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梅：五十书行出边关，何惧征鞍路三千——忆李安宅、于式玉夫妇

 

上一期，小编推送的文章，向大家引见了现代康藏研究的四位伟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尼玛嘉措：《拓荒者：开启康藏研究的四位大师》。本期内容小编将向大家引见著名藏学家李安宅及夫人于式玉。从学者到军人，李、于两位教授为西藏地区的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历史，向两位教授致敬！

入伍西征

为完成解放全国的历史使命，1950年1月，中共地方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中共地方、西南局、西南军区把这个神圣、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二野18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其他军首长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们响亮地回答：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决不孤负领导的重托。当时，西藏在18军首长脑子里非常陌生，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宗教、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地理条件、历史沿革等，脑子里还是个空白。长征时红二、四方面军虽到过甘孜、道孚、炉霍，但金沙江以西的地区尚未涉足。所以，急需了解情况，制定政策。

贺老总（贺龙）是及时雨，向张国华、谭冠三推荐了两位知名学者，即华西大学教授李安宅、于式玉夫妇。于教授是陈云夫人于若木、钟赤兵夫人于陆琳的胞姐，她们曾向贺老总引见过李、于教授的情况。两位教授多年从事边疆研究，在康藏地区实地调查工作过，通晓藏语文并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日语，是著名的社会学、藏学专家，撰写过许多藏学论著，进军西藏正需要这样有特长、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两位教授的到来令军首长如获至宝，张军长、谭政委亲身接收他们入伍，亲手发给他们军装。

进军西藏，运营西藏，要靠政策吃饭，靠政策走路，以后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股力量，有许多严重问题需要研究。于是，李安宅夫妇到了18军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在李、于教授的协助下，18军政策研究室又招来十几位原蒙藏委员会和边研所的研究人员，其中就包括谢国安、祝维翰等知名民族学家、藏学家。

入藏之前，李安宅写下一首七律：

五十书行出边关，

何惧征鞍路三千。

伴同红旗浑忘老，

尝尽江山不费钱。

半生蹉跎喜梦醒，

万岁事业齐心干。

愿将余生献华夏，

同庆百族共骈阗。

情真意浓，发自肺腑。

李安宅、于式玉教授生平

李安宅，1900年3月31日出生于河北迁安县一个书香世家，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中学就读于教会学校，学习刻苦勤奋，能把一部《英汉字典》背下来，可谓奇才。1923年考入山东齐鲁大学，1924年转入北京燕京大学社会系研究班。1926年经成之桐引见前往燕京大学边教边读。毕业后留校，先后任社会学、哲学系助教，国际研究所编译员等，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次要是民族学。

协助做平民教育的宣传组织工作。两人生有一女，女儿不到周岁，妻子即死于肺病。他孤身无法抚育女儿，便把女儿送给挚友齐鲁大学的著名藏学家于道泉。1930年，于道泉的妹妹于式玉从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回国，经哥哥引见和李安宅结婚。

遭到严重破坏，李安宅的组织关系时断时续。1934年，他接受罗氏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留学进修，和组织完全得到联系。他在美留学期间曾赴美国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从事印第安民族社会教育研究。这期间，他写出了《印第安祖尼的母系社会》，翻译了英国民族学家功能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所著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和《两性社会学》，这两本书对中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编译了《巫术与言语》一书。

1936年年末，他回国在燕京大学执教，同时撰写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论著数十篇在报刊发表。1938年以《社会学论集》集为一册由燕京大学出版部出版。

于式玉，山东省临淄县葛家庄人，1904年出生于书香之家，自幼熟读四书五经。1924年随父赴日本就读于早稻田音乐学院，因不能忍耐四周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而弃学回国。1926年，她又奉父命东渡考入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本科，攻读文史。1930年毕业回国，在燕京大学担任日本历史课的教学工作，并兼做燕京大学图书馆日文部编目工作，同时还兼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日本历史课教学。

在李安宅夫妇的影响下，李安宅的四妹和于式玉的两个妹妹于若木、于陆琳在“七七事变”后都去了延安，投入抗日洪流。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在北平办了一所女子文理学院，想请于式玉出任院长。接受就是当汉奸，不接受就有被杀害的危险。正巧燕京大学拟派李安宅去甘南调查，出于民族大义，于式玉决定和丈夫离家出走，拒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出面劝说，要她和日本人合作，否则就不给李安宅调查经费，连薪金也停发。她和丈夫断然拒绝，不要他的经费和薪金。二人抛家离子，毅然离开北平。后经天津、上海绕道香港、越南，辗转奔赴艰苦的甘南拉卜楞地区。这一别竟是12年，其中有3年音信全无。

在拉卜楞的日子里

甘南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甘肃、青海、四川交界地区的次要寺院，保存着大量藏族历史文献和经书，是格鲁派有代表性的寺院。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来到这里后，就开始实地调查研究藏族宗教问题。为了研究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情况，李安宅专诚师事寺中高僧旦爵窝撒尔喇嘛。

1939年，在征得当地上层认识的支持后，于式玉创办了当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女子小学，招珍藏不只教授文化知识，还教她们讲卫生，协助她们梳洗打扮，甚至每月还要从15元生活费中节省下一点来赞助贫苦学生。

于式玉除了办学以外，还和丈夫一起从事藏族民情、风俗、宗教、文化等社会调查研究。利用她优秀的藏语文水平，在调查研究中协助丈夫李安宅记录信息，提问题，查材料，本人作无名英雄。

这期间，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李安宅写出了大量有关藏族宗教、文化、民俗等方面的论著，如区使用创化教育》等文章，不愧为中国藏学的先驱和专家。于式玉随情所至也写了一些文章，除引见一些藏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外，最次要的有两大主题：一是揭露藏族劳动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特别是女子苦难的一生；二是和挑言论针锋相对，从各方面论证藏族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既是历史现实，也是各民族的共识。

1941年，李安宅被华西大学聘为社会系主任、教授及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于式玉一人留在拉卜楞继续任教。当地一些不怀好意的上层人物对她处处刁难，想方设法阻遏、破坏她的教学工作。最初，当地政府强占了她的小学校舍，她被迫含泪离开拉卜楞到了成都，被聘为华西大学副教授兼做藏文材料工作。

1947年，李安宅应聘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任客座教授，讲授藏学。1948年，应邀到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次要本人在西藏的调查，写成20万字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以大量翔实的材料说明自古以来藏汉之间的密切关系，藏族在宗教、政治等方面早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个成员。该书拟在耶鲁大学出版，因他回国后不久中美断交，得到联系未得出版。1982年，该书被日本东史无前例的深入细致的调查报告。

创办昌都小学

李、于教授入伍后被分配到18军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后。两人非常兴奋。他们多年来自发的爱国举动，他们的学识，他们为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以及为社会人类学、藏学实地调查和调研所吃的苦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现在，他们的学识、特长，对国家、对兄弟民族的作用，比在拉卜楞时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这对他们夫妇来说，比什么都高兴。1950年年初，研究室全体人员经过短期训练后就踏上了进藏之路。

1950年10月24日，昌都战役结束后，李安宅、于式玉即随军进抵昌都。12月27日，昌都地区各族代表会议构成决议：“为发展藏族地区人民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应普遍建立小学。”1951年1月2日，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正式成立，立即委托文教组担任人李安宅、于式玉两位教授会同昌都各阶层人士共同协商办学事宜。1月12日召开了昌都办学董事会，会上推选昌都寺二活佛谢瓦拉为董事长，解委会副主任德格·格桑旺堆、摄金次噶、甲本慈诚、李安宅、于式玉和魏克为董事。董事会商定先办冬学，招收学生不受性别、年龄、民族、贫富、信仰的限制，上层贵族和各族贫苦百姓均可入学，以学藏文为主，选修汉文。校址设在昌都西北角一座破旧的城隍庙里。解委会和驻军52师给予了大力支持，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就抽调藏、汉族优秀干部。

1951年1月中旬，冬学开学了，40岁的格桑旺堆副主任和他的女儿拉觉旺姆、儿子强巴格桑及用人的子女阿宝，都是学汉语文的学生，同时也是教藏语文的老师。学员中有昌都寺大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二活佛谢瓦拉、察雅活佛罗登协绕以及校董甲本慈诚等。藏、汉语文课都要开，教这样各阶层人士、文化程度悬殊的学生难度非常大，幸亏有热心于藏族人民教育事业的李安宅、于式玉教授。不久，冬学发展为小学，即昌都小学，这是西藏地区创办的第一所小学西藏地区办得最早的还应该数昌都小学。毛泽东把修路和办小学并提，可见办小学的重要。

两位大学教授为了发展藏族人民的教育事业，屈尊做小学老师，令人敬佩。他们一面担任小学的领导工作，一面当起藏、汉语老师。

两位教授创新了教学方法，没有教材就本人编写，现编现教。位教授的热心教学下，成绩显著，不但本人学到了文化，还把自已学到的知识，回到家中又教给父母、弟妹和亲友。

两位教授不但是学生的好老师，也是学生的好家长。李教授不只管教学，连学生的生活、穿衣戴帽都管，对学生的一些不良习惯也随时纠正。于教授对待女生像对本人的女儿一样关怀爱护，教她们梳洗发辫，扎各种花结，给孩子们讲故事。在他们的努力下，学生们不只学习了文化，也学会了唱歌跳舞。一个以前多年荒凉冷清的城隍庙，变成了昌都最活跃、最有生气的文化中心。昌都小学很快成了当地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生力量。在欢送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去北京时，昌都小学表现得最突出，最引人瞩目。学生们穿上鲜艳的服装，跳起精彩的歌舞，献上代表们喜爱的红花，放出一群意味着和平、自在的鸽子，飞翔在青藏高原的碧空。

两位教授还是学生身体健康的“守护神”，小学是他们传播科学卫生知识的阵地。1951年春，学校召开家长会议，讲述防病治病的意义和重要性，会后在校生都种了牛痘。在学校的影响下，校外的270多名儿童也种了牛痘。一个名叫格隆的学生家长感激地说：“过去有钱的人才能种这种吉祥痘，我们农奴的孩子是没有这个福分的，今天‘金珠玛米’给俺孩子种了牛昌都小学起到了民族政策宣传员的作用，对加强藏汉民族间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民族和睦起到了极其良好的作用。

纷纷去找解委会领导，要求把两位教授留下来。临行那天，学生们来得特别早，女生打扮得格外漂亮，家长们也端着青稞酒、鲜奶茶，捧着洁白的哈达前来送行。当李、于两位教授走向学生行列时，人们把他俩围得风雨不透。女生送上鲜艳的格桑花，男生献上洁白的哈达，大家流着泪，唱起送行歌，跳起祝愿舞。此时此刻，他们再也无法抑制本人的感情，把惜别的泪水洒在了这片深情的土地上！

开办藏训班

1951年，李安宅、于式玉夫妇随18军军次要学习藏语文。同时设有印度乌尔都文和尼泊尔文班。后随着情势发展，又开设了英语和汉语班。共收学员1250多人，编5个队，多数是部队连排干部和地方机关一般年轻干部，也有部、处级干部数人；文化程度中学占多数，也有一部分大专和极个别小学程度的。

专家、学者汇集藏训班，曾被誉为“西藏当代的高级学府”。师资力量很强，有社会学家李安宅、于式玉，通晓英、尼、藏、汉语文的专家谢国安，通晓藏语文的刘立千、张西申、傅湘，以及言语学专家金鹏，佛学专家韩镜清，社会学家林耀华和研究生王勇等。

在创办藏训班的过程中、藏族上层高级知识分子擦珠活佛、江洛建公和阿沛·才旦卓嘎等给予了支持，还聘请了雪康吉仲·土登尼玛、霍尔康色、金钟·坚赞平措、唐麦·贡觉白姆、车仁·仁软卓玛、桑林·次仁白珍、桑颇·晋美、雀科·德央、赤且布则、索朗班觉、央金卓嘎、江洛建·央金卓嘎、车仁·次仁央宗、错哥·德洋、贡嘎喇麻、孜伸·强巴旦达以及因而积极性很高。

当时，住宿条件很差，学员和工作人员都住在进藏途中用过的破旧不堪的帐篷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教具除临时做的几块黑板外，再没有其他东西，在露天坝上课，膝盖当课桌，忍饥受冻，毫无怨言，边学习，边修建校舍。李安宅教务长带领于式玉、谢国安、金鹏、韩镜清、祝维翰、傅湘、张西申等老师通宵达旦编教材。他们有的已年过半百，有的已年逾花甲，但都不怕苦，不怕累，日夜劳累。

创办汉语文班——社教班

1952年五四青年节后，藏族十余名贵族青年要求入学，又成立了汉语文班，又称社教班。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西藏“伪人民会议”对贵族青年进社教班很不满意，用辟谣、要挟、恐吓、诱惑等软硬兼施的办法进行破坏。相反，他们越破坏来的学生越多。这些青年大多数在国外读过书，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和革新要求，也很敬重学识。李、于两位教授在美国讲过学，任过教，在贵族阶层和学员中有一定的威望，很受敬重。这批青年在社教班学习很活跃，雪康吉仲·土登尼玛、唐麦·贡觉白姆、桑林·次仁白珍、雀科·德央、才旦普赤、桑颇·晋美、江洛建·央金卓嘎、白玛生格等在宇妥小礼堂登台跳舞，影响很大。因而

李、于两位教授通过家访，直接和上层知识界重要人物接触，有个别噶伦，多数是札萨、台吉以下官员。地方的各项民族政策带来了一些有利条件。1952年10月，藏训班改为西藏军区藏语文干部学校，谭冠三政委兼校长和党委书记，慕生忠兼第二校长。于式玉任副教务长，她编教材、刻蜡版、推油印机，还要组织专家编写教材，经常带病通宵达旦地工作。她一改过去寺院教藏文逐一字母教学和先讲烦琐语法的老式教学方法，改用规范化的拼音教学法。这是一个成功的改革，汉族学员在三个月内就能学会讲藏语，并能登台用藏语演讲。

1952年8月，李安宅调出，和多吉才旦、陆

两位学者，矢志茹苦耕耘拓荒，已是香飘海外，有著作传世；

一本故事，书尽含辛爱国奉献，未逢催花春雨，可激奋后人。

（本文改编自王先梅：《五十书行出边关，何惧征鞍路三千》，载庆祝昌都解放70周年系列丛书编委会编：《印迹——留念昌都解放70周年回忆录》，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