽力乎沟洫”，即谓大搞农田水利。大禹疏导洪水入海以后，很快把治水的重点转到修建农田沟渠中去。其实，大禹的治水过程本身就包含有农田水利的因素，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这是中国的古今不易之理。大禹深明此理，他在黄河流域治水的时候，就把次要的精力放在了治平洪水上，而到了长江以南管理的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又深入了一步，即注重农田水利，排除涝水，开辟良田。他总是一手抓治水，一手抓水利，力求把两者无机结合在一起。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思索和实践，大禹又发明了“区”这个既包含治水系统、又囊括农田水利的新的人类社会生存模式。一些古典文献的记录证明了作为水利系统的“区”的存在。《尔雅》：“吴越之间有具区。”《山海经·南山经》：“有浮玉之山，北望具区。”《周礼·职方氏》：“扬州薮曰具区。”这些都说明，在历史上，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区”制的确是存在过的。而《尚书·康诰》说：“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这就进一步证明，“区”的实施肇始于“夏”，因而被称为“区夏”。
有学者认为：“区是我国最早的水利工程方式之一，是蓄水工程的先驱和古代堤防工程的演进。”[8]这样的农田水利模式不断沿袭至今，也逐步从长江流域扩展到黄河流域，甚至更为广泛的地域。
第三功：“划为九州”。大禹在治水胜利后，将天下“划为九州”。对此，史籍上有不少记载。如《山海经·海内经》说：“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史记·夏本纪》说：“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不足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这就是说，开发九州土地，疏导九条河道，修治九个大湖，测量九座大山。他让益给民众分发稻种，可以种植在低洼潮湿的土地上。又让后稷赈济吃粮艰难的民众。粮食匮乏时，就让一些地区把余粮调济给缺粮地区，以便使各诸侯国都能有粮食吃。禹一边行进，一边调查各地的物产情况，规定了应该向天子交纳的贡赋，并调查了各地的山川地形，以便弄清诸侯朝贡时交通能否方便。这里至多有两大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是方便朝贡，既考虑朝贡物品，又要考虑到交纳贡物的运输路线。理清了山川资源的分布家底，使各地都能按照物产实力上缴相应的税赋，而不能有所隐瞒和遗漏。因而，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极大提高，国富民安，社会稳定有序，四海之内都服从大禹的领导。后人也看清楚这方面的重要作用，《汉书·食货志》有载：“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楙（通“贸”）迁有无，万国作乂。”另一方面便于粮食调剂，处理粮食匮乏之地的“少食”困难。这是大禹厚生思想之体现，值得一书。
应该说，大禹关注民生的措施是很实在的。“食少，调不足补不足，徙居”。这可是个好办法。物品，尤其是食品，那样的匮乏，怎样办？就临时实行类似“配给”的调拨制度吧。粮食多的地区，你该拿一点出来，粮食少的由组织给予补足一点。“调不足相给”正是为了渡过这个难关。有的地方被洪水冲击得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地方一时也住不得了，就集体搬迁，到更适合的地方去建设新家园。
大禹画像
鼓励民众生产自救。不能把管理水患与农田生产绝然分裂开来，应该一边治水一边生产。“益予众庶稻”，这是一个大动作。益是一个有经验的实践家，禹就与益联手在一些治水已经取得相当成功的地方播种稻谷，取得成功以后再推广。稻是南方的食粮，后来推广到了北方，打破了自古亦然的南稻北粟的传统格局。
大禹治水图
禹还号召人们寻找“鲜食”解一时之难。洪水之灾使大片的田园荒芜了，却给飞禽飞禽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和衍生条件。禹号召不足力的民众上山擒兽，下河捕鱼，猎取飞鸟，这些“鲜食”也可让人们渡过难关。
围海造田也是一大出路。事实证明，这次延续那么长时间的大洪灾是一次遍及全国的大海侵。到大禹治水成功的前后，大海侵退潮了，原先被大海吞没的大片农田重又浮出了水面。禹看到这个好势头，就号召民众围海造田。《越绝书》里说：“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小大有差，进退有行。”而“教民鸟田”者，正是大禹，这可以与《史记·夏本纪》中的“可种卑湿”相互印证。在古文中，“鸟”与“岛”可相通，因而，“鸟田”也就是“岛田”，而“岛田”在越民中又称为“丘田”。原来海侵退去以后，海边留下了大片的滩涂地，这些滩涂地如山丘、如小岛一般镶嵌在海边的大片湿地里；潮涨即被水淹没，潮落就显露海面。据一些史书记载，大禹就亲身率领越民进入水中的孤丘，建上围堤，平整丘土，播上百谷。因为当时这些“鸟田”都还是生土，禹与民众一起发明了种一年、养一年，种一丘、荒一丘的轮作方法，这就是所谓的“小大有差，进退有行”。直到当今，这样的耕作方式还在一些地区实行着。
第四功：“执玉帛者万国”，即谓统一天下。开发交通、安定九州，从而奠定了华夏民族的立国之基，使当时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联盟愈加紧密。从《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可知，在尧任部落首领之时，万邦林立，各自为政，很难构成一个统一指挥的治水举动。到了舜时，舜又派了二十二个各部落的首领担任官吏，来分管各方面的工作，再派禹专门担任治水。在当时治水成了头等大事，大禹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他紧紧团结各氏族首领，把他们作为本人的“股肱心膂”，建立治水机构。按氏族所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这样一来，大禹通过治水，把黄河中下游各氏族部落统一成为一个华夏族，把原来组建起来共同治水的机构，逐步演变成一个国家政权机构，以号令“万国”。这对民族和谐相处起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在《大禹谟》中，大禹提出的治国“九功”中，“惟和”是极为重要的一功。各族间的和谐、和平是要人们去创造条件维持和发展的。
大禹十分注重与各地区、各部族头面人物的和谐共处。他与东夷族的首脑益关系处理得很好，工作上也配合得十分出色。他与商的先祖，与周的先祖，与秦的先祖，相处的和谐程度都可谓典范。
最具经典意义的是“禹袒裸国”（见《史记·赵世家》）的著名掌故。在治头领交谈，禹带头袒露着身子入境。随从人员阻止他说：“不可这样，华夏是礼仪之邦，袒身见客，成何体统？”禹笑着回答道：“入乡随俗，入裸国尊重裸国的礼数，这也是礼仪啊！”就径直赤着膊去见对方的头领了。对方头领看到禹是那样尊重他们的习俗，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还协助大禹一起治水呢！
后来赵武灵王在决定要实施“胡服骑射”时，也说到了这个故事，他说，舜的舞《有苗》，禹的袒裸国，都是敢于突破成见的英勇行为。要实现“惟和”的目标，就得敢于随他人之俗，这样才能做到“和而不同”。
这样看来，禹的功绩的确是大大高于其他人，他的才干和德性，都在众人之上，一个以大禹为代表的时代的到来，是不成问题的了。
成为“三代”第一王
大禹治水成功之后，舜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禹的声望与地位的措施，看来，舜是真心实意让禹接班的。现实上，当时即便有人想觊觎帝位，就凭“唯禹之功为大”这一条，也很难撼动禹的地位了。
为了肯定禹的接班人地位，大约在治水成功后不久，舜就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就是“豫荐禹于天”（《史记·五帝本纪》）。这也是史无前例的。舜帝征得了“四岳会议”的同意，举行了一个典礼，向上天“豫荐”，“豫”者，预也，事先也，即肯定禹为未来的“天子”。这离禹娶涂山女也不过七八年的时间，此时的禹还很年轻，大约是三十七八岁的样子。
这个“豫荐”的天子一当就是十七年。帝舜崩后，他还要为舜守丧三年。这样看来，禹真的当上天子，那是在“豫荐”后的二十年。好在那时他的年岁也还不算大，就是在五十七八岁这个年龄段吧！
当上天子后，禹仿照舜当年的做法，谦让地要让位给舜的儿子商均，而躲避到本人的势力十分强大的阳城去了。商均是个只知吃喝玩乐的不肖子，老百姓怎样可能让他上台？那些有志之士都纷纷“去商均而朝禹”。一番谦让之后，禹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天子。为了安抚尧、舜的后人，又对他们进行了册封。
人们拭目以待，禹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天子呢？关键的问题是，他会成为五帝之后的第六帝吗？不会，正如著名学者李学勤说的：“禹不是属于五帝时代，而是三代的开始。”[9]
五帝时代已经走到了它的末路。贫富的分化，贵贱的分流，社会管理机构的官僚化，已经使以禅让为方式的推举制度难以为继。如果是完整意义上的禅让制度，新的选举出来的天子是不用客气地对前朝天子的儿子一让再让的。新任天子要让位给老一任天子的儿子（哪怕只是方式），说明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传子制”已经被认可，只是尧和舜两朝都没有一个“好儿子”来接任罢了。
这一点，舜心里明白，禹心里明白，连普通老百姓心里也明白。
禹登上天子位以后，他要做的是怎样为传子制度打开一扇方便之门。
禹需要一个“好儿子”。他没有娇惯本人的儿子，而是利用本人天子的高位砥砺和锻炼他。在禹治水时，儿子启还小，他不可能有所作为。但是，在被舜“豫荐”于天后的二十年间，启已经长大，他是完全可以从父亲那里学到些东西的。在这段时间启经受了锻炼，那是毋庸置疑的，不然社会上就不会有“启贤能”的传闻。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这作假不了。
禹当了天子以后，一大举措就是实行礼制改革，这一点被历代的史家所忽视了。中国是礼仪之邦，夏代又是中华礼仪的源头，禹的礼仪改革是为整个社会改革打基础的。《史记·封禅书》中说到：“自禹兴而修社祀。”这是一个大动作，也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礼制改革。五帝以来，不断是将“敬天”作为礼之本，现在反过来了，把“敬地”作为礼之本。“修社祀”，就是敬祀土地神。
敬地，意味着禹当上天子以后，要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只要农业发展了，他所掌管的那个政权才能稳固。夏代农业的大发展，起始于“修社祀”这一思想和意识形状的变革。
作为“三代”第一王，禹还要展现比五帝愈加强无力的权威。机会很快来了。这事发生在一次会议上。古代交通和通讯都不便，开次会不容易。因而，人们对会议的注重程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国语·鲁语下》中有一段著名的故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归节专车。”说的是禹要在会稽山那里开一次诸侯大会，结果防风氏没有准时到会，这使已经当上天子的禹大为光火，一怒之下把他杀了。不只“杀”了，死后似乎还不解气，还要“戮”尸呢！
这究竟是怎样回事，已经难以考稽了，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防风氏一定是一个强悍的人物。你看他长得高高大大的，死后一根大腿骨都可以放满一车子，其人有多高大就可想而知了。当然，这只是一种隐喻，暗指其部族无力量、不可一世，平时一定也对地方采取轻慢的态度。其二，禹是在借题发挥，以显示其权威，他要告诉人们一个发展了的真理：现在已不是氏族民主的那个时代了，王的权威是不容动摇的。
当然，这只是作为“三代”第一王的小试锋芒。为了拓展一个新时代，创建一个新王朝，王的权威不只不能削弱，还得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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