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尼古拉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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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的藏书管理相对比较复杂，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
导致许多文献史料被损毁或流失，使得保存和管理藏书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在这个时期，一些政府机构和皇宫都有本人的藏书馆，并聘请专门的管理人员来管理书籍。
另外，在五代十国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私人藏书的情况，私家藏书的管理通常是由藏书人或其家族成员自行管理的。他们会将书籍保存在专门的藏书室或书房中，保证书籍的安全和保存。
相比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由于没有政府层面的统一规范，管理较之官藏呈现出分散而多样的面貌，然并非无规律可言。
多数藏书家耗费财力与精力搜购或抄写典籍，并非只是贪图一时的快意，而是为了日后治学的方便。尤其随着藏书量的增多，藏书家则需要耗费心力对所藏书籍进行管理，管理工作次要从保存或利用书籍两个方面展开。
(一)私家藏书的保存
藏书的保存与保护历来被爱书之人所注重，为了使本人所珍爱的书籍得到妥善且长久的保存，
有些珍藏家会单独建造书楼或书室以存放藏书。
有关私家藏书楼的最早记录或可上溯至志怪小说《拾遗记》，其中有关于东汉曹曾“积石为仓以藏书”的记载。
曹曾为刊正书籍而尽心竭力，以至藏书多达万余卷。在战乱来临之际，他冷静对待，为藏书而建造石仓，以免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而北魏时期平恒的精庐则为野史中初次关于藏书楼的记载。
史载平恒晚年“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
但精庐只供他独自一人享用，连妻子和儿子都不允许踏足。
经过南北朝及隋唐的发展，书楼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到五代乱世时，筑楼存书者仍然不少，也有很多人情愿将书楼开放，并非如平恒一般专享。暨齐物(“齐物”一作“物齐”，又作“济物”)曾为数千卷道书筑垂象楼。作为五代时期独一命名的藏书楼，“垂象”包含着显示吉凶征兆的独特含义。
暨齐物作为道士，师从玉清观朱君绪，对某些自然现象确有不同于俗世之中，芸芸众生的独特解读，故以此命名。
据《十国春秋》载，齐物“后随入大涤山中，依岩洞为室”。
他对本人的住处不甚讲究，却精心为书籍构筑住所，“构垂象楼，贮道书几千卷，朝夕讨论，贯穿精微，听者莫不忘倦”。可见他对藏书的珍爱与爱护。在保护藏书的同时，他利用书籍传经布道，是藏用结合的典范。
此外，筑书楼或书室以藏书的代表还有徐寅、张昭、鲁崇范、丁顗等。
徐寅博通经史，以诗赋见长，曾因作《游大梁赋》而获朱温赏识，于后梁时辞官归隐，赋闲以至终老。
他曾于家乡延寿建造书楼，并在藏书楼自题楹联：“壶公山下千盅粟，延寿桥头万卷书”。
张昭本名“张昭远”，因避后汉高祖“刘知远”讳而改称之，故“张昭远”与“张昭”实为一人。他以博学闻名，历仕唐晋汉周四朝，善于著作，藏书颇多。宋陶岳《五代史补》载:“张昭远特好学，积书数万卷，以楼载之，时谓之‘书楼’”。
又有鲁崇范“九经子史，广贮一室”。丁顗则为子孙计，聚藏书籍于大室，“尽其家资聚书至八千卷，为大室以贮之”。
以书楼或书室单独保存书籍者众多，而将其中藏书慷慨分享以嘉惠士林者，在五代十国时期也并不算少，下文有详述。
在动荡的年岁里，士人为保存书籍而筑造书楼的优秀传统并未中缀。藏书家中有英勇善战的武将，有出身儒学世家、家境殷实的士人，也有出身贫寒的庶族子弟。
他们或隐居山林筑楼藏书，或出仕之后藏书不辍。更有甚者，出于对藏书之事的注重，聘请专人对藏书加以管理
，如《旧五代史》载:“彦询年十三，事青帅王师范，有书万卷，以彦询聪悟，使掌之”。
(二)私家藏书的利用书籍具有物质与精神两重属性，对书籍的保存或保护侧重于其物质层面，利用书籍而发挥其功用，则是针对其精神层面。
保存是利用的基础与前提，保存亦是为了书籍的利用
。
在利用所藏书籍的同时，读书人提升了学识，在汲取前代士人智慧的同时与之进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书中的知识文化得以传承，藏书的效用得以充分发挥。如果只是单纯地收集坟籍而将其束之高阁，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藏书。1.亲手校勘为藏书作校勘工作的历史由来已久，如陈垣先生所谓“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
写本、抄本时代，书籍都靠人力亲手撰写抄写，难免出错。叶梦得曾在总结宋代书籍雕版事业时，提及前代，“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
随着印刷业的发展，五代时期印本书逐步增多。
国子监雕印书籍经专人层层校雠而讹误较少，而坊间却因书商逐利或书肆人力无限，使得民间版印售卖的书籍存在着诸多错讹，当然这也是古籍版本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出于对文化传承担任、对子孙后代担任的严谨态度，多数藏书家不辞劳苦，盲目承担起了校书纠误的职责。他们静心埋头于书籍的世界，从事校勘以补缺订讹，藏书质量得以提升
。此期亲手校勘书籍的记录颇多。
如王锴“家藏异书数千本，多手自丹黄”。“丹黄”是点校书籍时所用的颜料，代指点校。
他在任职前蜀宰相期间，抽时间对家藏的异书进行校勘，可见其对异本的珍爱。
因王锴常亲雠校，所藏书籍多为珍本，甚至成为极品。又如张宪“家书五千卷，视事之余，手自刊校”。可见他在工作之余对书籍进行校勘。他对音乐也颇为通晓，但不喜饮酒，在与别人宴饮之时仍旧惦记着文章之事，可见其沉溺于书海而自得之态。孙骘从来喜好藏书，经史子类都有所藏
，史载他“凡数千卷，皆简翰精至，披勘详定，得暇即朝夕耽玩，曾无少怠”。
可看出其将所有的缝隙时间用以勘校藏书，达数千卷之多，却不知疲倦以为乐事。
贾馥则“家聚书三千卷，手自刊校”。可见其曾对藏书进行过孜孜不倦的校勘工作。
史书又载他在为官任满之后回归家乡，不在意居所之简陋，在其间聚书以教授子孙，不慕名利，远识自律，为镇州士人之榜样。此外，林鼎的藏书均经过其亲手抄写，并认真校雠，即“比中年，读书必达曙，所聚书籍悉手抄数过，即残编断简，亦校雠补缀，无所厌倦”。
而鲁崇范“家贫，灶薪不属，而读书自如。九经子史，广贮一室，皆手自校定”。
孙光宪则“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
书籍校勘作为藏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勘正书中错讹的同时，提升了藏书的质量。
而藏书家作为其幕后工作者，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伏案雠校孜孜不倦，其间需要付出超乎常人的辛劳。校勘工作得以持续，安稳的外在环境固然不可或缺，
而藏书家本身严谨的治学态度更为重要。
当时学者并不以勘校工作为苦，或“得暇即朝夕耽玩，曾无少怠”，或“校雠补缀，无所厌倦”，当真令人敬佩。
2.汇编或著作有的藏书家利用所藏，在细心研读的基础上，加入本人的思考与创新，汇编或著作成新书，流传甚广。
古代学术史上典型的汇编如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著作如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这些备受后人推崇的作品得以编著而成以至流传至今
，与著作者丰富的家藏密切相关。
五代十国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一环，当然也不乏利用藏书以汇编或著作新作的士人。
张昭在史馆供职期间，除利用官藏编撰官方实录史料之外，也曾利用家藏编撰图书。
他家藏丰富，涉猎广泛，后周时迁兵部尚书。他曾利用本人的家藏，编纂《制旨兵法》一书以为征讨南唐之事作军事参考。
张昭本文人出身，不懂武艺，却通宵达旦，在翻阅大量前代兵书的基础上撰成此书，深得周世宗赞赏。他上奏时称，“臣逖观前代兵家所著，篇部颇多，自唐末乱离，图书流落，今兰台秘府，目录空存，其余讨论，固难详悉。今只据臣家所有之书，摭其兵要”，
他将书中涉及内容分门别类，分为四十二门，共十卷。
所谓“臣家所有之书”即张昭之家藏书籍，他将家藏的兵法书目统一整理，汇编成《制旨兵法》一书，实为前代军事论著的分类汇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孙光宪亦充分利用其所藏，进行了大量汇编工作，“所著有《荆台集》《橘斋集》《玩笔佣集》《巩湖编玩》《北梦琐言》《蚕书》若干卷。另外还有一部书因所记颇失实
，曾被北宋官方下诏销毁，即《续通历纪事》。此外，《花间集》也曾收录其词六十余篇。
他本出身于农民世家，但异乎寻常，自幼读书好学，寒窗苦读而出仕，在荆南幕府供职期间，虽身居高位亦常有怀才不遇之感。
他嗜好经籍坟典，不只本人著书，也抄录他人书籍并加以校勘，直至年老仍不曾懒惰。
他抄书、校书、著书三者并举，作为学者型的藏书家，其文史创作与其丰富的藏书密切相关。和凝所著《疑狱集》也与其家藏关系密切。在后唐天成三年到长兴二年，他曾出任刑部任员外郎一职。和凝在工作之余翻阅其藏书，“取古今史传听讼断狱、辨雪冤枉等事”，将历史典籍所载的诉讼案、伸冤情等事件汇编辑出。
结合刑部工作中遇到的狱案，与其子和㠓共同撰著成《疑狱集》四卷。
书中辑录了前代许多情节复杂而争讼难决的司法案例，为执法者应如何在繁乱的线索面前公正作出判决提供自创。
其中唐与五代的案例故事占了近一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司法案例选编著作，对当时及后代司法官员侦查破案、审断疑案有很重要的自创和参考价值，其中司法检验方面的经验引见，为后来宋慈著《洗冤集录》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俾司宪者触类旁通，以资启发”。
冯贽自称利用其丰富的家藏著成《云仙杂记》一书。
该书自序云，他曾屡次参加科考落第，无法于天佑元年(904)返归家乡，“筑选书室以居，取九世所蓄典籍，经史子集二十万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余帙，撮其膏髓，别为一书”。
作为五代时记录异闻的古小说集，《云仙杂记》内容十分驳杂，又被称为《云仙散录》。
所谓九世家传、二十余万卷的藏书，放在五代甚至唐宋的文治背景下都让人震惊，胡应麟也曾质疑其序言中提到的藏书数目。“开元之盛仅八万卷，文皇二十万卷，自是反复，然唐时即反复之书亦不易得，赞何人，乃能有此”？
由是而知，其藏书量之巨殆不可信
，但冯贽在家藏的基础上著成其《云仙杂记》应该失实。
朱遵度(“遵”一作“尊”)笃好藏书，收书数千卷，他将这些藏书充分利用，编撰成多部大型文献，共分为六例。分别是《六籍琼华》《信史瑶英》《玉海九流》《集苑金峦》《绛阕蘂珠》《凤首龙编》，共计一千卷，另别撰目录有五十卷。
此外，他“著《鸿渐学记》一千卷，《群书丽藻》一千卷，《漆书》数卷，皆行于世。”
为避耶律德光的召用，朱遵度携带家眷与藏书南渡到楚地，未曾想文昭王马希范薄待于他。
但因其博通文史，很多当地士人写文章每遇困惑之处，便向他求教，他因而获赠“幕府书厨”的名号，也算是一种补偿。
之后朱遵度迁徙金陵，看淡功名利禄的他，坚决不再出仕。史载他雅好藏书，“家多藏书，周览略遍，当时推为博学，称曰‘朱万卷’”。
朱遵度学问渊深，以藏书、著书为乐，当时所著作品都曾发行，惜早已散佚，尤其他在汇编古今文章之外曾撰《群书丽藻目录》，虽未能流传，但填补了五代私家目录的空白，意义严重。总体而言因五代乱离，多数藏书家的汇编或撰著都未能传世，甚至少数于国破之际便遭散佚，幸免于难者甚少。
参考文献：
[1](宋)陶岳撰：《五代史补》，毛氏汲古阁本。
[2](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1页。
[3](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1页。
[4](宋)薛居正：《旧五代史·杨彦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86页。
[5]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页。
[6](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
[7](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王锴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8页。下一篇：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