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如果我是国王》代后记：我译儿童文学

我是一名儿童文学工作者，创作的是儿童文学，翻译的百分之九十几也是儿童文学。

我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并不长，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开始的。和新文化运动开始时大量引见外国文学作品一样，当时也引见了许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像《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等等。文学巨匠鲁迅、茅盾、巴金都译过儿童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给文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自创。我翻译儿童文学近60年了，也无非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引见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由于过去对外国儿童文学报道得少，我感到有责任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访求这方面的著作。在我给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杂志时，我有意多报道些这方面的信息，每年第三期（赶上“六一”儿童节）还刊登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想引起文学界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儿童文学到底是整个大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部门啊！

儿童文学翻译有一个特点，就是读者对象十分明确，是孩子，而且不是笼笼统统的孩子，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还要分幼儿、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给幼儿译外国儿歌，自然要译成儿歌样子，琅琅上口，给大孩子译书又不要有娃娃腔，孩子大了，都不爱别人把他们看作娃娃。其实这也很简单，就是译文跟着原作走，和所有的翻译一样。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原作者的书既然是写给不同年龄的孩子看的，自然要让他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味，我们译者也就应该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味。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了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给儿童看的书不比给大人看的书，不能靠加注解来处理问题，说某字和某字同音，因而怎样怎样的。孩子根本就不懂外文。不得已时，偶尔加个注解还可以，多了可就不行，孩子受不了，干脆不看了。我们大人为了读名著，可以硬着头皮看注解，孩子却是连作者是谁也不管，尽管作品好看不好看。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从文字上说，这似乎不太符合翻译“信”的准绳，但通过这个办法，让中国孩子和外国孩子一样喜欢读这本书，这应该是原作者的希望，至多我认为这样做对得起原作者，符合原作精神，这倒是大大的“信”。如果地道一点，在译者前言后记中说明一下也就是了，而不影响孩子快活地读这本书则是首要的。

不过的确有无法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像美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Dr. Seuss）的作品，我读了近二十本，好容易才挑出五本翻译过来，包括他的代表作《戴高帽的猫》（The Cat in the Hat），为了押韵，我也只好不译作“帽子”而译作“高帽”，真幸而中文“猫”和“帽”押韵。其他十几本全是文字游戏，中文取不了巧。由于这个缘故很难译的书不少，名著《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就是一本。我记得译这本书的赵元任先生说过，他这本书是用游戏的态度译的。我觉得译幼儿书是要用这种态度，里面那么多“nonsense”，译者译书当然是严肃认真的，但反映在译文上可不能“严肃”，要不然反而违反原书宗旨，把小读者吓跑了。

我翻译这么久，觉得最有成就的是翻译儿童诗，翻译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儿童诗。上世纪50年代，我真花了很大力气译儿童诗，重要的儿童诗人的作品我都翻译过，像俄罗斯的普希金的童话诗，叶尔肖夫的长篇童话诗《小驼马》（即《凤羽飞马》）、苏联马雅科夫斯基、马尔夏克、楚科夫斯基、米哈尔科夫、巴尔托，意大利罗大里的长短儿童诗。假使你们不晓得他们，是因为你们没有接触过。假如你接触过，你就会晓得他们多了不起。还有英国了不起的诗人米尔恩的儿童诗是一流的。 这些诗当时大受小读者欢迎，一印再印，也遭到儿童文学作家注重，巴尔托的“快活的小诗”还成了儿童诗的一种样式。

我译的那些诗原作都是格律诗，我把那些诗译成了“我的”格律诗，无他，他们格律诗的音步不外乎“轻重”“重轻”“重悄悄”“悄悄重”“轻重轻”，也就是一个音步两个或三个音节，我也就按照原诗的音步，每音步两个或三个音节，或者译成“从前/有个/王子”，或者译成“古时候/有一个/小王子”。这样既跟原诗格律同“步”，又符合中国诗的习惯（普遍都是两音节一音步的，而京戏里不是有大量三三四格律的句子吗？像《失空斩》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读起来顺口——孩子读起来顺口，这是我最关怀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当时情况，翻译一时停顿，我感到我也有许多东西可写，一口气创作了许多诗，应该说，这是我长期翻译外国儿童文学，学到了不少东西，让我入了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