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1 子曰：“辞，达而已矣。”
【正文】
▲辞：辞令，指社交、外交场合中得体的应对言辞。也指文辞。
▲达：通达。《子路篇》13.5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译文】
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可以了。”
【学而思】
说话、办事、写文章，能够清晰明了地表达意思就可以，为了添加说服力，适当用典也是可以的，但不需要言辞华丽，长篇大论。
参读：
《雍也篇》6.2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张篇》19.4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李泽厚《论语今读》：可惜的是，今日的标准恰好相反，“辞”不求达而求不达。君不见，一大本或一大篇学术论文，纡回弯曲，佶[jí]屈聱牙，似通非通，极为难读。经常使人头昏脑涨，如坠五里雾中，而“篇中接渺茫”，仍然不知所云。听说这才深刻、真实，才是杰作、佳文、“后现代”。我实在不懂，所以宁肯听从顽固守旧的孔夫子，而不敢苟同今日的时髦批评家。
《庄子·杂篇·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译文】言语是用来传告思想的，领会了意思就忘掉了言语。（王阳明：“你若记得，未必晓得；你若晓得，不必记得。”）
【知识扩展】
《荀子·正名》：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fǔ]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讱，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故愚者之言，芴[hū]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誻誻[tà]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故穷借而无极，甚劳而无功，贪而无名。故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恶焉。而愚者反是。
【译文】君子的言论，深入而又精微，贴近人情世故而有法度，表面看来并不一致，实际上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同一道理。他使名称无误，言辞恰当，尽力表达他的思想。那些名称和辞句，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只需能够相互沟通思想，就可以了。那些不合礼义的标新立异，就是邪说。所以名称只需足以反映事物的实际，辞句只需足以充分地表达思想，就可以了。离开这个标准，就叫做故意讲那些艰难隐晦的话，这是君子所要抛弃的，然而愚笨的人却拾取来当作本人的宝贝。所以愚笨的人说话，轻浮而且粗鲁，喜欢争持又没有条理，七嘴八舌、声音嘈杂。他们搬弄各种诱人的名称，使用各种诱人的辞句，而他表达的思想内容却不十分深入。所以没完没了地假借各种名称和辞句反而抓不住次要思想，费力很大反而收效很小，贪求名声反而得不到名声。所以，智者的言论，思索它容易理解，实行它容易安定，坚持它容易立脚；有所成就，必然遭到人们的喜爱，而不会遇到人们的憎恨；但是愚笨的人与此相反。
《仪礼·聘礼》：“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
【译文】聘问的言词没有定则，但要谦逊而和悦。辞令太多则显得言辞华丽，言辞太少，则又不足以表达意思。如果辞令能足以表达意思就止，那就是外交场合中应对言辞的极致水平了。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上爱其文，命于通事舍人里供奉。
初，昌龄与进士王公治皆善属文，名振京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贡举，黜之，举朝莫晓其故。及奏第，上怪无二人名，诘之。师旦对曰：“二人虽有辞华，然其体轻薄，终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后进效之，伤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译文】五月戊子（初三），太宗临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进献《翠微宫颂》，太宗喜欢他的文字，命他供奉在通事舍人班子里。
起初，张昌龄与进士王公治都擅长做文章，在京城有名声，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掌管贡举事，没取中他们，朝内外都不明白是何缘故。等到上奏给太宗进士及第名单，太宗奇怪没有这二人名字，便质问王师旦，师旦答道：“此二人虽然文辞华丽，然而其文体轻薄，终究成不了大器。如果让他们中高第，恐怕后来的人一意效法，有伤陛下的雅正之道。”太宗赞许他的回答。
《资治通鉴·唐纪十八·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是岁，有刘晓者，上疏论选，以为：“今选曹以检勘为公道，书判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书判借人者众矣。又，礼部取士，公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译文】本年，有个叫刘晓的人，给唐高宗上书论选拔人才。他以为：“现今掌管选拔人才的官员，以考核功绩为公道，以书法和文理优劣作为获取人才的标准，而不晓得调查人的道德品行和才能。何况假借别人的书法和判文的人多着呢！还有，礼部开科取士，专以文章好坏定等次，因而天下的士人都舍弃道德品行而追求文学艺术，结果出现了早上考取甲科进士，晚上即因犯罪而被判刑的人。这样的人，即便每日能诵读万句文辞，对治道又有什么益处！能外行走七步的时间内写成文章，不足以教化百姓。更何况把心思全贯注在花草树木之间，将笔墨全耗费在云霞之际，这种情况竟成为风气，岂不是太荒谬了！人们羡慕声名的本性，就像水必然向下流一样，在上位的人喜欢什么，在下位的人喜欢的程度就一定会超过他们。陛下如果选拔人才，首先考虑道德品行，文学艺术放在末位，则众多的士人将竞相奔向高尚道德品行的目标，四方就会闻风响应。”
《资治通鉴·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二月癸未，上与宰相语，患四方表奏华而不典，李石对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
【译文】二月癸未（十三日），唐文宗和宰相商议朝政时，对百官和藩镇给朝廷的上奏文字华而不实表示担忧，李石回答说：“古人写文章时，总是根据事情的不同情况来决定文章的体裁和用语，现在的人则只顾言语华丽，不惜妨碍对现实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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