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和人是一个全体，天灾天象对应着人事的善恶行为，人的善恶行为又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天和人可以相互感应，相互作用，即所谓“天人感应”、“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基础和哲学源头。
上古之时，“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系辞上》）圣人视为吉祥的征兆。西汉经学家孔安国注曰：“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古人一致认为，天降龙马，伏羲画卦，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印记，从此开启了灿烂辉煌、包容开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枝繁叶茂的中华文明。
由此可知，中华文明的人文源头在天文，中华文化的人理源头在天理，中华文化的人道源头在天道。
《易经》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上天垂象是上天展现给人的征象，上天是天地、自然、万物的主宰，人是天地间、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包含在天道之内，而不是独立于天道之外。有超高智慧的圣人通过敬畏天道、见微知著，发现天道、自然的运转规律和原理，从而遵照天道，敬天礼人，扬善抑恶，修善积德，从而达到逢凶化吉、趋吉避凶的目的。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孔子七十有一，还在认真删诗正乐、编订春秋、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等，一心整理中华文化，为恢复周朝礼制做最初的努力。同年春，鲁国西狩于大野，叔孙氏的驾车人子鉏商捕获到一只麒麟，折其前左足，致其死亡。孔子“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为此落泪，表示“吾道穷矣”，作《春秋》至此而辍笔。并写歌哀叹：“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两年后孔子去世。
《诗经·大雅·皇矣》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意思是，上苍天帝威严、明朗的监察天下，掌控四方，根据人的行为善恶邪正下应于人，以各种灾异怪变现象警示世人，使人反省改过，从而保佑人民生活的有序、安定。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儒言灾异”条中说，《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春秋》为儒家《五经》之一，“礼义之大宗”。《春秋》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六年间的历史大事，灾异记载包括“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鹢退飞、多麋、有蜮、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
孔子修订《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孔子将本人的政管理想和主张寄寓在《春秋》中，即“微言大义”，以便后人效法及有所遵照。孟子解释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记灾异一百多条，目的在于“记灾异以警人君”扬大义。如鲁宣公时发生幼蝗灾祸，《春秋》明言宣公因“变古易常”天应之而有灾，宣公于此天灾后，及时反省改过，恢复古制，避免了更大灾祸，孔子深为宣公庆幸而书之。
《汉书·五行志》说：“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干》《坤》之阴阳，法《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另一方面借《春秋》灾异之变化，推说人事政治之善恶正邪，体现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地位和影响力。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开篇讲道：“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祸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人类社会要文明进步，要与世界万物和谐共处，就要遵照天道，敬天礼人，按照天道、天理、天地自然运转规律来约束本人的行为，不能肆意妄为，否则就会蒙受天谴，自取灾殃。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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